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讲 清末民初的新小说创作

第8讲 清末民初的新小说创作
［ 作者：河大文学院 点击数：1610 更新：2009-6-16 ］ 热

“新小说”与“新派诗”、“新文体”等一样，是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特定观念。1902年，梁启超振臂一呼：“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小说界革命和新小说创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里的“新小说”的“新”，是形容词使动用法，意同“革新”。同年，梁启超创办了专门的小说刊物《新小说》，此处的“新”则是形容词，“新小说”观念由此确立。这一来源也已经说明了它的外延和内涵。新小说，指20世纪初期，五四现代白话小说产生之前，即清末、民初时期，作为小说界革命运动产物的，虽然在某些方面难以摆脱古典小说的影响，但已经具有“新”的性质、“新”的内容、“新”的艺术特征、向“新”的方向发展的小说。
新小说，是古典小说形态向现代小说形态转换过程中一种小说类型，代表这一历史性转换的第一阶段。

一．晚清新小说

（一）晚清小说的繁荣及其成因

20世纪之初，小说创作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小说创作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据阿英《晚清小说史》统计，1900-1911年间（他所谓的晚清）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合计“至少在一千种以上”。造成这种繁荣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1.上海租界的繁荣与文学消费市场的形成
自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租界以惊人的速度朝着近代化商业大都市迈进。随着近代上海社会普遍的市场化与商业化，随着西方先进印刷术的引入、市民阶层的崛起、大众文化消费需求的迅速升温，具有近代商品经济性质的文化市场应运而生，适应城市大众文化生活需要的通俗性报刊杂志大量涌现。1897年6月，李伯元瞅准了娱乐性休闲小报的潜在市场，创办了专供普通市民休闲娱乐的《游戏报》，“于是冠裳之辈、货殖者流，莫不以披阅一纸《游戏报》为无上时髦”。《游戏报》的成功在上海带起了阵阵小报热潮。
2．小说传播方式的改变与稿酬制度的建立
19世纪后半叶，上海开始进入使用近代印刷技术的报刊时代。报纸和杂志在晚清蓬勃发展，成为其时文化的主要载体和传播媒介。反映在文学领域，一个重要的现象是文艺性报刊的大量涌现，而那些综合性报刊杂志也都数量不等地刊载文艺作品。1902年11月，中国第一份近代小说杂志《新小说》创刊之初，就在《新小说社征文启》中将所征求的稿件明确分为若干等级且明码标价，实行按字数计酬的方法。《新小说》的这一

作法已与现代稿酬制度十分接近，对后起的文学期刊起到了导向和垂范作用。
3．域外小说的刺激与启迪
陈平原将域外小说的输入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文学结构内部的变迁，视为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原动力或第一推动力。域外小说的大量引入，不仅极大地开阔了晚清小说家的眼界，扩展了晚清小说的取材范围，也开拓了新小说的体裁类型。不仅如此，域外小说还在叙事艺术、文体意识、表现手法等方面给中国作家以启迪，对晚清新小说创作产生了或隐或显、潜移默化的影响。
4．“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与小说观念的变革
1902年11月，梁启超提出的“小说界革命”口号，成为新小说蓬勃发展的催化剂。它改变了人们头脑中禁锢的小说观念，唤起了晚清一代新小说家的创作激情。“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这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的说法，颠覆了传统的文学观念。“末技”、“小道”也能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这解决了徘徊于新旧之间的晚清知识分子的一个思想疑虑：写小说并非是人生的没落，而是经世之伟业。再说，戊戌维新失败，庚子国变，世道纷乱，全国上下都深感“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写小说，可以“将胸中所怀之议论”寄于此，宣泄个人心中郁结的不满与愤懑。思想束缚的解除，精神情感的满足，使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口号如投入干柴的星星之火，很快形成燎原之势。

