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外来词词典》编后略记

摘要文章回忆了《汉语外来词词典》的编纂过程，认识到编纂词典是一项继承和发展的事业，也是一种特殊的研究。

而笔者最新主编的《新华外来词词典》在百科型、知识型、研究型方面有所创新，并将字母词作为特殊的成员收录。

在编纂该词典过程中尤其体会到确定日语来源外来词的不易与艰辛。

关键词外来词词典辞书创新日语来源外来词字母词一、缘起大约是在2000年，笔者还在日本任教的时候，一次回国休假，在学长李行健先生为我召集的聚会上，商务印书馆的周洪波先生向我提出，是否可以由我主持编写规划中的《新华外来词词典》。

因笔者参加过多部词典的编纂，又主编过《成语用法大词典》（大连出版社，1998）等工具书，尝够滋味，考虑到辞书编纂“不是人干的活儿”，其艰辛劳苦和劳心伤神，无法言说。

又考虑到自己参与1984年版《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本乃盛情难却的客串；自己的主业在语法，于外来词，笔者仅为半路出家，学养有限，深有自知之明。

考虑到这些，当时就婉拒了这份信任。

回到日本以后，思绪起伏，天人交战，看到国内很少有人对外来词进行深度研究，更看到外来词词典涉及百科百语，难有人立志于此类词典的编纂，觉得自己有一份历史责任，应该接过高名凯、刘正?畔壬?放下的棒，接力下去，为这份事业略尽绵薄。

思虑再三，终于在第二年改变了主意，承诺下本词典的编纂。

二、回忆与承续辞书编纂与论文写作不同，论文只需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辞书是全面或多面的。

一个人不可能全知万能，因此，辞书历来就是传承的，同一部辞书，可以一版一版地传承，不同辞书也可以承续前出，而致后出转精。

现在这部《新华外来词词典》也不应例外。

外来词词典本来就不多。

而由刘正?拧⒏呙?凯、麦永乾和笔者合作编写的《汉语外来词词典》（1984）是当代唯一一部比较全面、有分量的外来词词典，是经历了二十一年的努力、两次集体编写（1960―1968，1978―1982）才得以成书的。

回想起当初笔者参与编写这部词典时，高名凯先生已经去世，早期他只能用一张张卡片编写词典。

1978年开始的重新编写，剩下的只有刘、麦二人。

而我，则是一名被邀请进来的半路初学客，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每周我们三人都会在南锣鼓巷的刘宅会面一至两次，讨论词条和体例。

每次去时，我都看见刘先生端坐在窄小的陋室里，在西文打字机前一边翻阅外语词典，一边打着词条。

从早至晚，除了赴大学上课开会，他几乎都在打字机前工作。

这是一间由他自己加盖的不足9平米的小屋，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木板单人床，沿墙一排装满中外辞书的书架，每天晚上他就独自睡在那里。

他把高名凯先生生前和他一起搜集的词条以及他在高先生去世后自己独自搜集的西语外来词，重新编写了一遍，增加了对源词的进一步溯源。

进一步溯源是个新项，许多借词词典都未涉及。

即使是日本的外来语辞典，也只是个别词条才有些有限溯源。

那时，我国刚刚改革开放，国外资料奇缺，日语的外来语辞典几乎一册也没有，无法参考，汉语的借词类词典该是何种模式，完全凭高先生最初的设计以及刘先生继后的修改。

当时麦永乾先生为编写日语来源词专程从广州来到北京，并没有带太多资料，当然更没有当时水平最高的20多卷本的《日语国语大辞典》。

即使有，那也只能是第一版（1972―1976）的，没有标明书证时间，很难根据这些辞典确定汉语中来自日语的外来词。

因此，日语来源词的确定，的确是一件很困难和很艰巨的研究工作。

据现在的研究，其所收日源词中有不少误收，并非来自日语，但这也不能否定麦先生当时的努力。

“只有更加广泛地搜集自古刘正?畔壬?在该词典序言中这样描写决定开始编纂时的考虑：以来为数众多的汉语外来词，充分利用国内外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参考各家对汉语外来词词源的探讨进行比较研究，虚心请教各学科、各语种的专家，并竭尽绵薄对前人尚未研究过的汉语外来词进行探索和考证，然后才有可能实现这一奢望。

