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与西方生态哲学的比较研究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与西方生态哲学的比较研究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日益突出。人口剧增、耕地锐减、森林植被破坏、大气污染、水土流失、沙漠扩展、海洋污染（水源紧缺）、动植物种类加速减少以及工业污染引发的酸雨、温室效应和臭氧层耗损等等，已发展成为危及整个人类生存的全球问题。这种严重局面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引发了人类对自然态度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开始于民间的抗议活动，如世界地球日的确定、绿色和平运动的兴起等；然后发展到政府的决策和国际组织的协调干预，如联合国有关组织关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有各国首脑参加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等。就理论方面来说，由自然生态科学家的研究和呼吁，如《寂静的春天》的出版、罗马俱乐部的报告等；发展到从哲学世界观高度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全面反思。1978年美国戴维·埃伦费尔德所写的《人道主义的僭妄》，就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一个代表。本文拟以该书为例，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同西方生态哲学的观点作一个比较研究。

一

埃伦费尔德在这本书中着重探讨了三个问题：造成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环境保护主义的哲学基础，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对策。

他认为，造成当前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文艺复兴特别是近代以来人们对自然界形成的人道主义观念。他所谓的人道主义有着特定的含义，大体相当于后来西方生态学和环境保护主义者所谓人类中心主义，不仅是指人类把自己看作整个自然的目的，认为自然界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为人类所利用；而且是指人类对自己理性和能力的绝对信念，认为人类能够完全洞察自然的奥秘，掌握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从而完全可以实现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绝对控制。①他认为，这两个方面的信念其实都是一种盲目的、没有任何根据的迷信，实际上是一种人类的自大狂，把自己看成了全知全善全能的上帝。实际上，自然界并非是为人而存在的，它是自在自主的；人的理性、科学是有局限性的，人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把握自然的规律；因而，人的能力也是受限制的，人永远不可能完全自觉地控制自然生态环境。正是盲目信仰与冷峻现实之间的这种尖锐的反差和冲突，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

既然如此，那么人道主义世界观显然不能成为环境保护主义的思想基础。从人的利害关系出发、以对人是否有利为标准来保护自然界，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为此，他进一步发挥了生态学奠基人之一查尔斯·埃尔顿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自然保护主义的诺亚原理。所谓诺亚原理，是埃伦费尔德借用圣经中诺亚方舟的传说而命名的②。在一切都被洪水淹没的情况下，诺亚不仅自己借助方舟逃脱了灾难，而且把其他动物也救上了船，没有一个物种受到遗弃。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诺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上帝所吩咐诺亚的。这就是说，保护自然的根据不在于对人是否有用，每一个物种的存在本身就代表着一种生存权利。它们应当受到保护，因为它们存在，因为这种存在本身就代表了极其古老、庄严的历史延续过程。③一句话，存在本身就是权利，凡是存在的就应继续存在下去，这就是诺亚原理的基本内容。

从上述两点，埃伦费尔德引出了他的实际对策。他认为，关键是人要放弃僭夺上帝地位的狂妄野心，冷静地认清自己并不是造物主，而不过是受造物主委托照料其他存在物的管家。这里不仅包括要平等地对待其他存在物，尊重其他生物的生存权，而且包括要放弃对自己理性和能力的迷信，更多地按照自己的感觉去行动。因为感觉是亿万斯年生命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它在保障我们生存的有效性方面，要比人类在短暂时间内形成的理性和创造的工具等等可靠得多。④

埃伦费尔德确实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根本问题，但是他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却是不能

令人满意的。他在这里暴露出来的局限性，实际上正是西方一般生态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的根本差异。

二

在如何看待和处理人和自然关系的根本出发点上，埃伦费尔德同马克思主义既有共同点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同样认为，人道主义的自然观不能为人们看待和处理自己同自然界的关系提供正确的基点。自然界先于人而存在，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自然界为人类的存在提供了生理基础和活动条件，无论人的肉体、人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和发展资料，都离不开自然界。不承认自然界的先在性、基础性和客观性，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人自身的生存。正如马克思所强调指出的，即使是人们的创造活动，也必须以物质的先行存在为前提；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⑤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表示赞同威廉·配第关于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观点。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严厉批判了哥达纲领中所袭用的拉萨尔主义的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抽象提法⑥。他认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改造自然对象，但劳动对象本身又以自己固有的自然属性制约着人的这种改造活动。外部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渔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明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⑦尽管随着合成材料和遗传工程等等的发展，劳动对象方面的自然限制不断被打破，但合成材料的生产和遗传工程等等本身所需要的仍然是具有特定自然属性的物质。人的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永远也不可能像人本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变成自身没有任何规定性、可由人们任意塑形的纯粹质料；劳动产品也永远不会仅仅是人本身需要和活动的单方面的对象化，而只能是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产物；甚至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看，也是自然对象，是物，不过是活的有意识的物，而劳动本身则是这种力的物质表现⑧。不仅如此，马克思还特别注意到人的生存活动同自然生态平衡之间的紧密联系。他指出，人的生产和生活过程，归根结底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从现代的观点来看，还应包括能量交换和信息交流）。这种变换，一方面是社会的自觉的过程，即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的过程⑨；另一方面则是自然的自发的过程，即被人的生产和生活消费掉的产物重新回到自然的过程，例如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回到土地⑩。这两种变换互为条件，只有它们的正常进行，才能使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从而人的生存活动得以健康地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