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亚里士多德《诗学》分析巴金的《家春秋》

摘要：利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的定义以及他所阐释的悲剧的情节、悲剧的冲突问题、悲剧的人物、悲剧的效用深入分析巴金的代表作《家春秋》中所蕴含的悲剧性。

关键词：悲剧情节、突转、发现、悲剧人物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为“悲剧”下了一个定义：“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

它的媒介是通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们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

”[1]20同时，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的六个成分：情节、性格、思想、言语、唱段和戏景，其中，“情节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悲剧的灵魂。

性格的重要性占第二位。

”[1]65在此基础上，他对悲剧的情节、悲剧的冲突问题、悲剧人物、悲剧的效用展开了进一步阐释。

巴金的《家春秋》是以“五四”为一个时代的大背景，真实的描写了四川成都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的溃败、腐烂的历史。

用巴金自己的话说：“我自己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如实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还有一些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

——我的长辈们，还有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还有受苦、受压迫的‘奴隶’们。

”（《文学生活五十年（代序）》）[2]它是一场新旧文化冲突而酿成的悲剧。

而这正是巴金“所要展示给读者的乃是过去十多年间的一幅图画。

”（《激流》总序）[2]
一、悲剧的情节
1、情节的取材
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悲剧都取材于少数几个家族的故事。

”[1]98这些家族都是声名显赫的“大家族”，只有这样的艺术题材才能既激发作者的创作激情，又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家春秋》所描写的正式这样一个封建大家庭——高氏家族。

一个外表上诗礼传家、书香门第，但遮掩在这一层帷幕之后的，却是内部的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腐朽龌龊、荒诞无耻。

为了维护这个作为封建制度的支柱而又面临崩溃的家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的一群卫道者，竭力奉持着礼教和家训，压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牺牲青年为代价。

亚里士多德又说：“当惨痛事件发生在近亲之间，比如发生了兄弟杀死或企图杀死兄弟，儿子杀死或企图杀死父亲，母亲杀死或企图杀死儿子，儿子杀死或企图杀死母亲或诸如此类的可怕事例，情况就不同了。

”
[1]105
同样，在《家春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诸如此类的一系列事例。

四老爷克安和五老爷克定在外面偷偷的开小公馆，包养着他们所钟情的戏子和妓女，当这一切被高老太爷知道时，则是将高老太爷活活气死，这不正是“儿子杀死或企图杀死父亲”吗？当克安和克定得寸进尺，高老太爷孝道未满，克定公然纳丫环喜儿为妾并生下一子；克安邀请戏子张碧秀来高家演戏更是一步一步触犯礼教也是对高老太爷的不敬，同时也是对三哥也就是当时的长哥克明的挑战。

而最后，三番四次的气焰嚣张的要求克明将公馆卖掉，正是导致克明病亡的主要原因。

这不也正是“兄弟杀死或企图杀死兄弟”吗？克定对新妾喜儿的喜爱进一步激化了他与原配妻子沈氏的矛盾，两人终日吵架，而这样一场战争的受害者则是他们的女儿淑贞。

每次沈氏吵完架，气怒难消，都会将淑贞喊过去骂上一晚上。

长久如此，最终导致本来就自卑的淑贞跳井而亡，而这时的她才不过是一个15岁的小女孩就已经成为亡魂。

这不更是“母亲杀死或企图杀死儿子”吗？这一系列发生在大家族中的苦难，才会使人产生畏惧与怜悯之情，才是完美的悲剧。

2、情节的艺术技巧
悲剧情节的结构是构成节奏紧凑、冲突激烈的戏剧情节饿一个关键因素。

为了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在情节的描述以及人物刻画上需要借助一些艺术技巧。

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重要的技巧是突转和发现。

他在《诗学》第11章分别对“突转”和“发现”下了定义。

他认为，“突转，指行动的发展由一个方向转向相反的方向……此种转变，必须符合可然或必然的原则。

”[1]89“发现，如该词本身所示，从不知到知的转变，即使置身于顺达之境或败逆之境的人物认识到对方原来是自己的亲人或仇敌。

”[1]89
在《家春秋》中，这样的情节安排体现的尤为突出。

巴金说，《家春秋》就是写他的家庭，而最着重写则是他大哥的缩影——高觉新。

她是一个悲剧的人物，生活中的“突转”在他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

他爱梅，却终因他的继母和梅的母亲一时的矛盾和父亲随意为之的家长权威使他逆来顺受放弃了梅而选择了抓阄选出来的妻子李瑞钰。

而梅则嫁了一个很坏的丈夫，并且不到一年就守了寡回到娘家，不久就忧郁而死。

至此，觉新失去了生命中第一个所爱的女人，这是他的第一个“突转”。

和瑞钰的婚后生活是相对甜蜜的，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儿子海臣。

但待到瑞钰第二次生产时，觉新的祖父去世，祖父的陈姨太以毫无根据的“血光之灾”说法讲瑞钰安排到城外生产，以至于她在生下第二个儿子后死在乡下潮湿阴冷的房子中死去。

这使得觉新失去了生命中第二个所爱的女人，这是他的第二个“突转”。

但紧接着，他和瑞钰的第二个儿子病死后，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海臣也因脑膜炎死去。

