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产权理论案例分析

其原因在于，只要产权界定清晰（即不 减弱），交易各方就会力求降低交易费 用，使资源使用到产出最大，成本最低 的地方，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正因如 此，在科斯看来，外部性完全可由私人 合约得到解决，亦即基于自愿交易的私 人合约行为对市场运转有着自我修正的 效能——这正是科斯定理的精髓之所在。 效能——这正是科斯定理的精髓之所在。
科斯第三定理：当存在交易成本时，通 过明确分配已界定权利所实现的福利 改善，可能优于通过交易实现的福利 改善。 该定理假设政府能够成本比较低地近似 估计并比较不同权利界定的福利影响， 同时它还假定政府至少能公平、公正 地界定权利。 如果不界定清污的权力归属哪一方当事 人，并且存在交易成本，问题回复杂 得多。
②山地的集体所有制，意味着社区集体的每个 成员都天然平等地享有对山地的使用权利， 一旦家庭成员数量发生变动，必然要求山地 承包范围的重新划界，以追求产权界定的公 平性，即使那些没有进行重划的地区，由于 耕地普遍调整的示范效应，也势必会影响农 户的预期，从而加剧了农户山地经营的不确 定性，即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山地调整时 利益补偿的不确定性等等
“科斯定理”与其说道明了在交易费用为零 科斯定理” 的条件下效率结果与产权无关的结论，还 不如说道明了存在交易费用时产权制度是 如何作用于或影响经济效率的。 当我们重新使用“科期定理” 当我们重新使用“科期定理”时，更多的 是指：只要交易费用不为零，就可以利用 明确界定的产权之间的自愿交换来达到资 源配置的最佳效率，从而克服“ 源配置的最佳效率，从而克服“外部效 果”，而无须抛弃市场机制。
第五讲 产权理论案例分析
产权界定的重要性 交易成本 产权的权利束 寻租求租问题 现实性
内容框架
新制度经济学是什么 制度功能、制度起源 产权经济学 制度变迁 交易费用经济学与企业理论 集体选择的制度分析
一、私人物品的产权安排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私人物品最适宜的产权 制度形式是私有产权。因为，如果不确立私有 产权而是采取共有产权的形式的话，必然会导 致对这种物品或资产的过度利用，出现“ 致对这种物品或资产的过度利用，出现“公地 灾难” 灾难”。 “公地灾难出现于共同拥有的资源由众多人使 用的情境之中。其中，每一个人在为自己的利 益而最大限度地利用该公共资源时都能获益， 但如果所有的人都如此行事，就会出现资源遭 破坏的灾难性局面。” 破坏的灾难性局面。”
二、公共物品的产权安排
公共物品在消费和使用上不具有排他性，由私人生 产很难收费，所以，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来生产 和提供，即采取共有或国有产权的形式。
（一）公共物品为什么会存在收费困难
P S
P 1
D a 0 Xa1 Xb1
N
P 2
D b X1 D X
P2 b P2 2 a
0
X2
任何一种产权安排，如果它不能帮助人们形成 他们经济行为的稳定预期，不能有效地克服 机会主义行为，或者排他性软弱，从而不能 保障人们通过生产努力最大化来实现收益最 大化，那么，不仅经济增长成为幻想，而且 会导致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的混乱。山地承 包之所以没有取得象农地那样的效果，而是 诱发了反向积极性，关键就在于其产权安排 的不合理，即已经给出的制度安排与农户山 地经营所需的制度服务环境的不一致，从而 造成了农户行为的预期不足，而且现有的产 权制度安排的运作和实施费用亦十分高昂。 具体而言：
也有人说这是农民对政策的稳定性缺乏信任 所致，因为农户尽管在变化了的政策环境 下分到了山地的使用权，但由于他们预期 将来的某一天这份产权又会被收走，因而 产生了对山地资产的掠夺性短期行为。我 们很难武断地判断上述观点哪一种更为正 确。为了寻求一致的观点与结论，进而推 断它对全局的意义，我们需要从产权经济 学角度做进一步的分析。
无疑，山地承包的这种产权安排是极为粗糙的。 主要表现为 ①产权主体不明。由于承包制的推行及相应的 机构改革，在山地承包中，原有的生产队组 织已经解体，意味着法律上的所有权主体不 清，人们弄不清“土地法”中的“集体” 清，人们弄不清“土地法”中的“集体”到 底指谁，导致所有权主体“虚置” 底指谁，导致所有权主体“虚置”，而农户 的山地使用权范围亦界定不明（特别是没有 向农民作出收益权的承诺），导致农户对山 地经营的漫不经心，对集体产权的侵蚀以及 对山地资源的滥用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科斯第二定理：权利的初始界定重要 吗？如果交易成本为正，正如它们 的典型情况一样，那么回答是肯定 的。当存在交易成本时，可交易权 利的初始配置将影响权利的最终配 置，也可能影响社会总体福利。既 然权利的初始配置将影响到社会福 利，因此应该选择提供较大社会福 利的权利初始配置——上面的例子 利的权利初始配置——上面的例子 是赋予居民使用清洁水的权利。
科斯定理是由三个定理组成的定理组： 科斯第一定理：权利的初始界定是重要的吗？如 果交易成本等于零，回答是否定的。权利的任 意配置可以无成本地得到直接相关经济主体的 纠正。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可交易权利 的初始配置不会影响它的最终配置或社会福利。 因此，仅仅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权利的一种 初始配置与另一种初始配置无异。 科斯第一定理的一个推论是，通过清楚完整地把 产权界定给一方或另一方，并允许把这些权利 用于交易，政府能有效地解决外部性问题。