我们自审学识浅陋，而这项工作又是如此的繁难，需时久而费力多，使人望而生畏，但考虑到编纂汉语外来词词典在我国尚属创举，如不大胆进行尝试则何由改良并使其渐臻完善？我们觉得责无旁贷，只有学习愚公移山的精神而勉任其难了。

”（刘正?? 1984）这些话不仅代表了高名凯先生的意志，也说出了后加入者的心情。

如此前后历时21年，又经过最后三年的紧张突击重编，这部词典才蒙上海辞书出版社接纳。

此后，上海辞书出版社责编，也是我的挚友阮智富先生，几次专程赴京，就词典体例等与我们磋商，又经过出版社对书稿逐条审核，删减少量罕见梵语词条，这部词典才得以面世。

刘先生最后这样总结道：“汉语外来词研究工作既缺乏足够坚实的科学基础，我们对编纂汉语外来词词典进行尝试更是缺乏经验，况且限于时间和人力，很难指望收到预期的效果，恐怕只可以作为引玉之砖了。

”（刘正?? 1984）这是对当时该学科研究的真实描写。

的确，这部词典还存在不少缺憾，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它所具有的学术价值，早已为学界所承认。

它是外来词研究学术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自此以后，外来词研究已经今非昔比，逐渐蔚然成风。

这其中的很大部分应当归功于高名凯、刘正?哦?位先生，归功于这部词典。

这部词典以及由他们开创的外来词研究，必然成为《新华外来词词典》的镜鉴，也为本词典的编纂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我必须代表所有的编者对上海辞书出版社当时有眼光的决定与实际支持表示深深的谢意！笔者在构思《新华外来词词典》时抱持承续所有外来词研究成果的理念，除此之外，也参考了岑麒祥先生的《汉语外来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0）和台湾国语日报社的《国语日报外来语词典》（1980），参考了国内多种包含有新词和外来语词信息的辞书和论著，参考了日本一些著名辞书与外来语词典以及多种外文词典，当然更参考了一系列专门考订外来词词源的研究，例如日语方面朱京伟、沈国威等的著述。

其中尤其要指出黄河清的《近现代辞源》（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对本词典的重要参考价值。

这部辞书的出版，极大地方便了许多中日同形词的比较，为日源词的考订给出了更为可靠的依据。

先出的辞书，是任何后出辞书都无法绕开的，除非见不到或故意拒绝参考。

参考就是一种继承，是对该辞书的重视与尊敬，也是辞书编纂者必须具备的专业态度。

历史地看待、继承并评价这些辞书也是我们应有的责任与态度。

辞书一经面世，其条目的释义、说明，就已成为公众的服务者，功能上已不再属于私人。

应该允许人引用，允许人继承，允许人发展，允许人评说。

笔者也相信，任何有理想的辞书编写人，都会期望自己的成果能被后来者所继承、所发展、所改进，能为科学与文化的承续与光大，尽一份历史的责任。

如果《新华外来词词典》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有幸被引用、被评点、被发展，促使这类辞书更上一层楼，则理想有望，此生有幸。

自彼时至今日，孜孜以求十年有余。

2008年古稀退休后，笔者毅然回国，全力以赴。

放弃所有假日，夜以继日，忍受颈椎、腰椎疼痛的折磨，克服白内障日渐加重的干扰，冷坐板凳至今。

回顾这一历程，感触与遗憾太多。

一感人才难得，沉下心编辞书的人才更难得，往往寻得合适人员，却又改变初衷，告别辞书。

最后落得近似独角唱戏，苦苦撑持到终点。

二感资料重要，尤感有明确年份记载的资料太少，明末清初至民国初年的词汇研究成果更少。

三感必须有长时期甘坐冷板凳的决心与毅力，甘愿与当前逐名趋利的浮躁分道扬镳。

四感必须具有研究的自觉：编纂过程中必然会遇见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技术性的，如语词的发现与汇聚，其研究含量少些；有些是关键性的，如决定语词的身份与取舍，其研究含量很大；还有些是知识性的，需要文化补足。