（二）晚清新小说的特点

与古代小说比较，晚清新小说有几个特点，也就是其“新”的性质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是与救亡图存、变法维新、反清革命等政治关系密切。不仅以现实政治、现实社会为表现对象的小说是如此，而且连历史小说、武侠小说等传统题材小说，也往往寄托了政治内容。时风所及，连狭邪小说之末流《九尾龟》也要发几句“现在的嫖界，就是今日的官场”之类影射的议论。写情小说，如吴趼人的《恨海》等，其中描写造成爱情悲剧的直接原因，往往是政治风云的变化。
其次，是题材的开拓。新小说大大拓宽了小说的表现范围，它们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宣传资产阶级改良或革命的政治主张及民主、自由、科学等新思想、新知识、新理想的小说，包括外国历史题材和科幻题材，这是中国传统小说之从未有过的。定一在《小说丛话》中为中国小说的更新开出了一副药方：“然补救之方，必自输入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始。盖中国小说中，全无此三者性质，而此三者，尤为小说全体之关键也”。这类小说虽然数量不多，却开启和导引了新小说的发展潮流，在小说界革命初

期占有主导地位。一类是社会（谴责）小说，揭露时弊，抨击政府，谴责社会黑暗，包括批判维新党人借维新以营私，以及种种恶风劣俗。当时把小说作为舆论监督工具，主要体现在社会（谴责）小说上。它是晚清数量最大的小说类型，新小说能够形成浩大声势，主要靠这类小说。一类是靠近传统题材，如言情、历史、武侠公案等，但在新形势下发生重要变化，都把干预现实作为出发点。
第三个特点是小说叙事模式与艺术手法的近现代转型。新小说开始转变中国小说的传统形态，师法西方与日本小说的叙事结构、叙事时间、叙事角度、描写技巧等，向域外小说靠拢。因此，清末民初的新小说也就成为中国小说转型的关键时期，成为传统小说到五四新文学之间的过渡与桥梁。
第四，艺术上的不成熟及泛政治化、泛文章化、泛新闻化的倾向。这也是其只能充当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过渡性角色的一个重要变现。晚清小说是一批艺术质量不高的小说，即使以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名作所谓“四大谴责小说”而论，艺术水准也都不及它们的古代前辈，甚至没有留下一个值得进“史”的典型人物，许多作品就连我们也就近代小说的人也觉得难以卒读。晚清小说质量的粗劣与数量的众多形成惊人的对比，这种量与质的鲜明对比，既不见于古代小说，也不见于现代小说。这一重大缺陷是与晚清小说家所遭遇的独特的矛盾以及小说理论家的误导分不开的。晚清小说的骤然繁荣是以政治为催化剂、以市场为扬声器。小说创作是为了“觉世”而不考虑“传世”，职业小说家追求是风行一时而不是流芳千古。半个世纪以前龚自珍的一句愤慨之语“著书都为稻粱谋”不幸成为谶语，富有嘲讽意味地应验了“五十年中言定验”豪迈预言；登高一呼的梁启超“著论求为百世师”的雄心在小说界革命的实践中却大打折扣。
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是政治催生下的“早产儿”。尽管如此，小说界革命改变了鄙视小说的传统观念，使小说进入了文学的殿堂，也引领中国小说走向近代化之路。这一历史功绩，我们是不应抹杀的。

（三）晚清新小说类型

“小说界革命”时期是新小说类型意识高涨的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概没有哪一代作家像新小说家那样热中于对小说进行分类，并借助于类型理论来推动整个创作发展”。关于小说类型的讨论成为20世纪初文坛最为活跃且最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探讨，其意义不仅在于彼时的类型观念直接开启了此后几代小说史家的理论思维，更在于其对当时小说创作所产生的积极的推动、调节和引导作用。
重要的新小说类