推论： 第一，在选择把全部可交易权利界定给 一方或另一方时，政府应该把权利界定 给最终导致社会福利最大化，或社会福 利损失最小化的一方； 第二，一旦初始权利得到界定，仍有可 能通过交易来提高社会福利。但是，由 于交易成本为正，交易的代价很高，因 此，交易至多只能消除部分而不是全部 与权利初始配置相关的社会福利损失。
同样，在湖南省怀化地区，承包制在山地上也 并未象在耕地上一样，立即唤起农民对土地 的生产性热情，而是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乱砍 滥伐现象。尤其是1984 年在中央“ 滥伐现象。尤其是1984 年在中央“１号文 件”放宽林业政策，取消木材统购，开放木 材市场，允许林农和集体木材自由上市后， 一下子在全区范围内出现了多起大面积乱砍 滥伐事件，如在该区的通道县，22个乡镇中 滥伐事件，如在该区的通道县，22个乡镇中 仅有２个未发生此类事件
8.3 根源分析：“结构—行为—绩效”的制度经济学 根源分析：“结构—行为—绩效” 考察 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差不多在实行耕地家庭承包制 的同时，对山地也采取了类似的制度变革与产权安 排形式，其基本内容是，在坚持山地集体所有制的 前提下，将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所有权以宪法规 定为基准，归社区集体所有，山地的使用权则均分 到每个农户。在山地使用权的分配中，大多采取了 按山地的远近、质量好坏，林木的种类、大小、多 少搭配来按人（或劳）均分到户的办法。由于农户 对山地面积没有太多计较，而只注重山地上的林木 价值，因而只是在大体估算的情况下指手为界，没 有准确的界址和面积。
各户损失100元 合计600元 工厂过滤器 300元
每户安装过滤系统75元 合计450元
科斯的问题是： 不管清污的权力归属哪一方当事人，双 方是否会选择最低的控制污染成本的办 法。 或者说，科斯定理试图知道，赋予家庭 使用清洁水的权利或者赋予工厂排污的 权利，结果会有什么不同。
如果法律赋予家庭使用清洁水的权利，工厂将 不得不支付600元的赔偿金，花费300元安装 不得不支付600元的赔偿金，花费300元安装 污水过滤器，或者花费450元为每个居民安装 污水过滤器，或者花费450元为每个居民安装 净水器。在这种情况下，工厂最有效的选择 是自己安装污水过滤器。 如果法律赋予工厂排污的权利，使工厂不必对 居民进行补偿，那么居民则不得不承受污染 的成本。他们或者只能遭受污染付出600元的 的成本。他们或者只能遭受污染付出600元的 代价，或者只能花450元购买净水器，或者选 代价，或者只能花450元购买净水器，或者选 择出资300元为工厂安装污水过滤器。在一个 择出资300元为工厂安装污水过滤器。在一个 有效的市场中，居民将选择最经济的方式， 于是他们将选择为工厂安装污水过滤器。
8.1 故事 贵州省从1979年底就开始了大面积推行家庭承 贵州省从1979年底就开始了大面积推行家庭承 包制。在农业种植方面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大大缓解了始终不能解决的群 众温饱问题。但在山地开发方面则诱发了农 民的破坏积极性，创造了农村改革后毁林开 荒的“奇迹” 1980年全省毁林开荒32.25万 荒的“奇迹”。1980年全省毁林开荒32.25万 亩，1981年50.60万亩，1982年虽采取了管制 亩，1981年50.60万亩，1982年虽采取了管制 措施，但毁林仍达30.56万亩。 措施，但毁林仍达30.56万亩。从而成为继 1958年 大跃进”时的“大炼钢铁” 1958年“大跃进”时的“大炼钢铁”、“十 年浩劫”中的“以粮为纲” 年浩劫”中的“以粮为纲”之后的第三次生 态大破坏
8.2 问题的提出 同一制度安排所引发的不同行为进而产生不同 的经济绩效，是颇耐人寻味的。目前对此已 有各种说法。在王小强、白南风(1986)看来， 有各种说法。在王小强、白南风(1986)看来， 之所以如此是人的素质使然；有人说由于山 地资产存在极大的外部性，因而只适合于集 体管理与经营，个人产权在这里的作用有限；
四、同一产权制度的不同绩效
我们特别地以山区林地的开发为例进行阐释，以期 从农户层次上来考察我国山地产权制度安排的行为 意义及其经济绩效，从而说明没有明确界定的产权， 将对资源环境造成怎样的损伤。 我们的兴趣在于，同样是家庭承包制的制度安排， 当决策层将其引入非耕地领域，特别是山区林地时， 本来期望它能促进农户对山地的开发和更有效地利 用，但结果却出人意料，这一改革的初衷不仅没有 预期实现，相反却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严重的乱砍滥 伐现象。这一悖论，被有人形象地描述为“ 伐现象。这一悖论，被有人形象地描述为“双向积 极性”（见王小强、白南风，1986）。 极性”（见王小强、白南风，1986）。
其一，产权中的收益权规定了产体主体获取与 其努力相应收益的权利。产权经济学家将经 济行为的努力分为两种，一种是生产性努力， 它指人们努力创造财富，另一种是分配性努 力，是指人们努力将别人的财富转化为自己 的财富。当产权的排他性软弱，当分配性努 力比生产性努力成本更低、收入更高时，人 们就会选择分配性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 产权，特别是收益权是否得到明确界定和有 效实施，对山地承包制具有怎样的激励功能 和保险功能将是决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