美国历史上的妇女(4)

美国历史上的妇女（4）──女权运动第三次浪潮陈其一、第三次浪潮的起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最初10年间,一些出类拔萃的美国妇女在国家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等领域中占据了显要地位。

这一现象令人鼓舞。

但不为外人注意的是,在此时段内的9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兴起了第三次浪潮。

与前两次浪潮相比，第三次浪潮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 甚至可以说混乱得多。

如前所述，美国女权运动的第一次浪潮，虽然总体上涉及妇女的各种权利，但基本上聚焦于妇女的选举权；第二次浪潮的主要关注点是妇女的就业机会平等和报酬平等，以及有关生育的各项权利，特别是自主堕胎的问题; 为妇女和儿童设立了家庭暴力避难所；要求公开报告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和强暴；开辟避孕和其他生育服务的渠道；为妇女在工作场所制定和推行反性骚扰政策；养育儿童服务；为年轻女性提供平等的、更多的教育资助；开设妇女研究课程。

这些进展都为第三次浪潮提供了基础。

第三次浪潮的主体是新一代女性。

根据某些学者的总结，第二次浪潮的女权主义者是“在政治和文化相互结合的地方成长起来的”，是“肯尼迪时代、越战、民权运动和妇女权利运动”的产物；第三次浪潮则孕育于朋克摇滚、嘻哈音乐、科幻小说作品、消费主义和互联网的时代氛围中。

这些新女权主义者是1972年《教育法第九修正案》(Title IX)颁布后，与女性文化和女权主义一同成长起来的。

作为女性，她们在入学、经济资助、应聘、提升和工资待遇等方面的待遇得到改善，在获得教育机会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文化素质和接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

她们与上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者截然不同，不再仅满足于获得局部的解放，也不止步于复制过去，而是要发现自己的道路。

她们提出多方面、多层次、非单一的诉求，以实现完全属于自己一代的全新理想。

作为对第二次浪潮中忽视问题的回应和反弹，第三次浪潮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兴起。

成长于第二次浪潮中的新领袖，如黑人妇女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1]和其他许多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试图在女权主义思想内部开拓新空间，把问题集中在种族与性别的交叉点上。

第三次浪潮与前两次的不同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前两次浪潮大体上是白人中上阶层、身体健全人和异性恋倾向的妇女参与的运动。

虽然黑人妇女和女同性恋者也是前两次浪潮的重要参与者，但基本上遭到女权主义者的忽视或歧视。

第三次浪潮则试图把范围更广、不同类型的妇女包括进来。

因此，“女性”一词，到第三次浪潮时已代表“多肤色、族群、民族、宗教和多文化背景的女性”；其二，第三次浪潮追求解决更广泛社会阶层的妇女面临的种种问题，而不仅仅是白人中产阶级妇女所追求的目标；其三，它对“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传统定义发起挑战，因为在她们看来，这些定义虚构出一种所谓的“普遍女性认同”，而且过分强调中上层白人女性的风格和特质。

在《求真》引言中，一位第三次浪潮的奠基者和领袖写道：“流行概念所创造的能干女性应当具备的外貌、行为或思想的理想形象的‘完美女性气质’，简直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发明而已，那是一个根据生物学和美德教义照本宣科进行演绎的剧本角色”。

20世纪90年代早期，几起事件标志着第三次浪潮的到来。

首先，首都华盛顿华等地出现狂野女孩运动(Riot Grrrl Movement)。

其根源是诞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朋克运动（Punk)。

朋克起源于六十年代车库摇滚和前朋克摇滚，是一种简单摇滚乐，其音乐不拘泥于技巧，注重表达的是思想解放和反主流的激进立场。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朋克运动在英美两国蓬勃开展。

到了90年代，美国的“女孩”（grrrl）一词使用了“咆哮发声”的三个重复字母“r”,来宣示女性的自我张扬、自我肯定和充分解放。

狂野女孩运动实际上是一种紧跟时尚的次文化现象。

除音乐活动外，它还包括艺术、科幻小说和杂志、积极参与政治、宣扬“自己动手” 伦理（DIY PHILOSOPHY）。

她们的处世态度是“自给自足”“自强自立”，经常讨论的话题包括强奸、家庭暴力、性和女性自强等。

该运动“通过一个强大的、具有女性倾向的妇女团体，表达出对社会问题的强音”。

它鼓励年轻女孩积极介入，把昭示“青春期少女的立场”作为运动的中心，目的是赋予女性掌握自己声音和表达艺术的力量。

卷入狂野女孩运动的有几个乐队，如“比基尼杀手”和表演者（bratmobile）, 这两者引领着狂野女孩革命，挑战朋克圈子中长期被男性独霸的局面。

当时的类似乐队还有第17个借口，自由小猫和第五排，等等[2]。

这一运动通常被视为第三次浪潮的起点。

新浪潮的兴起，还与另一重要事件有关。

1991年，克拉伦斯·托马斯被提名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参议院准备对托马斯的任命进行投票表决。

在这关键时刻，托马斯的女助手、时年３５岁的安妮塔·希尔指控托马斯曾对自己实行过“性骚扰”，迫使参议院推迟表决。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接连三天举行听证会，在美国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最后听证会因“查无确证”，草草收场，参议院遂以52对48票通过总统对克拉伦斯的提名。

