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和我

母语与故土文化对我的影响
我是个纳西人，纳西语是我的母语，它对我来说，有一种魂牵意系的魔力。

我觉得它是世上所有的语言中与我的精神和心灵世界关系最为密切的语言。

尽管如今我当了教授、博士，并常有机会到国外讲学访问，在生活和工作中用得最多的是汉语以及英语，写作最多的是用汉文，但我不能想象，如果我不讲自己的母语，我的精神世界和人生会有多大的缺憾。

语言与一个民族的认同意识密不可分，这一点在纳西人中也非常突出。

比如，在纳西族最大的节日、同时也是东巴教最大的祭仪“祭天”仪式上，按传统规矩，过去所有的参与者只准讲纳西话，禁忌讲外族话。

纳西人自称“纳西美本若”，意为“纳西是祭天的人”，以祭天作为本民族的主要特征，可见祭天在纳西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

在这个神圣祭仪中唯一使用的纳西语，在这个神圣的祭仪中也就具有了一种神圣的象征意义。

据民间传说，纳西族木氏土司乐于广采博纳地学习汉文化，积极吸引外来人才到丽江，但他们又非常重视本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用各种方式叫外来的移民学习当地文化，比如纳西语。

按规矩，不会说纳西话的人就不准参加祭天仪式，在过去，如果不能参加祭天仪式，相当于就开除了纳西人的“族籍”，因此，外来移民都很快地学纳西语，逐渐同化于纳西族中。

这也是丽江古城成为中国少有的少数民族同化汉族的区域之一的重要原因。

纳西的本土文化的影响从我生下来后就开始了，而这种长久的影响全靠母语传承，我的祖父和祖母都是懂很多民间故事的人。

他们常常给我和弟妹讲故事。

像那机智的姑娘用火红的烙铁杀死吃人的鬼婆，鬼婆在树下化作荨麻的故事；一个妇人生下一只怪手，这只怪手最后差一丁点捞出了金沙江中神秘的金钟的故事；纳西人火把节来历的故事，金沙江姑娘和玉龙山老翁的故事等等，都是在祖父母口中听到的，祖父母用纳西语讲述的故事是那么有吸引力，长久地刻印在我的脑海深处。

除了祖父母讲的故事，我还从古城的老人们那里听到了很多用纳西话讲的民间故事。

他们所讲述的故事，深深地体现了母语的美妙，至今我都感到，把这些故事翻译成汉语，还是很难传达出其中的精彩和妙趣。

如今，随着社会文化的剧烈变迁，很多少数民族已经面临着母语逐渐消失的危险。

我常常在家乡丽江古城看到这样的情景，用母语可以妙语连珠地把当地的民间故事、逸闻趣事讲得出神入化、妙趣横生的老祖母祖父们，如今面对自己那已经只会讲汉话的孙子孙女，一下子就变得拙嘴笨舌，他们不得不用磕磕巴巴的汉语讲述的故事也就失去了用母语讲述的那种生动、妙趣和魅力，孩子们也就一脸茫然，提不起兴趣听这些本土故事，于是就自顾自去看电视上的肥皂剧，看明星们的做秀了。

这就是没有共同语言所带来的代沟，祖父母们一肚子的故事和乡土知识，也就因语言的隔膜而不能传给孙子孙女辈，使他们获得乐趣。

如果纳西语断了传承，纳西人千百年热烈生动的人生和朴实深邃的智慧，将会因为母语的失传而无法薪火相传。

我认为，母语既是一种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文化的灵魂，母语的消失，意味着一种文化没有了自己的灵魂，而一种没有了灵魂的文化是不会生动而充满活力的，它总归要逐
渐消逝，比如很难想象没有了汉语的汉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在故乡进行民族学、社会学的调查时，常常感受到说一种共同语言对于拉近感情，进行心灵沟通的重要性，特别是和那些不会讲汉语的老人进行交流时，更显出语言的重要性。

我相信，要想真正心领神会田野调查对象的内心世界和悲欢哀乐，不懂他们的语言是不可能做到的。

难怪西方国家的人类学家非常重视学习调查地的语言，都要把它列为田野调查前和调查过程中应该学习的首要课程之一。

我在家乡做人类学田野调查时，父老乡亲用母语讲述的内容，特别是老东巴、乡野老人、民间艺人夹杂着纳西古语讲述的很多内容，我常常无法用汉语快速记录下来，因为很多词汇没有完全对应的汉语词汇，因此，我经常用国际音标或纳西拼音文字记录，下来后再慢慢捉摸汉语的相应意思。