型有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写情小说、历史小说、理想小说、翻新小说、侦探小说等。政治小说艺术性不高却具有多方面开拓意义且对整个新小说创作影响甚巨。社会（谴责）小说显示了“小说界革命”的实绩。翻新小说是晚清数量和质量上都值得关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创作现象和新小说类型。理想小说包融了科学小说、科幻小说、乌托邦小说等新小说类型，是传统晚清小说研究最被忽视的一环。晚清写情小说、历史小说、侦探小说等都有其独特的取材倾向、主题模式与叙事特征。
1.政治小说
政治小说在晚清新小说中所占数量并不多，不到百分之五，但是它领导了晚清新小说的潮流。新小说崛起之时，“新”就新在为政治观点服务上。这时的“政治小说”的含义与后来以现实政治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不尽相同，它专指宣传新的政治思想、政治主张的小说，而且不用写实手法。“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在当时，政治小说是“理想小说”之一种（另一种是科幻小说）。这种明确地以宣传政治主张为目的的“政治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所没有的。它主要是受欧洲、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而根源于中国政治家的需要。“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以“有不可思议的支配人道之力”的小说家言描绘出一个令人向往的改革后的动人情景，以推动人们接受改革，这就是政治家宣传家们青睐政治小说的原因。
从中国小说的发展来看，晚清政治小说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它确立了以小说“改造国民性”的信念，相信小说可以改造社会。其次，政治小说的泛文章化，改变了中国传统小说固定的模式，它在艺术上虽然是失败的，但也推动了传统小说的形式转变。这些都对后来的小说发生重要影响。
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1902）是晚清最著名的政治小说。晚清小说的泛政治化和泛文章化，该著称得上是开风气之作。1902-1905年。政治小说逞一时之盛，主要有：托名“犹太遗民万古恨著、震旦女士自由花译”的《自由结婚》（1903）、陈天华《狮子吼》（1904-1905.民报）、颐琐《黄绣球》（1905）等。
政治小说的共同特征：（1）情节框架的虚幻性、寓言性与情节背景、某些内容的现实性、时事性的结合。（2）人物设置的影射性和形象的概念化，正面人物大多理想化，有些反面人物倒是较生动（联系十七年小说）。（3）叙事语言中掺入大量宣讲语言（亦是泛政治化、泛文章化之表现）。（4）采用传统章回体小说形式，又吸收了一些域外小说技法。这些特点

使政治小说不仅在思想倾向，而且在艺术上也显示出与古代小说不同的风貌。政治小说不仅是晚清小说一种类新，也标志着新小说形成发展的一个阶段。
2.社会谴责小说
1902年以后，与晚清政治小说崛起几乎同步，文坛上涌现出了一股揭露黑暗政治、抨击社会时弊的小说潮流。这一类型的小说在艺术上仿效古典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结构和笔法，但不像《儒林外史》含蓄蕴藉，人物和故事往往“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鲁迅称之为讽刺小说的变种，别谓之“谴责小说”。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谴责小说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思想与艺术的一般特征有着精辟的概括：“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社会谴责小说潮流，以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为滥觞。该著以1894-1900年间的中国时局为背景，以官场为表现对象，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各级官员的腐败。自1903年在《世界繁华报》连载，一纸风行，李伯元声名大震。
以社会为批判对象，借小说以发泄对政局、时弊的不满和对腐败官场的愤慨，对社会弊病、人性积习和道德沦丧痛加揭露，以及讽刺加谩骂的手法，随着《官场现形记》的风行而迅速流行。当时上海出版的《绣像小说》《月月小说》《新新小说》《小说林》等新小说杂志上大量社会谴责小说蜂涌而出，人们所称晚清小说四大家之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都是这类小说的创作高手。这一社会谴责小说思潮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当时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种问题，几乎都被此类小说创作者所涉及。
以官场为批判对象，揭露士大夫阶层的黑暗、腐朽，这在我国古典小说中并不多见。晚清社会谴责小说区别于古典小说之处，在于它彻底抛开了“忠奸”对立的传统模式，对整个官僚系统，包括贪官、昏官，也包括“清官”乃至万民之上的皇帝，进行全面否定性的揭露抨击。值得指出的是，社会谴责小说从揭露官场开始，迅速扩大至批判整个社会黑暗现状，最有代表性的是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晚清社会谴责小说在暴露社会“弊恶”中，将官场、政界与上流社会描绘成“畜生的世界”，反映了戊戌变法失败、庚子事变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及有识之士对统治集团腐败的极度愤恨，对专制政体的否

