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系军阀张作霖竟然是死在“东北大豆”上

奉系军阀张作霖竟然是死在“东北大豆”上
1928年6月4日凌晨五点，一声巨响从沈阳城皇姑屯方向传来，惊醒了还在沉睡中的市民。

在皇姑屯东方南满线和奉山线的交叉点发生剧烈爆炸，硝烟弥漫、直冲云天，从北京返回沈阳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乘坐的天蓝色装甲车和连接
在前部的餐车，车体像刀割的一样被切断，颠覆在线路以外，熊熊燃烧。

坐在这节车厢的张作霖被赶来的宪兵抬进车里，似乎是负了重伤，同行的吴俊升炸死，日本顾问仪我诚也（少佐）也负轻伤主要是在面部及腰部。

奉系军阀在民国诸军阀中的实力是最为强大的，无论从经济实力(拥有银行、铁路、兵工厂）还是军事实力（有飞机、炮舰）。

势力曾经延伸到长江下游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死，在民国绝对是一件大事。

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真理的正义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就是说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必须从经济中去发掘政治现象产生的原因。

从经济中寻找奉系军阀兴衰就不能不提东北的特产-东北大豆。

奉系军阀的兴衰和东北大豆是分不开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行为也与大豆有着直接与间接的关系。

东北大豆的兴起东北大豆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从1861年营口开港到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这是东北大豆的
起步阶段。

在此阶段，大豆的贸易中心是营口，其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英国根据《天津条约》，将牛庄开辟为商埠。

营口开埠，使东北经济迅速的进入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

1861年清政府“许开豆禁”，1862年准许英国等外国轮船运销东北大豆。

1863年‘清政府正式下令“各海口豆石开禁，准令外国商船运输”，也就是说准许外国到中国港口进行大豆的转口贸易，使大豆的贸易成为国际间的自由贸易。

营口输出大豆三品，在1864为大豆81.6万担，豆饼84.2万担，豆油7300万担，1867年增长为大豆100万担，豆饼116万担，豆油23000担。

此时的外商只是取得了贩运大豆三品的权力，大豆主要还是运销于中国本土的华南和华中。

大豆外运始于1869年清政府取消大豆外运的禁令，大豆开始进入国际贸易舞台。

1873年清政府又采纳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建议将大豆拿到奥地
利参加万国博览会，大豆顿时受到各国客商的青睐，开始真正登上国际舞台。

东北大豆以打入欧洲市场为契机，出口量急剧增加。

若以1906年为100，四年后1910年即达732，增加了六倍多。

东北大豆迅速成为“世界性的商品。

”“像这样的一种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出口额猛增并得到国际性的声
誉的商品，在近代贸易史上实属罕见！”如图(1)所示
1906-1913年的东北大豆的出口额（吨）起初东北大豆最大的供应对象为日本和南洋诸岛。

豆饼作为物美价廉的饲料和
肥料在日本开始兴起（日本的土壤中缺少氮元素）。

大豆三品输出日本在1886年东北大豆的出口为117海关两，1889年上升到98007海关两，1890年更是增长到179090海关两。

这一时期大豆的出口占营口出口的70%-80%，而大豆真正享誉世界还是在1908年，这一年东北大豆大丰收产量大约有150万吨。

日本的市场难以消化如此之多的大豆，一时间营口港大豆堆积如山。

恰逢当时的埃及、印度、北美等国的棉、麻榨油作物欠产，一向以棉、麻为主要榨油原材料的英国出现原材料恐慌。

日本的三井物业将东北大豆运到英国试销。

经过反复的实验英国人发现大豆绝对可以替代棉籽油、亚麻籽油、胡麻籽油，又发现在食品工业和化学工业也有广泛的用途，此时的东北大豆开始行销到世界各国。

而且中日甲午战争后，大豆不再只用于榨油这种初级产品还作为工业的基础原料如；用来制作肥皂、油漆，这一时期90%的原豆和豆油、豆饼被用来出口。

此时的大连取代营口作为大豆的主要出口港口。

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第一由于参战国家都忙于扩军备战，生活用品急剧短缺。

“满洲的大豆都用来制作肥皂、油毡|油漆、蜡烛等用”第二由于大战的爆发与军事工业相关的部门用量加大，豆油是制造炸药的必需品。

《远东时报》1918年；“查各国制作无烟火药和炸裂物，非用油脂不可，而豆油中含油脂甚多。

”再加上民族工业通过向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学习运用新技术改变压榨方法，使得出油
率提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豆的出口量（单位万吨）日俄战争前，日本对外扩张的目标一直是朝鲜，围绕着朝鲜的支配权的问题，先发生了甲午战争；战后又同俄国争夺，导致了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后日本在朝鲜确立了支配权，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和俄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取得了俄国在东北的利益。

