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设计的起源及发展现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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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市设计理论
1西方近现代的城市设计
工业革命后,近现代的西方城市空间环境和物质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新型武器的运用,使中古城市的城墙渐渐失去了原有的军事防御作用;同时,近现代城市功能的革命性发展,以及新型交通和通讯工具的发明运用,使得近现代城市形体环境的时空尺度有了很大的改变,城市社会亦具有了更大的开放程度。
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设计曾取得显著成就。其中克里斯多弗·仑主持的伦敦重建规划、欧斯曼的巴黎改建设计、朗方的华盛顿规划设计及阿姆斯特丹旧城改造均是这一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案例。
然而,就在这一时期,西方城市人口及用地规模急剧膨胀,城镇自发蔓延生长的速度之快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而且超出了人们用常规手段驾驭的能力。就在这一时期,城市逐渐形成了一种犬牙交错的“花边状态”,城镇形态产生了明显的“拼贴”特征。环境异质性加强,特色日渐消逝,质量日益下降。这时人们逐渐认识到,有规划的设计对于一个城镇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只有通过整体的形态规划才能摆脱城镇发展现实中的困境。因此,以总体的可见形体的环境来影响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构成了这一时期城市设计的主导价值观念。
历史上大多数地方性城市设计与建设意象往往是明确的、共享的,城市建设是累积、渐进也是相对缓慢的,因而两者匹配比较容易。而今天的城市设计却出现了许多非共享的、互异的甚至对立的设计意象,城市建设的速度、规模、尺度和开发强度亦远非工业革命前可比,因而,其准则价值构成就十分复杂,经济、技术、社会文化乃至心理方面均对城市设计产生影响。
2现代城市设计的产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经济恢复、重建,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也积累了足够的财力、物力用于城市建设,使许多城市继工业革命后又一次获得了高速的发展。然而,由于过度依循形体决定论的建设思路,重视外显的建设规模和速度,特别是席卷西方的城市更新运动,对城市内在的环境品质和文化内涵掉以轻心,反而使得城市中心进一步衰退和“空心化”,不少历史文化遗产受到威胁与破坏,甚至有不断恶化的趋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再一次提出城市设计这一“古已有之”的主题。1950年代末,特别是1960年代以来,尊重人的精神要求,追求典雅生活风貌,古城保护和历史建筑遗产保护,成为现代城市设计区别于以往主要注重形体空间美学的主要特征。现代城市设计实践作为城市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也得到了发展。各种理论和方法也应运而生,构成了现代城市设计多元并存的局面。
与此同时,现代城市设计在对象范围、工作内容、设计方法乃至指导思想上也有了新的发展。它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空间美学和视觉艺术,设计者考虑的不再仅仅是城市空间的艺术处理和美学效果,而是以“人—社会—环境”为核心的城市设计的复合评价标准为准绳,综合考虑各种自然和人文要素,强调包括生态、历史和文化等在内的多维复合空间环境的塑造,提高城市的“适居性”(Livibility)和人的生活环境质量,从而最终达到改善城市整体空间环境与景观之目的,促进城市环境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确实,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过去那种追求理想模式的城市规划设计方法出了很大毛病,它使许多城市失去了自然朴实的生活特色。而在这方面,历史上那些“自由城市”,特别是中世纪的一些城市反而具有许多优点。吉伯德在《市镇设计》(TownDesign,1965)一书中指出:“作为一个环境,中世纪的城镇是美好的,朴素而清洁的,……理解它不需要理论或抽象的设计理论。”由于城市小和具有人的尺度的连续性,永远不会使人感到单调乏味;他还指出,所有伟大的城市设计者都应有“历史感”和“传统感”。
沙里宁认为:“中世纪城镇是按照居民的最高理想而形成的一种真诚的表现形式,……中世纪城镇中有两股相互起作用的活跃力量,使城镇的面貌保持良好的秩序。一种是强有力的艺术形式,另一种则是对这种艺术形式具有促进作用的鉴赏态度。”
《拼贴城市》 日本建筑学会会长、著名建筑师芦原义信在其名著《隐藏的秩序——东京走过二十世纪》序言中指出:“在日本的城市中,局部是洗练的。在胡乱布置的后面有一种隐藏的秩序使得它们适合于人们居住。”(1991) 雅各布从社会学、心理学和行为科学方面对城市设计问题进行了研究,她认为,“大规模的计划”不容易做好,压抑想像力,缺少弹性和选择性,再度表达了对统一规划的设计思想的抨击。 希列尔则尝试用计算机技术对传统城镇和现代城镇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比较,他指出,传统城镇常以不规则的非正交的格网为特色,因而产生丰富多彩的空间特点。 亚历山大在其名著《城市并非树形》(ACitylsNotATree)和《图式语言》(PatternLanguage)中,主张用半网格形的复杂模式来取代树形结构的理论模式,允许城市各种因素和功能之间有交错重叠。亚历山大认为:“城市是包含生活的容器,它能为其内在的复合交错的生活服务,……如果我们把城市建成树形系 统的城市,它会把我们的生活搞得支离破碎。”接着他又指出:“现代城市的同质性和雷同性扼杀了丰富的生活方式,抑制了个性发展。”因此,有必要发展一种由许多亚文化群构成的城市环境。 上述这种多元的城市设计视角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城市设计者和理论家对“人”的意识的重新觉醒和高度重视,这种“自下而上”的渐进主义设计思想与以往那种形态决定思想迥然不同。这一思想转变从20世纪城市规划和建筑界两份纲领性文件主题的演变可以清楚地看到。体现现代主义理性思想的《雅典宪章》(AthernCharter)曾认为,城市建设起作用的主要是“功能”因素,城市应该按照“居住、工作、游憩、交通”四大功能进行规划。这种认识到了1950年代末开始有了改变,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两种方法实际上各有千秋,应该有机结合。1977年,在秘鲁首都利马通过的《马丘比丘宪章》(MachupicchuCharter)直率地批评了现代主义那种机械式的城市分区做法,认为这是“牺牲了城市的有机构成”,否认了“人类的活动要求流动的、连续的空间这一事实”。而秘鲁的马丘比丘代表着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另一种文化体系的存在,同样具有蓬勃的生机和独特的魅力。世界性的“公众参与”(PublicParticipation)运动的兴起,标志着城市设计的方法从主观到客观,从一元到多元,从理想到现实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相应地,城镇形态从单一性到复合性,从同质到异质,从总体到局部发生了重要转折。 不仅如此,在全世界都在日益关注“可持续发展”的今天,现代城市设计的指导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城市环境问题和生态学条件的认识反思和觉醒,并努力将这种认识反映到城市设计实践中去,也即是向作者称之为所谓的“绿色城市设计”(GreenUrbanDesign)的方向发展。 3现代城市设计的基本特征 从城市设计领域涉及三度形体的意义上讲,工业革命以前的城市建设都是以城市设计为途径的,因为古代人们始终是以物质形态的城市为对象进行规划的。此后,西特倡导的“视觉有序”观点,柯布西埃的“现代城市”主张,沙里宁的“有机城市”思想也都可归于这种城市设计范畴,本书将把它们归结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