为回应这一结果，女权主义者丽贝卡·沃尔克发表题为“第三次浪潮形成”的文章，声明：“我不是后女权主义的女权主义者，而是第三潮女权主义者”。

美国广大妇女则以声势浩大的自行车游行的方式表示抗议。

此外，如前所述，上世纪90年代是美国精英妇女开始大显身手的时代。

1992年是所谓的美国“妇女年”，有四位女性成为联邦参议员，女参议员人数增加到6人，1993年增加到7人。

20世纪90年代，还出现了美国第一位女联邦检察长和女国务卿、第二位联邦最高法院女大法官，首位具有独立的政治、法律、联合行政和公共服务事业的第一夫人。

这些积极现象，却从反面为第三次浪潮的兴起提供了背景。

因为在第二次浪潮里中上层白人妇女取得的成就，对少数民族和其他弱势妇女群体而言，恰恰是巨大缺陷，第三次浪潮正是对这一缺陷的直接回应和反弹。

二、第三次浪潮的理论与实践第三次浪潮理论的特点是流派纷呈，计有反种族主义、有色女性意识、妇女主义、后殖民理论、批判性理论、后现代主义、跨民族主义、经济女权主义、自由意志女性主义、新女权主义理论、跨性别政治，以及对性别二元对立说的拒绝。

它还强调性别的模糊性，并吸收了同性恋的理论因素。

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第三次浪潮意识形态的中心是对性别和性欲的后结构主义解释。

“性的积极性”被认为是第三次浪潮的一部分，性欲被当做生活中的积极面加以赞扬。

很多第三次浪潮女权主义者对第二次浪潮时对色情业和性工作者的抨击进行了反复斟酌，并重新做出正面解释。

对于第二次浪潮中提倡的“女人特质”，第三次浪潮以自己的哲学加以否定。

1992年,一个全女子乐队演奏了“所有女人都是泼妇”（[3]）, 1999年女作家伊丽莎白·沃策尔（Elizabeth Wurtzel)出版的《泼妇: 赞扬困境中的妇女》，都昭示了自己的“泼妇哲学”。

根据后者的解释，所谓的“泼妇哲学”就是：“我想尖叫、狂喊、让发动机空转、喜欢的时候就大叫、只要乐意，就在纽约高级购物区大发脾气；把自己生活中最私密的细节向完全的陌生人坦露；我行我素，干自己想干的事，做自己想做的人。

十分简单，这就是我的泼妇哲学”。

总之，第三次浪潮思想汇集了很多矛盾与冲突，突出特点是其理论的多样性和矛盾性，缺乏统一思想。

由于这些纷繁的意识形态相互重叠和交叉，有些女权主义者认为自己一身多任，从属于不同流派的女权主义者。

更糟糕的是，如此五花八门的信念和诉求，使一些第三潮女权主义者讨厌自己被称为女权主义者。

其他一些人，则希望保持并重新定义这个词，以把新思想包括进去。

第三次浪潮关心的主要问题包括：种族、社会阶层和性问题，包括工作场所中经常发生的问题，如性骚扰、不公平产假政策、母亲权利，即通过医疗保险和儿童保险的手段保障单身母亲，尊重职业女性和离职做全职母亲的女性。

其中，她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仍是生育权利，如避孕和堕胎。

但是，第三次浪潮女权主义是在更深层次上，不再仅满足于控制人和妇女的生育能力，她们不仅要解放妇女, 更重要的是让妇女“掌握自己”。

1973年，妇女虽然取得了堕胎合法化的胜利，然而此后二三十年间，美国各州对“堕胎合法化”的限制却日益增多，管控得越来越严。

这些限制包括强制性的“堕胎等待期”、父母双方同意法和配偶满意法。

甚至到21世纪初，南达科塔州仍在颁布除非为保护母亲生命而必须的堕胎，在所有情况下禁止堕胎的法律。

这些法律在女权主义分子的眼中，都是对妇女民权和生育权的限制。

她们为放宽甚至挣脱这些限制而继续斗争。

第三次浪潮还试图彻底铲除对女性的侮辱性词汇（derogatory terms）。

在男性主宰的社会中，存在大量对女性的侮辱性名词。

他们深入大男子的骨髓，成为他们泄愤时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口头语。

虽然美国妇女的地位比起百年前，甚至几十年前有了显著改善，但那些积累了两百多年的污言秽语，仍在美国日常生活中沿用。

诸如“老处女”（spinster）、“母狗”（bitch）、“妓女”和同性恋女人（whore）等，仍然继续流行。

第三次浪潮女权主义者决心改变这种状况。

第三次浪潮对美国的日常语言也产生影响。

女权主义者认为语言直接影响到现实观念。

针对英语中很多重男性色彩和带有“性别歧视”元素的语言，女权主义者展开了斗争。

她们主张使用无性别意识语言，如用“Miss”统指所有已婚和未婚女性，或在某人性别不明时，用“他或她（he/she）”表示，而不象以前只用代表男性的“他（he）”。

她们还支持使用包含两性元素、而非特指男性的语言，如以“humanity” 取代“mankind” 来表示“人类”；为打破男子的政治垄断，倾向用无性别指向的chairperson取代chairman（主席）三、第三次浪潮中的矛盾与困境对第三次浪潮的主要批评之一，是它在理论上的混乱并缺乏统一的奋斗目标。

如果说第一次浪潮是要妇女获得选举权，第二次浪潮通过斗争使妇女获得在职场的平等机会，结束了法律上的性别歧视，取得了合法堕胎权，第三次浪潮则缺少一个统一目标。

女权主义运动虽然取得积极成果，也带来令人困扰的问题。

女权主义运动，特别是其第三次浪潮，对妇女和社会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导致对女权主义的反思与批判，甚至有的学者对女权主义加以否定。

有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对“母狗哲学”和“狂野女孩”不以为然。

她们批评说，在美国流行文化中本来就缺少多样化的、正面的女性形象代表。

在媒体中，女性总显得不健康---她们紊乱的饮食习惯、表现为完全为满足男人需要而存在的性物品、具有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倾向。

她们认为的理想女性应是充满才智的，特别是女政治家，更应表现出智慧和文化素质，“狂野的母狗”只能为妇女的“负面形象”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