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与中国

风险社会与中国肖瑛2012-09-11 09:41:42 来源：《探索与争鸣》(沪)2012年4期第46～51页【英文标题】Risk Society and China【作者简介】肖瑛，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社会学院教授，上海200444【内容提要】中国融入全球化和加速经济建设的过程，是一个参与世界风险社会与自身风险社会之形塑的过程。

中国的风险社会既是世界风险社会的一部分，又具有独特的生成与运行逻辑，包括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的合拍、经济发展模式、功利主义意识形态、政府能力和利益追求等因素在风险生成中占据关键位置，而非理性主义的内在悖论在其构成中处于核心地位。

面对中国这一独特的风险社会，需要选择独特的研究主题和研究视角以及研究进路。

风险社会与中国的讨论，在方法论上仍是一个外来理论和概念如何本土化的课题。

【关键词】风险社会/中国风险社会/本土化1986年，德国学者贝克出版《风险社会》，该书在德国售出60000本，远超一般学术书籍的销量；1992年，《风险社会》英文版出版。

自此，“风险社会”成了描述当代人类生存状况最为常用的概念。

2001年美国“9•11事件”之后，“非传统安全”观念开始在我国国际政治学界和军事学界大行其道，为“风险社会”的流行铺垫了路基；2003年SARS爆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少数国内学术刊物开始介绍和翻译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的研究迅速增多。

然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文章直接把中国放置在风险社会语境下展开相关研究，这些文章的作者要么对“风险社会”理论的内涵望文生义，要么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已进入贝克意义上的“风险社会”阶段。

这种放置不仅是一个在中国如何开展风险研究的“后设”(meta-)问题，而且涉及西方理论如何本土化这一经典的方法论问题。

本文试图从风险社会的本来含义、当代中国风险生产之逻辑两个不同维度，来回答中国进入风险社会的预设是否合理的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中国开展风险研究的若干可行路径。

“风险社会”基本观念之廓清风险社会理论是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理论的一部分。

关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之建构逻辑，笔者做过专门阐述，此处不赘，本文主要从四个角度来重建贝克关于“风险社会”的想象。

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晚期阶段，是现代性从古典工业社会中脱颖而出形塑的崭新社会形式，是一种新的现代性。

在《风险社会》的开篇，贝克就对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的“历史终结论”展开批判。

在他看来，古典社会学大家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都视“工业社会”为现代性的最终和永恒存在状态。

贝克否定这一判断，像哈贝马斯那样强调“现代性的未完成性”，并提出现代性的自我再生产从工业社会内部消解了工业社会的合理性。

“19世纪，现代化在面对其对立面的背景下发生：一个传统的民德世界，一个需要了解和把握的自然；今天，在21世纪的门槛上，在发达的西方世界中，现代化已经消耗和丧失了它的对手，现在还破坏了它自己的前提，即工业社会及其诸功能原则。

”[1]贝克所谓的“风险社会”有三层意思：第一，它是现代化自身制造的；第二，它不是具体的某些风险事件，而是抽象的、普世的、超越人之感知能力的，对人类具有毁灭性后果的；第三，它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球化的、世界的，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风险面前人人平等”。

“反身性现代化”亦有多重内涵，首先指现代化的自我消解和破坏，如现代化生产出工业社会但最终终结了工业社会，不过，工业社会的终结意味着初级现代化阶段作为征服对象的“他者”的逝去，于是只有现代化自身的建构因素作为现代化的征服对象，现代化对自身的建构物不断怀疑、不断消解，最终把社会推入风险状态。

其次意味着现代化的自我批判、反思和管理。

在工业社会阶段，并不意味着现代化不制造风险，但那个时代的最根本和最直观的风险来自于“他者”，现代化本身所制造的风险相比于外在自然对人类的威胁完全不足挂齿，只是某些具体的现象。

然而，当“他者”的问题被解决后，风险的普遍化和抽象化立即呈现在人类面前，这是现代化自我破坏和消解的结果，现代性何以生产出“风险社会”，何以规避“风险社会”的持续再生产，开始成为现代性的核心论题。

风险社会是理性的内在悖论不断彰显的结果，是科学技术的自我怀疑主义极端化和激进化的直接表现。

现代性的核心特征是理性，这一点在启蒙运动时期得以奠定。

理性的内在悖论指理性试图用自身的有限性来把握对象世界的无限性之间的张力。

从经验的角度看，理性无以把握绝对的实在；从先验的角度看，理性无法设定自身的终极合理性。

但是，理性不是抽象地运用的，而必须有具体的附着点，这就是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是理性的具象化和理想形态。

参照简单现代化和反身性现代化的分类标准，贝克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初级科学化”阶段和“反身性科学化”阶段。

初级科学化的“发展逻辑依赖于删减的科学化(truncated scientization)，在这里，科学理性对知识和启蒙的宣称仍然豁免于科学怀疑论的自我运用和自我指涉”。

换言之，科学只“被应用于‘既定的’的自然、人和社会的世界”[2]，即前文所说的“他者”。

这种科学逻辑代表了启蒙理性的逻辑，即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逻辑，主体只是价值中立地研究客体，其运用于客体的范式不能用来反观自身。

贝克认为，由于简单现代化阶段人类最大的威胁来自外在的“他者”，加上科学能在自身内部成功地解决其实践结果的错误、悖谬和批评，具有把自己的错误和风险转化为扩张和发展自身的能力，从而使自身发展免受现代性批判和文明批判，使自己成为超稳定(ultra-stable)结构。