我因此觉得，要对一个民族的文化有深度的了解，不懂语言，那是非常难的。

我就碰到过这样的例子，有些不通纳西语的外族学者到我的家乡进行宗教调查，由于没有与汉语完全对应的词汇，翻译者没能把一些关键的东巴教词汇和概念翻译成准确的汉语，因此，就导致该学者在撰写论文时仅以翻译的内容为据，在基本概念上就出了错误，余下的洋洋洒洒的很多论证也就成了误论。

1992年，我曾有机会访问加拿大印第安人的领地，访问了十几个部落，与各部落的酋长、长老进行了广泛的交往。

对印地安人因丧失母语等民族文化给他们带来的地老天荒般的心灵创痛感受很深。

如今，加拿大境内很多部落五十岁以下的印第安人已不会讲自己的母语。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数百年间，白人社会对印第安人强制性地实行同化政策，很多印第安孩子从小就被强行安置在“寄宿学校”，剥夺了讲母语的权利，变成只会讲英语的印第安人，传统的民族文化知识仅仅保留在少数白发苍苍，已到耄耋之年的长老的记忆中。

几乎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个部落的酋长一谈到目前印第安人的文化现状，无不愀然悲痛。

1993年，我们的国际合作项目邀请加拿大印地安部落的酋长代表团访问丽江，当他们在丽江看到满街讲着纳西语的民众，随处可见的纳西风情民俗；看到操着母语的纳西少女那么自豪地向客人展示自己的民族服装时，这些豪爽的汉子竟悲戚不已，有的竟至潸然泪下，说是想起了自己饱经苦难，满目疮痍的“母亲文化”。

面临着本民族文化濒临绝境的严峻局面，身为部落领袖的酋长们忧心如焚。

近年来，随着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实行，以酋长和德高望重的部落长老为首，组织部落民众掀起了复兴本民族文化的热潮，从青少年到五十多岁的人都重新走进课堂学习自己的母语，通晓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长老成为印第安人的精神领袖。

各个部落请这些长老给中青年和少年儿童传授本族的语言和各种文化知识，派人对长老口授的各种传统知识加以整理。

一个在生活上物质上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族群，他们以母语为载体的本土文化的丧失所带给他们的心灵创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我思考很多关于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问题。

浓浓的母语情结
对我而言，母语有一种可能旁人无法理解的魅力，母语情结是一个游子故土情结中最为突出的一方面。

当我在故乡和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在一起时，即使有其他民族的朋友在旁边，我至今不能做到为了出于礼貌，用汉语和家人交谈，与父母和弟妹用汉语说话，在我来讲那是绝对困难而不可能的事，如果不用母语，就完全感受不到那种浓浓的亲情。

除了相互间用汉文写信，我至今连想都没有想过会用汉语和父母和弟妹说话。

在昆明和其他地方，和乡亲在一起时，全讲纳西语，如果有其他民族的朋友也在场，为了礼貌，我们有时也讲汉语，但总觉得乡亲相互之间讲汉话一下就隔了一层，别别扭扭的。

一旦客人不在了，可以恢复用母语对话，乡亲之间一下觉得轻松和亲近了。

记得我在德国游学4年，虽然工作中常常与纳西文字写的文献资料打交道，但无人可与对话，便觉苦闷，有时常常会情不自禁地用母语自言自语，心情郁闷时冲口而出发泄情绪的话也都是母语。

我不能想象我只略通汉语的母亲用汉语和我的女儿说话会是多么糟糕的一件事，如果用汉语对话，我母亲的语言魅力、个性连同亲情的表达都会受到影响，心灵的交流也就会受到阻碍。

因此，我对我在昆明长大的女儿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要求，要求她与祖父祖母打电话时，必须用母语对话。

女儿能听懂纳西语，但由于常年在昆明，说纳西话已有些磕磕巴巴，但还是坚持说。

我母亲听孙女用纳西话对话，感到非常亲切，比她也用磕磕巴巴的汉话和孙女说话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看来很多纳西人的母语情结是相当浓的，在纳西人的聚会上，常常会有大家用纳西话神吹海聊，无意间就忘了也来参加聚会的外族朋友的情景。