定，同时，也表现出这批作家对人物和社会的思考的思想支点基本上是传统的道德伦理。以拯救道德而达于救世救国，是中国传统文人奇特的政治假想，生活在20世纪初叶的晚清新小说家依然没能摆脱传统文人的道德救世情结。
社会谴责小说大多基本沿用古典小说的章回体，采用连缀式结构，常常以一种情感，一种思想为中心，以短篇故事集锦连串而成，所以“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这种结构固然与当时报刊杂志的发表要求有关，也与作家的创作思想紧密相连。在谴责小说作家看来，情感中心。思想中心必人物中心，更能展开生活画面，包容目睹与耳闻的种种社会现状。小说观念制约了小说技巧的选择，当谴责小说作家将展示作为小说价值所在时，小说更本质的特点被弱化了。人物塑造、内容开掘，被题材、故事这些外在性的东西所复盖。作家对题材新颖，故事离奇的兴趣，远远大于对小说人物的关注。这也就是1902-1906年间，谴责小说兴起时，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多种问题的小说都蜂涌而出的原因之一，因为连缀结构是这种小说观念最好、最方便的艺术表现形式。
社会谴责小说第一位代表人物是李伯元，代表作是《官场现形记》和《文明小史》。后者着重暴露上层社会的假维新，意在提倡身体力行的真维新。关于前者，鲁迅以为：
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然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无自序所谓“含蓄蕴酿”之实，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后尘。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乃骤享大名。
与李伯元齐名的是吴趼人，此类小说的代表作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发财秘诀》《最近社会龌龊史》等。鲁迅以为：“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文学史家一般亦将刘鹗的《老残游记》划归谴责小说之列，鲁迅最早肯定其此一方面的价值：“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也”；而且赞其“叙景状物，时有可观。”
3.历史小说
晚清历史小说同样是小说界革命的产物，属于“新小说”一类。历史小说本着“史为今用”的指导思想，扩大了历史题材：一类是杂述中国史事的作品，如吴趼人的《痛史》、《两晋演义》等；一

类是西洋史改写成说部，如《万国演义》、《泰西历史演义》、《东欧女豪杰》等。这类小说的宗旨之一是开民智，普及中外历史知识；宗旨之二是振民气，中国史小说则着重选择宋元、明清之际为题材以鼓动民族主义，外国史小说则盛行虚无党小说，与反清革命形势有关。
不过，历史教科书式的小说，由于人物塑造和描写的欠缺而读者渐少。中国史小说，则逐渐由取材古代转向取材近代历史或时事。这些小说以故事为主，在情节和结构上借鉴了谴责小说描写内容的广泛性、暴露性和连缀式手法；在创作倾向和正面人物形象刻画上，往往又有政治小说的色彩。同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谴责小说那种漫画式的，较注重真实性；也不同于结构松散，人物大段独白，缺乏形象特点的政治小说，因而赢得了读者。其主要代表作是曾朴的《孽海花》和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
《孽海花》以金雯青和傅彩云的故事为线索，描述了清末同治初年到甲午战争之后三十年间上层社会生活，展示了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外交、文化各方面的社会状态。作品涉及一系列历史事件，如中法战争、中俄伊犁与帕米尔交涉、甲午战争及台湾抗日、帝党后党斗争、强学会建立、兴中会成立、广州起义等，比较清晰地显现了从洋务运动到改良运动，到革命思潮兴起这一晚清政治变革的轨迹。小说中二百多个人物，都以实有的历史人物为原型，或用化名，或用真名。作者意在展现并使读者认识近代中国的危机和历史趋势。小说第一回描绘了一座“孽海”中的“奴乐岛”，虽山川明丽，花木秀美却“从古没有呼吸自由的空气”，而“到十九世纪中段”，“忽然周围起了怪风大潮”，以至奴乐岛“岌岌摇动”，“直沉向孽海中去”，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象征。“三十年旧事，写来都是血痕；四百兆同胞，顾尔早登觉岸”，概括了本书基本主题和创作宗旨。
《孽海花》较全面地反映了近代史上新旧力量的兴替与斗争，在暴露黑暗方面，也主要不是从道德伦理角度，而是从政治角度揭露上层官僚士大夫、尤其是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腐朽昏聩，误国亡国。曾朴笔下写得最生动深刻的，是一批自命知诗书，懂洋务，也爱国，也清廉，实际悠游清谈、耽溺风流、虚骄自大、纸上谈兵、昏庸误国的士大夫，状元出身的外交使节金雯青亦是此类人物。
其它如写情小说、理想小说、翻新小说、短篇小说，不表。

