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的主要思想

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其由北宋河南人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集为大成

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一派，有时会被简称为理学，与心学相对。是指中国宋朝以后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家流派，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他有不同的名称，如天、道、上帝等），而且他是善的，他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而人在世界万物纷扰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社会便失去“礼”。

所以如果无法收敛私欲的扩张，则偏离了天道，不但无法成为圣人（儒家最高修为者，人人皆可达之），还可能会迷失世间，所以要修养、归返、并伸展上天赋予的本性（存天理），以达致“仁”的最高境界，此时完全进入了理，即“天人合一”矣，然後就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时人欲已融入进天理中（灭人欲，不是无欲，而是理欲合一），无意、无必、无固、无我（从“毋”变成“无”），则无论做什麼都不会偏离天道了。

程朱理学的基本观点包括：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体系，认为理或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理一分殊，认为万事万物各有一理，此为分殊。物、人各自之理都源于天理，此为理一；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构成人的本质，在人间体现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人欲”是超出维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与天理相对立。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视为人欲，是封建纲常与宗教的禁欲主义结合起来。

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适应了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转变，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增强的需要，他们以儒学为宗，吸收佛、道，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使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为封建等级特权的统治提供了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适应了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深得统治者的欢心，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通过对二程理念的总结和归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朱熹将儒家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其成为儒家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一提到理学，人们马上会想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在理学发达之前，“仁”是儒家中心思想，虽然是一种有等级尊卑的爱，但“仁”是以人性为基础。虽然传统儒学也主张孝道和贞洁，但其禁欲色彩并不浓厚。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以後，已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二程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并称：“无人欲即皆天理”。朱熹用饮食为例阐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在宋朝以後，中国很少再出现像李白这样“我本楚狂人”的诗人了。程朱理学反对佛道的虚无主义，认为它忽略了伦理道德秩序，但同时又从道家思想里借鉴了许多关於道的论述，作为儒家形上哲学体系的材料。其实这正是儒家经典《大学》所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具体表现。

朱熹的思想体系博大精微，教人的方法也较为平易近人，因此能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朱子是继孔子後，儒学集大成者。他的许多著作都是下细功夫的。他与吕祖谦共同编撰了一本著作《近思录》作为理解四子书（指周、二程、张）的阶梯，而他认为四子书是通往五经的阶梯，《近思录》曾为後世儒生必读。熊赐履大肆鼓吹程朱学说，强调：“朱子之学，即程子之学。程朱之学，即孔孟之学。若程朱非，则孔孟亦非矣。程朱之学，孔孟之学也。程朱之

道，孔孟之道也。学孔孟而不宗程朱，犹欲其出而不由其户，欲其入而闭其门也。”

从社会发展来，说宋代之后，封建社会组织体系构建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程朱理学：朱熹所著《四书集注》成为钦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历时长达700 年之久（即直到1905 年废除科举制度方为终结）。那么，程朱理学的体系又是怎样的呢？“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三人都是以注释孔子、孟子等“经书”来传播自己思想的，所以很多人认为他们是中国儒家的传承人，把他们列为儒家之列。但是，他们对孔子、孟子的“经文”注释中，有很多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进行的。比如：孔、孟的“仁”，是民本主义的“仁慈”意思，并成为了传统儒家的核心思想，所以有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之说，唐太宗李世民“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治国基本理念，是与孟子这种“仁学”思想一脉相承的。

可以说孔子、孟子的“仁学”思想是很明确的，唐太宗的社会政治实践也是明摆在那里的。但到了“二程”那里，就公然把“仁”注释成：“仁者公也，人一作仁”[2]——概念内涵完全被偷换了，民本主义的“仁”变成了抹杀人与人之间个性的“大一统”思想。而到了朱熹那里，则成了“修道以仁”——孔、孟“仁学”的提出，本身就有着很强的社会与政治实践意义，但在朱熹的注释下，把这些社会政治实践意义完全抽走了，成为个人“天人合一”的修为之术，所谓“成己之道在乎仁”，而要实现这个“仁”则“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3]明明是关乎社会实践的民本主义，怎么偏要神神叨叨地注释成为个人漫无边际、神游太虚的“知天”修为呢？

虽然朱熹等人致力于将孔、孟儒学神圣化与神秘化，但既然连儒学的核心内涵都随意置换了，那么什么“新儒学”等也就无从谈起，也就构不成什么“传承”、“发展”关系了。所以现在有许多学者指出程朱理学是对中国传统儒学的歪曲甚至背叛，看起来也是不无道理的。

总的而说，程朱理学顺应了时代发展，主要是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得到了统治者的赞扬和宣扬。然而，程朱理学阻碍了时代精神的发展，三纲五常的误解和女性思想的束缚，带来了无数的惨剧。所以在外来思潮和本地开化建思想的冲击下，程朱理学渐渐瓦解和被时代遗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