[3]但是，拒绝反观自身的“无思”不能避免科学自身内在悖论的持续发力，在“实验室用的罩衫”之下，科学的副作用以显性的或隐性的形式不断地生产、积累和释放，推动着科学的自我破坏。

到“反身性科学化”阶段，随着自在自然的终结和人造自然的登场，科学研究和实践的风险性开始暴露，科学再也不能给自己找到合适的替罪羊了，科学不得不把“自身”当作自己的问题。

反身性科学化“立基于完整的科学化(complete scientization)基础，它把科学怀疑论扩展到对科学自身的内在基础和外在后果上”[4]。

但是，科学的自我转向并不能改变其内在悖论，反而加剧了内部的分化和争论，科学在其推进过程中失去的是真理。

因为，面对科学技术所制造的种种风险，普通人的感知能力显得捉襟见肘，唯有通过科学的感官方能洞察和把握，即科学内部的相互否定，而批判制造风险的科学技术的过程就是一个制造出新的风险的过程。

这正是风险社会的宿命论特点所在。

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是风险社会的另一个面相。

工业社会一方面以社会阶级、核心家庭、性别角色和事业为轴心[5]，另一方面建立在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之上。

但这两个维度本质上是矛盾的：前一个维度着力于维护人的稳定性和集体性，启蒙运动的“个体化”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集体基础之上的。

后一个维度则是对各种边界如就业与失业、家庭与工作场所、男性与女性等的抹平，并高度彰显人的个体性、流动性，要求个体自我塑造自己的生平。

“个体化”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脱域”或者“解放”，即个人从第一面相意义上的传统支配模式中脱离出来；其次是“传统安全的丧失”或者“稳定性的丧失”，即在实践知识、信任以及指导性规范等方面丧失安全感；最后是“再嵌入”或者“再整合”，即一种新的社会承诺的生产，也就是个体化的制度化存在。

个体一旦失去传统工业社会的社会认同基础和保护屏障，就进入风险状态。

“再嵌入”同时意味着制度化、强制化和标准化，意味着个体生平对于教育、消费、福利国家的各种控制和支持、交通计划、消费供应以及医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各种资讯和看护的各种可能性与模式的依赖。

[6]但是，制度化和标准化并不意味着个体重新获得传统意义上的稳定性，因为这些新的制度化因素是根据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诉求而建立的。

在其语境下，一方面是个人的独立性和独特性的丧失，甚至其私人空间也被置于标准化的制度情境之下；另一方面是个人的生平从各种既定的决定性条件中游移出来，被置于他(她)自己的手中，成为反身性的，向决定开放并依赖于决定，个体必须学会把自己看作行动的中心，必须学会规划自己的生平、能力、取向和关系，等等。

这样，那些本来由社会和制度所生产的风险与矛盾，现在向主观化和个体化敞开，一切依赖于个体的决定和行动，一切决定和行动的后果也都无限开放。

当然，不仅是风险社会的个体化和主观化，而且还有个人认同的选择和改变的风险化[7]，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选择都是对另外的可能性的拒绝或者敞开。

如果说科学技术的内在悖论所制造的风险社会有毁灭人类自身的能力和可能，属于“生存性风险社会”范畴，那么，跟劳动市场和个体化联系在一起的风险社会则属于“生活性风险社会”范畴，二者构成风险社会的一体两面。

[8]如何超越风险社会？三点非常重要：一是科学技术的纵深发展已经消弭了自然与社会、科学与社会的边界，人造自然成为风险社会的基本工作面；二是作为风险社会的始作俑者，科学技术的单独作用只会加剧而非缓解风险社会的生产步伐；三是个体化推动着个人理性能力的增强，从这个角度说，风险社会也是个体不断增强学习的社会。

有鉴于此，超越风险社会的路径设计既要以超越第二点为根本目标，同时也要立足第一和第三点所建构的现实，发展出“亚政治”或者“生态政治”，用“社会理性”来约束“科学理性”。

这里所谓的“亚政治”或者“生态政治”，是相对于传统政治模式而言的。

在传统政治模式中，一方面是代议民主制，以保护公民权利；另一方面是经济—技术发展的非政治化。

而“亚政治”就是政治和非政治之间的领域。

“亚政治”既是代议制民主政治在世界风险社会面前失效的结果，也是要消除工业社会下民主政治的盲区，让经济发展和科学领域向公民全面开放。

亚政治的发展还是个体化即个体意欲掌握自己生平的结果，是理性个体之间的联合性行动所锻造的“社会理性”的彰显。

作为一种新政治文化，它以宪法权利为基础，并对这种公民权利进行广泛的政治激活，激活的形式高度多样化，从自发群体到所谓的“新社会运动”，再到关键的专业实践的替代形式[9]，拥有不同利益诉求、价值观念和兴趣的公众联合起来对经济活动和科学研究发表看法，以此让科学实践走出自己的内在悖论，实现风险社会的自我超越。

中国风险社会的特点廓清贝克意义上的“风险社会”的具体内涵，相当于确立了理解今天中国社会各类风险的形态和结构的参照系。

根据贝克的观点，风险社会是现代理性主义逻辑发展的必然，是人类现代性发展的第二阶段，与全球化基本同步。

因此，风险社会也是一个世界风险社会，全球化的过程就是一个风险社会在世界生成和扩张的过程，是一个不管人们愿不愿意都必然会被拉入到风险社会之中，或者说至少作为风险社会的承受者而存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