二．民初小说

（一）民初小说的转折

民初小说直接继承晚清新小说而来，是新小说的发展与变异。新小说发展至民初，发生了一个转折。最明

显的变化就是小说家对小说的认识与晚清不尽相同。民初小说受到商品化的强烈影响，因而具有更强的娱乐化倾向与“媚俗”倾向。民初小说继续了晚清小说师法域外小说、转变中国小说型态的发展趋势，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它成为从晚清小说到五四新文学之间的中介环节。
民初小说的一个重要变化，便是政治意识衰退。晚清小说家鼓吹小说有改造社会的政治的功能，这种过高的期望一旦被社会实践所否定，小说家在失望之余往往向传统的“消闲”“游戏”观念回归，来填补政治小说留下的价值真空。曾经在晚清翻译过《身毒叛乱记》，试图以印度沦为殖民地遭到英国残酷统治的惨痛教训警告国人的包天笑，便在民初失望地叹息：“则曰群治腐败之病根，将借小说以药之，是盖有起死回生之功也；而熟知憔悴萎病，惨死堕落，乃益加甚焉！”“呜呼！向之期望过高者，以为小说之力至伟，莫可伦比，乃其结果至于如此，宁不可悲也夫。”这种失望促进了小说家向“游戏消闲”的小说观回归。当然，这其中亦有域外小说中通俗小说观念的影响。
陈平原用“俗化”来概括民初小说的特征。这种俗化小说的第一个特征是抛弃早期新小说的启蒙意识，直接认同于一般市民的思想和趣味。其致命的弱点是思想的平庸，以流行价值观念为标志，以社会大众趣味为趣味，没有一点“超前意识”和独立思考的愿望。俗化小说的第二个特征，是由商业化倾向引起的小说创作的模式化。一部小说一旦畅销，小说家便趋之若鹜，竞相仿效。一位作家一旦成名，成为畅销作家，便常常按市场需求，连篇累牍，不断炮制作品。李定夷创作生涯不到十年，却创作了长篇小说四十多种。李涵秋在十五年内就创作了一千多万字的小说。他们都是民初最著名的小说家，其创作速度远远超过晚清的多产作家吴趼人。于是，在这些作家笔下，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一种创造，而变成了批量生产的商品。俗化小说的第三个特征是娱乐性、趣味性的加强。晚清新小说为突出启蒙意识，有意削弱情节在小说中的中心地位，民初小说为加强小说的娱乐色彩，又回到传统的”无奇不传”。言情小说是传“奇”，黑幕小说也是传“奇”，《留东外史》一类的社会小说更是传“奇”。单是言情小说，时人又强分出“惨情”、“孽情”、“烈情”、“妒情”、“哀情”、“艳情”、“怨情”、“幻情”、“苦情”、“侠情”、“奇情”等诸多情节类型，并冠于每篇小说之首，无非是渲染故事之新奇曲折。