如：“日俄《朴茨茅斯条约》正约15款，附约2款，内容有：(1)沙俄承认日本在朝鲜享有政治、经济及军事特权，俄国不得干涉。

(2)俄国将从中国取得的旅顺口、大连湾的租界权及其附属特权，转让给日本。

(3)俄国将其所获之中国南满铁路及其支路、利权、煤矿等，无偿地转让给日本。

(4)
俄国将库页岛北纬50度以南割让给日本，并同意日民在俄国沿岸的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经营渔业。

(5)日俄双方在各自的铁路沿线驻扎护路兵队，每公里不超过15名。

”1905年12月22日中日条约以及随后保障日本在南满统治的各项协定肯定了日本在东北的特权。

必须注意的是这些协定规定，“中国保证不在铁路南满铁路附近建筑平行干线及有损该铁路利益的支线。

”在“朴茨茅斯条约”签订后的头十年间，日本投资修建了长春-吉林这一条铁路，长春是当时东北大豆的集散地商贾云集。

大豆的运输具有数量大、易霉变的特点，铁路运输具有运量大、成本低的特点，也就是说铁路是大豆最好的载体，道路延伸到哪里经济的触角就伸向哪里。

从日本进口东北大豆的数量就可以知道大豆对日本经济
的重要。

（单位吨）《中国对外贸易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财政收入则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各个参战国的工业
瘫痪，航运停顿，日本的产品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世界市场。

从进口国变为出口国财政开始出现大量的盈余，有力量可以进行对外贷款。

日本在1913年对外债权与对外债务两项项相抵，是总数达十二亿二千四百万日元的负债国家，而自1915年到1918年间，超收约达二十八亿日元，一跃成为拥有十三亿七千万日元的债权国家。

早在大战开头的1915年，日本已在国际贸易反面超出一亿七千五百八十万日元。

第二年1916年又超收三亿七千零一万日元。

这也为寺内内阁实行“西原贷款”提供了物质基础。

西原龟三的《关于适应时局对华经济施政纲要》第一条就是“联合我国有实力的银行、同中国关系密切的纺织企业以及实业家团体，结成对华实业投资团以尽可能以宽大的条件给予两千万元的借款，以济中国燃眉之急。

”这么做不是发善心，当时北洋政府签订二十一条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日本政府的不平等条约而采取抵
制日货、游行等行为，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非常大的东三省都爆发了数万人的游。

为了平息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以及缓和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矛盾。

将侵略的手法变得更隐蔽，抛弃那种赤裸裸的开口就是“使用武力”的做法改为慢慢蚕食。

这其中铁路的修建是重中之重！“在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以及和英德协商以后，所谓划分势力范围，即租
借以及在不割让名义下进行分割中国的情势大大缓和。

特别是日俄战争后，列强的武力侵略行动全部停止。

从此，列强在中国的竞争纯粹成为经济上的竞争。

什么最有利，就投入资金获取利润，扶植本国势力，这其中铁路投资最为盛行”【大正六年六月（1917年），临时产业调查局：《各国在中国的利权竞争》】如在大正六、七年寺内内阁新成立时，曾经对：吉会铁路借款预借金10，000，000 日元，满蒙四铁路借款预备金20，000，000日元。

日本对于东三省铁路的霸占早在日俄战争后就开始了，在日俄战争后和俄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后，日本对东北的统治是通过租借和霸占南满铁路建立起来的。

长春至旅大铁路转让给日本后，1906年6月7日日本政府命令成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

截至到1928年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已拥有资本4.4亿日元，其中2.2亿属于日本政府。

南满铁路公司完全被日本政府所控制，这不仅仅是日本政府占有半数股票，而且公司章程也是政府正式批准的。

公司的社长和付社长和理事均由政府任命（后者来自大股东），而且这一职务，像其他职务一样，由在东京的某一政党或集团的代表人物担任。

南满铁路公司还承担着刺探情报的功能，这一点下文介绍奉系军阀的财产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通过修建铁路日本军队可以快速的通过铁路将军队运输到北京，也可以通过铁路将军队运送到远东。

