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从宗教宣传中得到的启示

作者简介】方尔加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科部

做思想政治工作意在使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有理想、有道德，奋进向上的人。宗教也关注人生观、价值观，强调灵魂净化、慈悲兼爱。当今，总体讲，思政工作比宗教的影响力大得多，但也不能不看到在某些地方和某些层面，宗教的影响正急骤扩大，思政工作却显无力。尤其在青年人当中，思政工作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宗教则相当活跃。据统计，1993年，我国有2000多个宗教团体，1997 年发展到3000多个，增加50%。1993年各级宗教学校有50多所，1997年增至74所，增加40%以上。1993年全国宗教活动场所有40000多处，1997 年增至85000多处，增加100%以上。1993 年全国宗教神职人员20 万左右，1997年增至30多万，增加50%以上，教徒增幅也相当可观，特别是基督教。1990年教徒550万，1993年增至700万，增长27.30%，1997 年达到1000万，比1993年又增加42.90%，增长速度大大加快。目前，全国各类教徒1亿左右，其中青年约占三分之一。（注：管敏政：《天堂的诱惑——当代青年信教问题探析》，载于《山东青少年研究》1993年创刊号。梅周：《借宗教问题反华不得人心》，载于《人民日报》1997年8月2日。）

一些城市的统计资料更能将宗教影响力的扩大反映得具体些。杭州市基督教“三爱会”有15000个基督徒，其中2000左右是青年。表面看青年教徒比例不大，但受宗教吸引参加宗教活动的人中青年人比例相当大，杭州基督教堂有5个，活动点有14个。据牧师介绍，仅官巷口沐恩堂每星期日做礼拜时，进出人数平均就达5000人次，其中70～80%是青年人。每年该堂发展基督教徒350人左右，青年人占多数，其中有在岗职工、下岗人员、待业人员、个体户、郊区农民、大学教师、医务人员、科技人员、在校学生，甚至有身着便装的部队官兵。江西南昌市基督教堂每周二晚上都有近千名青年听牧师做《圣经》启蒙。江苏徐州市目前有40000～50000青年信教，占该市青年总人数3～4%。（注：《山东青少年研究》1993年创刊号。）在上海的一座著名教堂，每星期天来做祷告的有3000多人，其中青年人占三分之一。（注：王常忠：《中国青年信教现象》，载于《新世纪》，1995年第六期。）

有人说80年代以来的青年人缺乏理想，讲求实惠，甚至预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价值观将势如潮涌，追求精神境界升华的人日渐寥落。此类看法与上述青年人信教人数快速增长的事实显然不相契合。应该看到，广大青年人对精神境界升华的渴求并无减弱。问题是他们在这方面得到应有的关照了吗？显然没有。有人撰文谈青年信教原因说：“由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削弱，有的青年感到信仰危机，觉得没有一个可追求的理想目标，而宗教思想体系中的某些戒律、道德观念，正好与他们的思想产生共鸣，由此便皈依了宗教。有些企业和农村地区，青年思想政治工作不落实，甚至无人问津，致使青年的一些思想和生活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宗教信徒中提倡遵守社会公德、敬老爱幼、互相关心和友爱则吸引着青年；有的单位对青年的思想工作方法陈旧、单调，又由于场所、经费等条件限制，正常的团组织活动也难以开展，青年感到文化生活单调无味，而一些宗教组织和信教群众在发展社会公益方面进行活动，一些寺庙、教会的讲经、布道与社会习俗相结合的各种活动则打动着青年的心；有的青年甚至把宗教劝人为善与党提倡的学雷锋做好事混为一谈，把教会的‘十戒’与党提倡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五讲四美三热爱’扯在一起”。（注：邓卓明：《青年信教的社会心理因素》，载于《青年潮》，1993年第三期。）可见，今日青年既讲实惠，也十分渴求精神上的满足，甚至常常把精神追求置于物质享受之上。那么追求精神满足的青年为何多去信教？通常的说法是思想政治工作没跟上。为何跟不上？有人撰文说：“我们的思想工作忽视了对青年宗教信仰的正确引导，缺乏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对青年各类思想认识指导帮助不够，无神论宣传工作不得力，这就使宗教吸引青年有机可乘”。（注：《山东青少年研究》1993年创刊号。）“不深入细致”、“不得力”是人们批评当前思政弱点的常用语，然而如何“深入细致”和“得力”呢？有人说：“要使大学生自觉抵制和消除封建迷信和宗教观念的影响，

