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精选笔记

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精选笔记

在中国，个性解放带来的苦闷和彷徨总是多于喜悦；启蒙的工作始终做得很差，理性的力量总是被非理性的狂热所打断和干扰；超出常轨的历史运动带来了历史性的进步，同时也带来某些的失误；灾难常常不单是邪恶造成的，受害者们也往往难辞其咎；极速转换的快节奏与近乎凝固的缓慢并存，尖锐对立的四分五裂与无个性的一片模糊同在。后世

的人已经很难想象标点符号的使用在当时曾经历了怎样的

鏖战，很难想象鲁迅何以称赞刘半农对于“她”字和“牠”字的创造是五四时期打的一次“大仗”。本世纪初文艺革新的先驱们

不止一次提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范例——乔叟、但丁摒弃拉丁语，用本民族“活的语言”创造出“人的文学”。诗是文学中的艺术思维进行创新时最敏锐的尖兵。诗歌语言是一般文学语言的“高阶语言”，它从一般文学语言中升华又反过来影

响一般文学语言，因而先天地具有某种“脱离群众”的“先锋性”。二十世纪世界文学艺术的大趋势，是尽力寻找全新的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和表达方式，以开掘现代人类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及其对外部世界的“掌握”。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中蕴含着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特征就是强烈的“整体意识”。一个宏观的时空尺度——世界历史的尺度，把我们的研究对象置于两个大背景之前：一个纵向的大背景是两千多年

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当我们论证那关键性的“断裂”时，断

裂正是一种深刻的联系，类似脐带的一种联系，而没有断裂，也就不成其为背景；一个横向的大背景是本世纪的世界文学总体格局，不单是东西方文学的互相碰撞和交流，而且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文学在本世纪的崛起。——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原载《文学评论》1985年5期如果晚清小说的确有启蒙，那也不是梁启超时代的知识分子及其五四同人希望我们相信的启蒙。晚清小说的现代性既不表现于严复心目中的载道理论，也不表现于梁启超的末世想象。它其实是由严及梁所贬抑的“颓废”气质中

迂回而生的。严复及梁启超在开始将（新）小说理想化之前，都对（旧）小说大加抨击。严复呼应传统儒家的偏见，指称小说导人贪淫，而梁启超则怪罪小说散播中国旧社会腐败的生活理想与迷信。他说：“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

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 梁启超与王国维分别是晚清小说批评的两大巨匠。一位批评家（袁进）说，“梁启超打着‘新小说’的旗号，文学观念的核心却是旧的。王国维推崇旧小说《红楼梦》，文学观念的核心却是新的。”

鲁迅一代之后的中国作家在处理过剩的情感时，并不比晚

清人强。这些作家及批评家迂执于某一种过度的情感，反而

发展出一种歇斯底里的盲目，使得中国认可自己除政治之外无力处理感情的无能。相反的，事情一有差错，就怪罪（旧）中国，因为在这种盲目中，所有的创伤都是政治的创伤，而所有文学上的失败都是肇因于对国家毫无报偿的爱。——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原载《中国现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民族国家论述——从晚清、五四到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1995年鲁迅在民元前的翻译成绩，最为人称道的是《域外小说集》（上下集共16篇，周作人翻了13篇，鲁迅翻了3篇），但那是在1909年3月出版的。他最早发表的作品是1903年的《斯巴达之魂》。这篇作品究竟是翻译还是创作？一直有人在争论。严复以外，晚清另一位重要翻译家林纾的情形更明显，一来他所翻译的全是文学作品，二来他完全不懂外文，他能够成为“翻译家”，全是因为他的桐城古文，换言之，他是以古文家的身份而成为翻译家。钱锺书后来评论林纾的翻译时，他说林纾对狄

更斯作品“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饰一下，因而语言更具体，情景更活泼，整个描述笔酣墨饱”，好像他大笔删去的或随意加入的部分都不重要似的，他甚至说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也不愿读原著，“理由很简单：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得多。” 鲁迅承认了《域外小说集》（“行文生涩，读之如古书”）译本的失败。冯至的评论最中肯：“我们不能

不认为它是采取进步而严肃的态度介绍欧洲文学最早的第

一燕。只可惜这只燕子来的时候太早了，那时的中国还是冰封雪冻的冬天。” ——王宏志《民元前鲁迅的翻译活动——

兼论晚清的意译风尚》，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3期《新青年》是一本非常主观的刊物。除了“通信”栏，其他版面上概不发表与编者意旨相悖的文字。编辑委员会成立后，更公开宣布《新青年》“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在这样一种编辑方针支配下，《新青年》当然会形成鲜明的个性，正如同用一个特别的模子，必然会浇出一个同样特别的铸件，连它身上的每一道裂痕，都能从模子本身的不平整中找到出处。《新青年》个性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实效至上的功利主义。第二个特点，就是有一种措辞激烈，不惜在论述上走极端的习气。第三个特点，是绝对主义的思路。《新青年》个性中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就是

那种以救世主自居的姿态。这种救世主心态对《新青年》

上许多文字的影响，实在太深刻了。许多作者都喜欢做总结，而且你刚刚对这个现象做了总结，立刻又跳出来第二个总结。认真起来说，五四时代提倡的个人主义，其实是一种《新青年》版的个人主义，虽还是用同一个名词，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却有绝大的不同。那一代知识分子曾经对“国家”、“民族”

这一类集合概念发动过相当猛烈的抨击。包括陈独秀、钱玄同、李大钊、鲁迅和周作人，就都批判过这些概念的虚伪性。可是，在他们的文章里，不断出现那种“如果不这样，国家必

亡矣”的论证句式。《新青年》同人所提倡的文学革命，本来就不是出于对文学的虔敬，他们不过是想从这里打开缺口，为新思想凿通一条传播的渠道。白话文运动岂止是一个文学语言的变革？它分明是整个社会书面语言的变革。——王

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选自《刺丛里的求索》，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版单以文章论，褒扬六朝而贬斥唐宋，周氏兄弟的这种阅读趣味，明显带有章太炎的印记。朱光潜将“静穆”作为艺术的最高境界，自成一家之言。只是其言必称希腊，靠打杀屈原、阮籍来“垫高”自家的美学理想，为鲁迅所不耻。三十年代中期的周作人，讲情理，重常识，求节制，主要体现“得体地活着”，不

再“知其不可而为之”，故“温润”有余，而“勇猛”不足。周作

人称其理想是达到《颜氏家训》的境界：“理性通达，感情温厚，气象冲和，文词渊雅。” 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发轫之作，胡适的《文学改良诌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共设

立了三个批判的靶子：桐城派、骈体文和江西诗派。鲁迅

问学于章太炎，可对于“文学”的理解，却带有刘师培（他师

承阮元）的印记。五四新文化人中旧学修养好、有能力从学理上批评选学的，基本上都是章门弟子。废名撰于1936年的《中国文章》中，有一妙语，“我读中国文章是读外国文章之后再回头来读的。” “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此乃日人大沼枕山汉诗，为永井荷风所引录，更为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