1930年3月南满铁路公司下属的满蒙调查科，请当时时任关东军作战
主任的石原莞尔为调查科全体人员做了目前形势和武装占
领东北的报告。

会后石原莞尔还在留言簿上题写了；“满蒙；关东军司令部、满蒙调查科。

”南满铁路公司已经成为准军事组织，在9.18事变后南满铁路公司有日本社员21000人中，立功者就有15884人。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修建铁路可以通过铁路将日本的货币延伸到铁路沿线。

这一点作为寺内正毅内阁的首席谋士西原龟三的《关于适应时局对华经济施政纲要》里可以看出：“按照中国交通部顾问的意见，改善京奉、京汉、京张、津浦等四条国有铁路以及与其相连的其他铁路业务，免除这些铁路货物的厘金税……为了协助其改革币制，在东三省、直隶省和山东省等设省银行，以金本位发行货币，随着交通机关的发达，使其逐渐向江苏、河南、安徽、湖北以及全国推广。

”这个提案的要点在于“东三省、直隶省、山东省控制中国的铁路和银行，以使这些地区变成日本货币的流通范围，并进而推广到全中国。

”实际上满铁公司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铁路的延伸与大豆上市量增加对比量日本满蒙经济调查科《东北大豆于铁路》奉系军阀的兴起对华政策的改变是奉系军阀崛起的一个条件，如从张作霖刚刚担任奉系军阀的首领时，于1916年8
月曾经向日本永昌公司贷款小洋100万（支付欠响及应付礼和炮价等款）。

财政部给张作霖的回复电报也是饶有意味的。

财政部照准借款复奉天省长电（1916年8月24日）盛京张
省长鉴：华密。

筱电悉。

奉省债累日积日深，不宜在借，致近饮鸠。

惟据称需款甚切，亦属实情。

所请向永昌公司订借小洋一百万元，兹姑照准。

仍希慎重用途，并将合同抄送本部备案为要。

财政部。

敬。

【北京民国政府财政部档案（一0二七）】综上所述奉系的崛起正好赶上东北大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市场成为畅销货，再加之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变，以更隐蔽的西原贷款为主的侵略行动；还要加上1917
年王永江作为奉系军阀的财政厅长执掌奉系的财政，从此奉系军阀开始了崛起之路。

王永江先生曾经最早把现代警察制度引入中国，在奉天省财政厅厅长这个位置开始了他人生中的又一段传奇！王永江，字岷源，奉天省金县人（现在的大连）。

他当上奉天省财政厅厅长后，面对财政拮据的局面，提出“开源节流”全面整顿财政计划，对田赋、税捐、官产、金融、请丈各个方面加以整顿，致使奉天省财政扭亏为盈，（其接任奉天省财政厅长时内外债为一千二百余万元-见辽
宁省档案资料）为奉系军阀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当时的奉天省市面上不仅流通小洋票（以前的奉天省发行的是小洋票）。

还流通各种私人发行的货币，还有日本人发行的“金元票”。

在1917年春小洋票不断遭到日本商人的挤兑，必须要对货币加以改革。

比如：1912年1金元合1.20元小洋票，1913年合1。

23元小洋票，1914年合1.36元。

1915年1金元合小洋票1.47元，有的交易甚至达到1.54元。

到
了1916年，小样票的平均价格开始回升，1.21元小洋票合1金元。

这是因为奉天省财政厅在1916年6月得到了朝鲜银行一笔二百万的贷款。

这背后的原因就是为了使奉系军阀向日本的银行借款，通过借款达到让日本商人不得不使用中国货币而日本的银行则赚取大量的利息并达到控制奉系官员
的目的！王永江先生在1917年8月29日致张作霖的信中说：“窃查历年银行兑现，受制于人，因之银行纸币失流通之力，四处私帖有充塞之虞……今日发行则明日返回，徒受兑现之损失”将奉币所面临的困境一语道破。

造成奉币的如此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是用王先生自己的分析，“窃以为各国银行纸币之信用虽在准备充足，而犹不尽在准备充足。