（二）言情小说与社会小说

如果我们把社会谴责小说作

为晚清小说的代表，那么，民初小说的代表无疑是言情小说，人们把民初小说家称为“鸳鸯蝴蝶派”，就是根据他们创作的言情小说基本特征命名的。民初言情小说数量众多，大有席卷小说界之势，时人考证：“上海发行之小说，今极盛矣，然按其内容，则十之八九为言情之作。”“言情”又常常掺入到其它题材的小说之中，成为贯穿小说始终的主要趣味线。李涵秋的“社会小说”《广陵潮》便以云麟和伍淑仪的爱情为主要趣味线。因此，民初言情小说形成中国小说史上继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之后的又一“言情小说”高潮。
晚清言情小说力图与时代风云、国计民生相联系，避免为言情而言情，所以吴趼人的《恨海》、符霖的《禽海石》等作品虽然描写了爱情悲剧，又都把它们放在庚子事变的大背景下变现，造成爱情悲剧的原因是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而不是把矛头对准封建宗法制。晚清言情小说中出现的长辈大都通情达理，往往不构成青年男女自由相恋的障碍。这样的言情小说未能真正进入到人的内心世界，从人物所遭受的封建宗法制的精神束缚和思想禁锢上来展现纯真的爱情悲剧，从而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民国建立，帝制废除，对封建礼教产生巨大冲击，封建宗法制的权益不再受到法律保护，这一社会环境的变化，促使言情小说也发生了变化。
民国元年问世的《断鸿零雁记》和《玉梨魂》，标志了民初言情小说风格的形成。它们无论在文学表现人生的艺术特征上，还是在“人”的意识朦胧觉醒上，都比晚清言情小说有了明显的进步。
《断鸿零雁记》是苏曼殊的小说代表作，1912年5月开始在《太平洋报》上连载。小说以第一人称主人公充当叙述人，带有明显的自叙传色彩。小说描写一位因“家运式微”而出家受了“三戒”的和尚三郎，从乳母口中得知生母尚在日本，得未婚妻雪梅的赠金，东渡日本，寻到母亲。在日本的表姐静子真诚地爱上了他，但他已入佛门，不愿再入尘世受世俗磨难，忍情留书静子，悄然返国。回国之后，又得知雪梅因父母逼她另嫁绝食而亡，便长途跋涉去凭吊其墓，但在斜阳荒草中已无法找到雪梅的葬身之处。小说写的是一位和尚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感情矛盾。对生母和两位挚爱他的少女的情感使他不能做到万事皆空。按照和尚的戒律，出家人本不应再有寻访生母、凭吊未婚妻之类的举动，更不能对女子之爱报以缠绵悱恻的情感。而种种“人”的情感使得和尚不能不出于矛盾状态。苏曼殊以自己为原型，塑造了一位意欲坚守戒律，却又不能斩断情丝，陷在男女感情纠葛中难以自