我听一个也是少数民族的朋友埋怨过，他娶了个纳西妻子，感到最难过尴尬的一件事是在丽江探亲访友时，个个只自顾自讲纳西话，把他晾在一边。

他说在他的家乡，如果有其他民族的人在旁边，大家会照顾地用汉语说话。

但我想象得出，如果大家为了照顾客人的情绪相互之间说汉语，那对这些纳西人来说又会是一件多么乏味而为难的事。

我在家乡曾听到过这样的一个笑话，20世纪60年代时，有几个纳西男子去北京办事，碰到了一些外乡人在大城市办事常常会碰到的不如意的事，他们走在街上，以为周围的人全听不懂纳西话，便气愤地用很丑的纳西粗话大声地诅咒着、发泄着心里的不快，没料到几个身着汉装的妙龄女子闻声跑来，边跑边欣喜地大声用纳西话喊着：啊，原来你们是纳西老乡呀！原来他乡遇乡亲，一串男人的粗话竟然引来了惊喜的几个故乡女子，把这几个纳西汉子一下子弄了个大红脸。

母语可以说是这样的一种无形文化，它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一个人的心灵深处，积淀在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感情中，一个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气质特点、文化个性，都与母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几年在电视上看到四川、云南等地方言剧节目很有市场，很受本地人欢迎，有些语言的表达方式根本不可能用普通话来替代。

而这些方言俚语是构成区域文化个性特点的重要成分。

我想，从汉语方言的这些事例中，也反映了一个地方的方言对于每天说着它的人们来说那种无法用其他语言取代的吸引力，这也可作为母语重要性的证明。

“三多节”和我的母语
对于客居他乡的纳西游子来说，一年一度的民族节日“三多节”，便是充分享受尽情地听和说母语的快乐的日子。

每年阴历二月八日，我们在昆明的纳西人年年过民族节日“三多节”，大家尽情地唱母语的歌，跳传统的舞。

1990年，我们戏称的“纳西头人”和万宝等纳西前辈，决定改变一般由年长者主持节日的模式，叫我们几个纳西中青年学者来主持当年的纳西民族节日“三多节”，我作为当年的主持人，设计了首先用通俗而又稍为典雅的纳西语
致词，然后用汉语致辞，并根据有外国朋友参加的情况再用英语致词的模式，结果很受大家的欢迎。

因此，我也就常常成为“三多节”的主持人。

在2005年昆明过的纳西族民族节日“三多节”上，发生了与母语戏剧性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些生动情节。

我们特意从家乡丽江请来了“纳西净地”乐队来昆明“三多节”上演唱，这是由丽江古城的几个业余纳西青年歌手组成的一个乐队，他们自编自创了一些用纳西语演唱的歌曲。

这些歌曲既有传统的纳西民歌风，又有现代音乐欢快活泼的节奏，琅琅上口，通俗易懂。

这组歌曲名为“纳西净地”。

这盘CD歌带一问世，便很快受到了纳西人热烈的欢迎，据说有些国内外游客也很喜欢这些歌曲。

他们在昆明“三多节”的演唱受到了不同年龄群的纳西人的热烈欢迎，演唱过程中，听懂纳西语的老幼妇孺都随着歌声开心地笑。

不断有纳西青年女子上去给乐手们献花，大家被他们谱写的通俗易懂又生动幽默的纳西语歌词和曲调所感染。

听说这盘CD在丽江一个星期就销售了5000盘。

据朋友告知，丽江有不少对纳西语已经比较陌生的纳西后生听了这盘歌带后，又非常热情地去学自己的母语。

看来，通过一种好的艺术形式，可以很好地张扬母语的魅力，将母语通过怡情悦性的方式传承下去。

多年来忧思母语在故乡年轻人中衰落的我，从这件事上深深感受到了母语对一个民族的魅力。

只要摸准了路子，找到了一个契合点，母语可以点燃起年轻人心灵深处对母亲文化的眷恋和深情，母语可以永远是游子心灵栖息的港湾。

2005年回丽江过春节，给我深刻的一个印象是，很多纳西人开始用汉语音译纳西语的方式发短信互相问候祝福，于是就出现了有些母语掌握得不太好的年轻人找母语好的亲戚朋友求教短信内容的喜剧。

从这种现象中也可以看出母语对一个民族来说那种无法取代的吸引力。

想起那些到五十多岁了还重新开头学习母语的印地安朋友，想起那些从小远离故土失去母语而在乡友的聚会中怅惘不已的乡亲，我庆幸我这一生将能与母语相伴终生，我庆幸我在田野的跋涉中仰仗着母语，叩开了一个个父老乡亲的心灵，寻找到了无数依托母语而传递的美丽和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