如云准备充足，即可免受挤兑之害，则我奉各银行二年来兑出现洋二千余万，是皆我准备金……以全省一千余万纸币，而有二千余万之现洋之准备金不可谓不充足。

即各国银行之准备金，亦未必现金多于纸币如此之多……”王先生进一步分析道：“窃以为银行汇兑之力不后于兑现，是在用之何如而”这句话点明了现代货币的本质在于流通，其代表的是发行者的信誉。

王永江先生整顿奉天省财政从金融开始：首先确定奉币的权威改革币制，将奉天省原来发行的小洋本位改为大洋本位或银元本位。

第一实行新的银元本位能适应本省的经济发展需要。

起初一张五元的银元票纸币，和五十元，相当于许多工人一整月的收入。

一般市民在日常使用的还是以
角为单位的纸币和传统的铜钱。

使用它的只有工商企业和政府部门。

但到了1917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对银元票的需求开始增加。

而且使用银元本位将奉币与当时的中央政府-北洋政府实行的银元本位一致，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样使当时的“奉天省”的经济不那么有地方色彩，成为国家经济的一部分。

第二以白银为本位作为省财政的本位金属，则这个省的货币将有一种更为坚挺的金属作为保障（以前则是以铜为储备的）。

而且银在1916和1917年的价格在上升。

以白银为储备的货币将是更为坚挺的。

最后确定新银元币的价值与日本的金元相等，将比价定为一比一。

当时在朝鲜和南满流通的日金元币票有雄厚的后盾和稳定的价值，如果银元币与金元发生联系，将可以从金元中获得好处——变相的稳定奉票，而且还可以避免日本商人的挤兑。

然后是发行“汇兑票”，发行汇兑票的目的用王永江先生的话说：“四外城向省城银行借款者，譬如以二十万之借款带回本城，今日县知事解款送省者数万元，明日税捐局解款搜罗省币送省着数万元，而富商大贾之贸易，士农工人之换，非携省币以往别无他法，不三四月而流入此城之省币一空焉。

省币日返之省城，即省城即日受兑现之挤，省币不留于外城，则外城即日见私贴之多，而省城银行之于外城遂愈不敢放贷矣。

借贷愈不放，而外城之私贴愈无以取缔，省城之纸币即愈愈无以推行，金融不渐至于死不已矣。

如能反其道行之，即如某城团体或商民
有长期大宗借贷者，须向省城总行借贷，审其抵押担保相当者，借去之后即由总行通知该城分行，不但使之监查抵押品经收利息，且须使借去之省币不致流出境外，即汇兑之法是也。

”这段话道明了现代金融就是流通，货不停留利自来，先让货币动起来以达到良币驱逐劣币的目的。

运用的手段“诚能使分行之人联络社会，凡商民之向省城或他城带款，均为之汇兑，不论多寡，不取汇费，只取手料费……如此商民所费无多，即免途中携带之危险……”然后接着“凡外城无银行之处，宜一律添设分行……遇有汇兑银行与银行有联络之家，对于纸币即可互相通转……即纸币之信用日增，其效力不亚于兑现。

”当时的张作霖对于王永江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一方面用经济的手段打击私贴，另一方面用强力也就是枪杆子保证奉币的发行。

从此奉币的信用开始建立起来，奉系军阀的财政开始逐步好转。

并在1918年发行五百万元的公债其中的一半很快的被人们购买。

在1918年财政年度开始时，拥有了六百万以上的额外资金。

1919到1920年间，偿还了朝鲜银行的1913年的一百万；1920年的三百万；1920年10月的一百五十万元，等于把1921年4月才到期的所有银行贷款全部还清。

但是光有这些是很难说清楚奉系军阀的经济基础的，从下表可以看出奉系军阀控制东北经济的秘密。

东三省官宪，有权势者财产投资调查（单位：万元晌）1928年3月满蒙调查科：《东三省官宪的施政
内情》从上表看到奉系军阀的财产一个普遍点是拥有粮栈和银行，粮栈和银行是奉系军阀控制东北大豆乃至东北经济的核心。