拔的和尚，显示了“人”的意识的朦胧觉醒。这样一位恋爱的和尚，在中国小说史上还是首次出现。
苏曼殊偏爱“言情”题材，他的小说几乎都写“恋爱”，大都是“一男二女”模式，结局都是悲剧，主人公不是“死”就是“出家”。作者常常揭露封建宗法制的包办婚姻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痛苦的悲剧。其小说中出现的长辈，除了《断鸿零雁记》中远在日本的母亲外，几乎没有一个是好人。他们为财货。礼教所驱使，扼杀儿女纯真的恋爱，把他们逼上绝路。另一方面，苏曼殊又强调恪守礼教。这种感受到礼教的不合理而又不敢抨击礼教，力求调和爱情与礼教冲突的做法，代表了民初言情小说的普遍倾向。
民国元年另一部重要作品是《玉梨魂》，作者徐枕亚，1919年在《民权报》连载，轰动一时。1913年出版单行本，重版多次，盗版不计其数，成为民初最畅销的小说。如果说《断鸿零雁记》写的是一种不为礼教所容的恋爱——和尚恋爱，那么，《玉梨魂》写的是另一种不为礼教所容的恋爱——寡妇恋爱。女主角梨娘是一位寡妇，爱上了给儿子请的家庭教师梦霞，并且主动表白爱情，鱼雁传书，络绎不绝。但是她又希望自己保持寡妇的“名节”，时时带着罪恶感深自忏悔。她为了日后经常看到情人，一手包办了小姑筠倩与梦霞订婚，不料梦霞不肯移情别恋，筠倩又深以包办婚姻为苦。最后梨娘在两难痛苦中自戕而死，筠倩也自感对不起嫂子自我了断，梦霞本想殉情，又觉得大丈夫当死于国事，便出国留学，后来死于武昌起义。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从来没有人以充满同情赞颂的笔调，写过一个不能克制七情六欲、在爱情与礼教中彷徨徘徊，既想恪守礼教，又要追求爱情，最终自戕而终的寡妇。《玉梨魂》的思想突破是显而易见的，显示出“人”的意识朦胧觉醒。然而徐枕亚还没有意识到礼教是“吃人”的，礼教在他心目中仍是至高无上。既然没有勇气打破礼教的束缚，爱情悲剧的终场是注定了的，由此形成了暗淡前途规定了作品颓废缠绵、哀伤低沉的基调，造就了小说中的各种矛盾和作者的矛盾态度。
《断鸿零雁记》是一部文言小说，《玉梨魂》更是一部带有浓重的骈体化倾向的文言小说，以其“有词皆艳，无字不香”的赞誉和几十万的销量，带起了骈体小说在民初文坛上的风行一时。以前定其（鸳鸯蝴蝶派小说）为“逆流”，也包括文体方面的“复古”。怎么看待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研究。骈文小说大受欢迎，时人归之于“青年好绮语”。骈文小说显示了中国诗文感伤传统的影响，以及这代人半新不旧的爱情婚姻观外，更

体现了作家们对他们所理解的“纯文学”的追求。然而他们却为追求纯粹的文学性（高雅）而误入歧途。当然，逞才使气、卖弄文墨的文人结习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民初言情小说潮流中，以悲剧结局的“哀情小说”盛极一时，其中，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最力的要算吴双热的《孽冤镜》，与《玉梨魂》隔日在《民权报》连载。小说触及了爱情当为婚姻基础的问题，主题更富社会意义。
民初抨击揭露社会黑暗的社会小说首推《广陵潮》，其作者李涵秋以此著奠定了民初“第一小说名家”地位。《广陵潮》从晚清写起，时间跨度数十年，是晚清社会谴责小说、历史小说的继续，但缺乏晚清社会小说掊击时政时的那般慷慨激昂、锋芒毕露的锐气，这也是民初社会小说的共同特点。它更像《孽海花》一类的历史小说，试图通过“野史”作为现实的“镜子”。它的历史内涵要超过晚清任何一部社会小说。其出色之处，是从普通百姓角度，描绘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辛亥革命对老百姓来说是隔膜的，武昌起义成功后，武昌的许多市民因为害怕清军要来开战，蜂涌出城，许多人被践踏而死。扬州光复时，清朝官吏刚刚逃走，民军尚未进城之际，扬州的土豪劣绅便乘机成立了一个“民政署”，而革命军进城后，并不打击这些土豪劣绅，反而成立了一个“军政分府”，充分显示了辛亥革命的妥协性。民初小说家大都陷于“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的矛盾，李涵秋也是徘徊于旧礼教与新思想之间。他们的妥协软弱决定了他们对黑暗现实往往借助“礼佛”来逃避，这是他们与五四新文学家本质区别之一。