关键是使他们认清封建迷信和宗教的本质。因此，必须坚持对他们进行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无神论的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教育”。（注：黄荣登、黄纲、陈仁卿：《封建迷信和宗教观念对广东大学生的影响》，载于《高校理论战线》，1994年第三期。）此一说法令人生惑，难道我们对大学生进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无神论教育还少吗？在各学校，每一学年、学期政治理论课、德育课、各类政治报告，数量相当可观；每一校、系、年级，甚至人数不多的班均配备从事政治思想工作的党团组织和专、兼职人员。应该说从思政教育次数到组织保障绝对不能说“不细致”、“不得力”。笔者以为，主要问题是出在思政教育的质量上。有位同志撰文说：“诸如对理想、信仰与金钱，平等竞争与共同致富的选择。对这些问题，我们未能及时、有效、深入地做好德育工作，而仅停留在政治思想教育、道德行为规范、组织纪律教育上，还没有涉及到精神世界的深层次的问题”。（注：李健：《大学生宗教信仰的德育思考》，载于《学生工作》，1996年第四版。）说目前的思政教育不够深入是对的，这也正是我们不能满足青年人追求精神升华的渴求的重要原因。但对为什么深入不下去，探讨的人不太多。笔者主张，思政工作者们不妨对宗教作一番考察，将之与思政工作进行比较，看看思政的弱项是什么，有无可向宗教借鉴之处，这对思政工作的深入不无裨益。

一、关于功名利禄

宗教教义倡导抛弃功名利禄，以淡泊为荣。佛祖悉达多·乔达摩本可继承迦毗罗卫国王位，位显财巨，可为了寻求真理，普渡众生，屈王子之尊，做乞丐。唐代佛学大师玄奘憎爱分明远征天竺求真经，千难万险百折不挠。返国后太宗皇帝劝其还俗做官，玄奘不为圣恩所动，坚持做完译经工作。耶稣基督也是为民众解除苦难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古兰经》劝告人们勿贪得无厌，对贫弱老病者大方地施舍。古代流传的这些教言、高僧、圣徒的高尚品质足令后人景仰。当然，其中有人可能因为时间久远，半带传说，可信度弱。但当代一些虔诚的宗教徒们的高尚举止，无疑能使人活生生地看到宗教徒的伟大人格。著名的弘一法师乃旷世奇才，本可官财两达，可为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刺血抄经。印度民族独立的领导人、伟大的圣雄甘地，一生虔信宗教。他的信条是，“我必须把我自己降为零。一个人若不能自动地在同类中甘居末位，就不能解脱”。（注：杜危、吴耀宗合译：《甘地自传》，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39页。）印度籍阿尔巴尼亚人特里萨修女一生唯以救穷助残为务。无论陷于战火，种族冲突的血腥环境中，还是获诺贝尔奖后在鲜花、赞美的簇拥下，她始终不离开穷人和残疾人，忠心为他们服务。再看看今天吸引大量群众的寺观、教堂中的普通神职人员，既不追求高消费，又不追求高官显位，一心弘扬本教，济世救人，以至和尚偶尔“打的”，雍和宫的喇嘛分房这些在世俗看来极平常的事情竟也成为新闻界炒来炒去的奇闻。一个人若无私求，周围人会对他放心。无私求而又汲汲于济世，周围人更对之景仰之至。圣雄甘地在种族冲突、教派对立、等级矛盾众多纷繁的印度能受到各方的爱戴即在于此。由于宗教疏远功名利禄，受到人们信任、赞誉。许多青年，包括不信教的青年承认，宗教可使人向善，“宗教劝人为善，仁人爱物”。（注：黄荣登、黄纲、陈仁卿：《封建迷信和宗教观念对广东大学生的影响》，载于《高校理论战线》，1994年第三期。）宗教是解决灵魂问题的，为灵魂的纯洁而疏远物欲。思政工作的旨意也是净化灵魂，可是从我党上升为执政党后，作为思政工作者，便很难与功名利禄隔开距离。党的政工干部有所谓科、处、局、部。军队政工人员有所谓连、营、团、旅、师、军。每一职级均有相应的货币收入、住房面积、用车、医疗以及其它待遇，十分令人垂涎。当然，宗教神职人员也有高低阶位，物质享受也有差距悬殊的时候，不过那是有违教义的，随时可得更正。一般来说，教内阶位高低对物质待遇无多大影响，小有的一些差异令世俗不足挂齿。更大的差异表现在精神上，与低教阶的人相比，高教阶的大师们在宗教知识水平、修身能力和道德境界上卓然超群，故而威信更高。当然，思政工作者职级高也能反映出其觉悟水平高，但物质待遇的明显增厚太惹眼，难免使思政人员和思政工作本身减色。造成企业、机关、学校、村镇思政工作远不如宗教火热。二、关于“百姓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