满铁经济调查部说“但发展到今天如此多的粮栈且具备完整的形态，则是在大豆作为国际商品，其价值在欧美市场上得到承认的二十世纪初期。

”由上图可知奉系军阀不仅仅是土地的拥有者还是粮栈、银行的拥有者。

粮栈的功能用当时的满蒙调查科的话说粮栈的职能是：“从农民手里收购手中收集小量的大豆，积累成大数量，用以满足油坊或出口商人的需要。

换言之，粮栈的实际职能是为当地的农民及商贩开辟金融渠道，专心一意地把农民和油坊或出口商人联系在一起。

”农民——当地粮栈——集散地粮栈——油坊或出口商这样一个大豆流通渠道中，粮栈具有在直接生产者农民和出口商之间充当媒介的职能，同时又通过向农民借贷春耕资金，使农民依赖于金融贷款，在收获季节强行收购农产品。

同时在1924年通过东三省官银号改组使奉票成为东三省唯一流通的货币。

改组后的东三省官银号于1924年7月正式开办，拥有实收资本二千万元，约一百个营业网点。

奉系军阀通过发行货币获得铸币税、通过粮栈控制大豆的交易来确保其最大的利润。

新奉币由美国纽约美国钞票公司于1924
年印制，1925年在东三省广泛流通。

《李顿报告书附属书》说：“若不涉及中国的省官宪对农产品（主要是大豆）的收购，就很难完整的叙述‘满洲’的中国通货”。

奉系军阀他
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与大豆联系起来的。

通过前文的介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事实，一方面奉系军阀通过粮栈低价收购农民手中的大豆，付给农民奉系军阀的纸币，然后再把大豆卖给出口商，获得“金票”（朝鲜银行券）等外国货币。

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也与这一切相关，不过这一切都是间接的，满铁公司运输大豆，“金票”的流通都与东北大豆相关联，但是这些联系都是间接的。

据满铁公司的记载，“参与官贴交易者仅限于中国人，外国人与之有关系者只不过向内地派有办事人员从事现场收购的二、三家特产商。

”奉系军阀保护下粮栈拥有对大豆收购的绝对支配权，日本商人完全被排除到“油水”最为丰厚的部门，日本方面仅限于对大豆的运输。

一段时期由于大豆出口的增长和东北三省的政局相对当时
中国其它地区稳定，东北外来移民不断增加，东三省的经济是全国增长最快的，如比较有名的八王寺汽水厂，营口火柴厂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兴建的。

这包括当时中国最大的奉天兵工厂。

奉系军阀的衰落但自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为了筹集军费，开始无休止的滥发货币，导致奉币的价值急剧下跌，以至到最后影响到实体经济，整个东三省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奉币与金票的兑换比例（与金票一百元兑换的平均行市）1931年满蒙调查科《对奉天货币的调查》如上图所示奉币的价格急剧下跌，由于奉系军阀的滥发货币，奉天总商会1928年调查透露，沈阳有十一个银行分行、六个储蓄所，三十六
钱庄关闭。

共有57089个工商企业被迫停业。

辽阳有三分之一的企业被迫停业。

张作霖出台了《关于取缔金融的内训十七条》|《金融维持办法五条》等法令，尽量加以维持。

而且对于外国人兑换、使用金票实施限制。

如《关于取缔金融的内训十七条》规定；禁止持有金票、现大洋票、投机和走私出口，并强行制定了兑换比例，“所有需要现大洋者，必须遵守官银号的兑换率”。

所谓的投机就是指奉票和金票的买卖交易，其实就是借助这一法令让持有金票的日本商人在奉天无法收购大豆。

据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商人的团体——临时满洲商业会议所联合会的报告，《关于奉天票问题及其它的要求》说：“由于城里严厉取缔，我贸易商作为商品结算收取的奉票不能与金票金票交换，而必须到附属地兑换，实行银行汇兑……收购大豆的油水被奉天军阀把持下的官银号
所占有。

”为了摆脱不利的局面临时满洲商业会议所联合会会长庵古沈于1926年10月24日向东北当局提出三条要求：“第一，应保障我金融机构发行的金银券在南北满洲使用交换的自由。

第二，不准对我交易施加任何可能产生影响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压迫；第三，与通商贸易和殖产兴业及其他一般与日本人有关的交涉案件，应抱着诚意迅速解决。

”奉系军阀的矛盾与在东北的日本商人的矛盾日趋严重，而且由于奉海铁路的修建使得矛盾更为尖锐。

奉海铁路是东三省第一条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的资金修建的铁路，从辽宁省沈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