（三）民初小说艺术发展的特点

晚清小说已经开始吸取域外小说的形式技巧，变革中国古代小说的形式，这一变革到民初继续发展。中国古代长篇章回体小说由说书人的话本演变而来，而林译小说的出现为清末民初小说提供了摆脱“说话”影响的另一种模式。至民初，《断鸿零雁记》、《玉梨魂》、《孽冤镜》等当时影响最大的作品，都已不用“章回体”，基本上按照域外长篇小说的结构在段落处分章，摒弃每回必写两件事的写法，使得长篇小说采取更自由的形式，从而为读者接受五四新文学的长篇小说作了铺垫。
新小说中的短篇小说至民初也有了很大发展。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短篇小说”，并不专指小说篇幅的长短，还包括小说形式上的突破。胡适为“短篇小说”下了个定义：“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在以胡适为头人的五四新文学家看来，只有与从

传记发展而来的传统短篇小说不同的“横断面”式的短篇小说，才配称作真正的“短篇小说”。如果说晚清吴趼人的《查功课》、徐卓呆的《入场券》等小说已经突破冲突短篇小说的叙事模式——着意于截取社会生活的横断面，以小见大，以部分暗示整体，实现了从一个生活侧面来反映社会生活的结构创新——那么，民初小说家正在使这一形式趋于成熟。同样是通过对话撷取场景，吴趼人的《查功课》重在叙述事件，包天笑的《电话》却令读者在了解事件之外还能体验人物的惆怅心理，揣摩他们的性格。在形式运用上，包天笑比吴趼人短篇小说更为细腻，也更具真实感。
从小说叙事模式转变来看，清末民初是一个非常主重要的时段，陈平原先生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有精当的分析。他所谓“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包括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层次。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时间上基本上采用连贯叙述，在叙事角度上基本采用全知视角，在叙述结构上基本以情节为结构中心。这一传统的小说叙述模式，20世纪初受到西方小说的严峻挑战。在一系列“对话”过程中，外来小说形式的积极移植与传统文学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共同促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现代中国小说采用连贯叙述、倒装叙述、交错叙述等多种叙事时间；全知叙事、限制叙事（第一人称、第三人称）、纯客观叙事等多种叙事角度；以情节为中心、以性格为中心、以背景为中心等多种叙事结构。这一转变肇始于1898年“小说界革命”酝酿期，基本完成于1927年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结束；经过两代小说家（1898-1916统称为“新小说家”，1917-1927统称为“五四小说家”）的共同努力完成的。很值得一读的堪称学术经典的著作，尽管其偏颇之处也愈来愈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十多年间陈平原也基本不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之类的话题了。
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民初小说给人的印象历来面目可憎，思想腐朽、形式复古、格调低下，被定位为晚清之后的“逆流”，五四新文学家挞伐的主要对象。鸳鸯蝴蝶派、黑幕派是五四新文学家对民初小说的概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以偏概全、有失公允的看法得到了清算。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在晚清民初小说研究中的“溢美”倾向。如果是，五四新文学家和其后半个世纪的研究界对民初小说普遍带有“溢恶”倾向，那么，目前的研究界需要警惕的不是“溢恶”而是“溢美”倾向。大多数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都带有或多或少的偏爱心理，对民初小说的研究亦是如此。在我看来，

民初小说的致命弱点在于独立的“人”的精神的缺失和严重的商品化倾向带来的媚俗格调。杨义先生谓“鸳鸯蝴蝶派文学是一种浪子加才子的文学，它们带有对封建传统名教或强或弱的离心倾向，又带有在租借洋场文化中忽沉忽浮的病态成分。它们以病态的离心，推进文学格调的感伤化和商品化”，这一断语还是很有见地的；杨义先生又说：“民初小说，作为近代文学的末流和尾声，已在媚世和复古的风气中，把反帝、反封建的气味丧失殆尽”，这一思想定位大体是说得过去的，但同样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以“反帝、反封建”来要求民初小说，也是有问题的。

作业、讨论题、思考题：
一．试析晚清新小说与古代小说比较，其“新”的性质表现的几个方面。
二．试析晚清社会谴责小说的类型特征。
三．试析民初小说的“俗化”特征。
四．举例说说民初小说艺术发展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