编纂时有了这种研究自觉，辞书的水平一定会有很大的提高。

三、构思与困难辞书编纂就某些方面而言，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研究。

含有研究性的项目主要是：筛选词目和发现新词，推敲释义注音与义项的分合，研究规范词形，反映时代性，规划辞书类型或模式，根据读者需要与心理承受提供合适的知识，纠正以往的误识、误记，等等。

一直以来，不将辞书编纂作为研究工作，不承认其研究工作量是完全错误的，已经极大地影响到了辞书编纂事业。

在编纂这部词典时，这些项目同样挑战着我们，考验着我们。

1949年后我国的语词辞书向来是以“规范”为目标的。

小到《新华字典》，大到《现代汉语词典》。

由于“规范”就必然会造成失收和滞后。

外来词有许多是不在规范之列或是未经规范的，因此便迫使我们明确地举起“描写型词典”的旗号。

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及时地收入有关语词。

另外，以往的词典都是“确定型”的，对语词的释义或来历都有确定的说明，然而，现实中却有许多外来词无法确定地说明其词义或来历。

由此，就只能在二者中选择其一：或者回避、删除该词条，或者实事求是地说明目前了解的程度与各种说法。

笔者觉得应该选择后者，这样就出现一种新的类型：“研究型词典”，为学界提供各种已有的答案，提供编者初步研判后的考虑，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历来的外来词词典都是将词源或语源作为词典的重点，交代完词源/语源就可以了。

但人们的查阅需要又往往并不止于此，而是希望获得有关该词更多一点的信息，比如由何种方言译入，实际的发音（并非词目那种千篇一律的普通话注音），如何变异，用在何处，甚至词义本身的进一步说明解释。

这样就超越了一般词条的阐释范围，靠近“百科型”词条，而步入“知识型”。

这是一种新型的词条类型。

季羡林先生（2004）曾指出：“世界上一些先进的文明国家，往往都有一批研究外来词的专家，有不少的外来语词典。

一般老百姓，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查阅，既能扩大知识面，又能提高文化修养。

反观我国，不无遗憾。

研究外来词的专家很少，编纂成的专著和词典更不多见。

广大人民群众对这方面的知识，几乎等于零。

这与我们改革开放的大气候显得异常不协调。

”这番话无疑鼓励了我。

在外来词辞书编纂方面，为什么不也创新一种模式呢？虽然不可能在一次编纂中完成并完善这三种理想类型的合成，但我们愿为此踏出第一步。

这就是本词典类型的基本构思或选择。

西语源词部分的编写，感谢改革开放与信息时代，加之本词典重视口语与海外方言中的实际存在，得以有较大的变化。

古今民族语源词部分要感谢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也得益于对底层词的重视，有了许多新成员、新发现与新观点。

梵语源词部分虽然是死的，但通过佛教文化，我们有了更多的书证与知识。

这些都使本词典有了时代感。

这次编纂中最感困难的是日语源词，为此笔者孜孜?l?l，战战兢兢，虽花费了大部分时间与精力，仍存惴惴不安之心。

笔者编纂日语源词条的具体做法是：（1）前后两次从汉日两种中型词典中较大规模地搜集同形词，并尽可能广泛地阅读研究中日同形词或语词借贷的论文与书籍，补充收词。

（2）从已知研究成果和相关资料中提取搜集中日语言的书证或用例。

在汉语书证方面，笔者限于精力，只重点提取了《新尔雅》（1903）和《六合丛谈》（1857）的语句作为书证，余下大都参考其他辞书或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