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原则

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原则

[摘要]证据裁判原则是目前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一项刑事诉讼原则，是法治与理性对刑事裁判的必然要求。由于对作为证据裁判结果的事实以及作为证据裁判依据的证据理解和要求不同，各国形成了不同的证据裁判制度。而证据裁判原则在我国尚未得到应有的法律保障。为此，须对裁判事实的内涵和裁判证据的要求进行重新定位，并在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上进行相应改革，以完善我国证据裁判制度。

[关键词]证据裁判；裁判事实；诉因制度；裁判证据

证据裁判指裁判者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根据一定的证据作出，没有证据，不能认定事实。证据裁判是人类从非理性裁判走向理性裁判的一个重要标志，并且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时至今日，证据裁判原则已经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司法中获得了普遍的意义。但是，在不同的证据制度和不同的诉讼理念下，证据裁判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其中由于对作为证据裁判结果的事实以及作为证据裁判依据的证据理解和要求不同，从而形成了内容各异的证据裁判制度。

一、作为证据裁判结果的事实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在裁判事实的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区别。虽然基于控审分离的基本理念，两大法系都认可诉审同一原则，但两大法系对“同一”的理解并不相同。英美法系奉行严格的法律事实同一性原则，即诉审同一不仅仅是指事实的同一，而且包括对事实的法律评价即罪名的同一，法官审判的事实和罪名均应受起诉指控的限制。英美法系对诉审罪名同一的强调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体现了法官对控方处分权的尊重；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保障被告人辩护权的需要。法律事实同一性原则构成了英美法系诉因制度的理论基础，根据诉因制度，检察官在起诉时，不仅要在起诉书中记载公诉事实，而且应明示诉因。所谓诉因，即诉讼请求原因，也称为起诉的理由，它指的是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具体事实，也即构成要件化的事实。诉因制度具有两项基本功能：确定审判对象与设定防御对象。根据诉因制度，裁判事实必须与控方提出指控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同一，因此，法院不能改变指控罪名，否则便改变了控方指控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实。但这一点并不是绝对的，基于诉因制度的重点在于保障被告方的辩护权，因此，英美法系允许裁判者在不妨碍辩护权行使的基础上，改变指控罪名，但只能

是缩小认定包容性犯罪。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31条Ｃ项（减轻罪行的定罪裁决）规定：“被告人可以被确定犯有包容于被控罪行之中的某项罪行，或者被确定意图实施被控罪行或者实施必然包容在被控罪行之中的某项罪行，如果意图构成犯罪的话。”

大陆法系的诉审同一仅指事实同一，不包括罪名同一，因此，大陆法系不实行诉因制度，对控方提出指控时所认定的罪名，法官有改变的权利，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5条（调查范围）规定：“（一）法院的调查与裁判，只能延伸到起诉书中写明的行为和以诉讼指控的人员。（二）在此界限范围内，法院有权和有义务自主行动，尤其是在刑法的适用上，法院不受提出的申请之约束”。但是，为保障被告方的辩护权，在法院变更指控的罪名之前，法院应将罪名的变更等事项通知被告人，给予被告人防御的机会，否则，法院不能变更起诉指控的罪名。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65条（法律观点变更）第一项规定：“如果先前未曾特别对被告人告知法律观点已经变更，并且给予他辩护的机会的，对被告人不允许根据不同于法院准予的起诉所依据的刑法作判决”。

综上，在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下，裁判事实的内容是不同的，因此，两种诉讼模式对于证据裁判所依据的证据有不同的要求。

二、作为证据裁判依据的证据

采用对抗式诉讼的英美法系国家对于作为裁判依据的证据要求十分严格。首先，基于诉因制度，作为裁判依据的证据必须具有相关性。在英美证据法理论中，相关性包括实质性和证明性，实质性是指某一证据所证明的问题对于解决案件而言是否具有实质的意义；证明性则指某一证据所具有的使争议问题可能更为真实或者更为不真实的一种倾向性。其中，证据必须具有实质性即为诉因制度对作为裁判依据的证据所进行的限制，因为，证据的实质性实际上并非对证据本身所提的要求，而是对该证据所证明的问题提出的要求，即该证据所证明的问题是否是控方所提指控的法定构成要件事实（即争议事实）的一部分。因此，如果裁判者认为指控的罪名不正确，只能作出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因为，此时如果裁判者即使变更了指控罪名，也没有相应的证据（控方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控方所指控的罪名）为依据，那么裁判者就违反了证据裁判原则，做出的是对被告人无根据的定罪。

其次，英美证据法还要求作为裁判根据的证据必须具有可采性，即该证据不是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只有通过米兰达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有关证据可采性规则检验的证据才能被裁判者采纳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否则，被告有权利以程序违法为由提出上诉。

再次，英美证据法要求作为裁判根据的证据必须经过合法程序予以

提出、质证和辩论，传闻证据不能被采纳作为裁判的根据。正如美国学者戴维斯教授所言：“……，我们认为，对于解决裁判事实的争议，其公平的程序要求给每一方一次遭遇机会；此遭遇机会是指在得到法庭注意的适当场合内遭遇的机会，以及在适当场合内为了对包括反驳证据、交叉询问在内的有争议的裁判事实予以会谈的遭遇机会；其中这种会谈通常是对抗与争论（以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兼而有之）。公正审理的关键在于提供一种机会，即使用这些合适的矛（反驳证据、交叉盘问及争论）去对付引起法庭注意的不利材料的机会。”

采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大陆法系国家对于作为裁判依据的证据起初没有任何规定，其主要原因是中世纪的法定证据制度使大陆法系国家对于从法律角度规定证据十分反感，但是二战之后，基于人权保障的需要，大陆法系国家也纷纷要求作为裁判依据的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对于以非法方法获取的口供，一般都要求加以排除，不能作为裁判的根据。但是由于大陆法系国家不采诉因制度，因此也没有相关性规则，有关证据的相关性问题完全交由法官自由裁量。

三、证据裁判在我国的现状及其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虽然本条没有明确规定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依靠证据，但却强调了证据在判处案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我国也是认可证据裁判这一原则的。但是，我国法律所认可的证据裁判与国外相比，无论在作为证据裁判对象的事实上，还是对裁判证据的要求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对作为证据裁判结果的事实，即裁判者认定的事实，国内与国外的学界有不同的认识。在我国传统的诉讼法学理论中，裁判者认定的事实应当是客观的案件事实，这体现在法律上，如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4条规定：“公安机关报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象。”第128、141、162条规定的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有罪判决的实体标准则均是“案件（或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因此，在我国，裁判者认定的事实、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侦查机关查明的事实是同一的，即均应当是客观的案件事实。这种对事实的理解忽略了诉讼中事实应当具有的法律性：无论是侦查机关查明的事实、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还是法院认定的事实，实际上都不是客观的案件事实本身，而是符合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实，诉讼中并不存在纯粹的未经法律评价的事实。

传统诉讼法学理论对事实的理解存在两方面的危险性：一方面，客观事实是不依赖证据而客观存在的，无论有无证据，客观事实都实际上发生过，因此，没有证据也有客观事实。如果我们将公、检、法机关在不同的诉讼阶段所认定的事实都界定为客观的案件事实，那么极容易导致公安司法机关办案人员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