至此，在觉新生命中他认为重要的人都已死去，而儿子的死则更加深了他的悲痛，这对于他来说是第三个“突转”。

在《春》中从外地回到成都的蕙表妹，成为觉新生命中的唯一亮光，然而这光亮本身也是凄楚而微弱的。

蕙的父亲为她择定了一们大家都不满意的亲事，还让觉新帮忙操办婚礼。

觉新亲手把蕙送进了她的新房、她的牢笼、同时也是她的地狱，同时这也是
觉新亲手将自己送进了自己给自己所造的地狱。

婚后的蕙日日咽泪装欢，抑郁成疾，不久就撒手人寰。

觉新也失去了他生命中第三个所爱的女人，同时这也是他的第四个“突转”。

在《家春秋》中，通过对觉新生活中这四个“突转”的描写加深了觉新生活的悲剧色彩。

而亚里士多德认为最佳的突转和发现是同时发生的。

这在《家春秋》中着重表现在五老爷一家。

当无太太沈氏发现克定在外的小公馆后，这样一个小家庭的悲剧悄然开始。

为了缚住克定，沈氏欣然接受了克定纳自己的丫环喜儿为妾的建议。

然而事情远没有朝她所想象的方向发展。

克定对喜儿是越来越好，喜儿甚至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

同时，克定在外面依然在小公馆里养着妓女星期一。

这一切导致沈氏与克定隔三差五的争吵。

而这所有一切到最后真正的受害者却是克定与沈氏的女儿淑贞。

沈氏每次吵架后都要责骂女儿，而家里的一系列丑事也同样刺激着淑贞。

最后淑贞选择了跳井来结束生命。

从发现丈夫在外的小公馆到女儿的自杀，“发现”与“突转”同时发生给了沈氏生活重大一击，也为她的生命增添了更多的悲剧色彩。

这一系列的突转和发现，能够产生强烈的悲剧效果，使悲剧情节更富有冲突性与集中性。

二、悲剧的冲突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效用是引起我们的怜悯，从而是心灵得到净化。

最完美的悲剧取材于少数家庭的故事。

悲剧的目的不在于摹仿人的品质，而在于摹仿某个行动，剧中人物的品质由他们的“性格”决定。

而他们的幸福与不幸都取决于他们的行动。

悲剧人物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他们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们犯了错误。

我们可以看出，最完美的悲剧冲突是发生在“亲属之间”或“家庭之中”，并且是由人物自己的“行动”和“过失”造成的，这种悲剧冲突可以理解为“内部冲突”，悲剧人物产生于“自己人”的相互残杀和自身各种行动的矛盾对立之中。

在《家春秋》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生活的矛盾以及悲剧的冲突。

《家春秋》写了在高家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新与旧、当权势力与被压迫者的矛盾，而使年轻人遭受着巨大的痛苦。

这所有的悲剧都发生在“亲属之间”或“家族之中”。

在《家》中，就有梅的忧郁而死、瑞钰的惨痛命运、鸣凤的投湖自杀、婉儿的被逼出嫁。

在《春》中蕙的忧郁而亡，在《秋》中淑贞的自杀。

这所有的一切都体现了旧制度对人们的摧害以及所酿成的一系列悲剧。

但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幸福与不幸都取决于他们的行动。

所以我们在《家》中看到，作为青年一代代表的觉慧反对大哥觉新的“无抵抗主义”和“作揖主义”，反对旧家庭的种种“吃人”的制度而毅然离家出走远赴上海。

为了反抗父亲给其订下的婚约而离家躲避在朋友家中的觉民，都只为了为自己争取幸福。

我们也看到在《春》中，淑英从觉慧的出走引起了心灵的波动，从蕙的遭遇又深切地感到摆在自己面前的危机，于是在觉民、琴等人的鼓舞下走上了觉慧的道路。

在《秋》中，淑华是作者主要描写的一个对象，这是一个性格单纯开朗的女孩，她的爽直快乐的声音常常调剂了某些场面的忧郁情调，给作品带来了一些明朗的氛围。

她最终也成长起来，有了“战斗的欲望”，而且与旧势力进行面对面的争辩。

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淑华与陈姨太和王氏在花园里的那一段对话中，她当着旧势力的面公然指出了旧制度的种种弊端，她犀利的语言使得一向自以为是的陈姨太和王氏败下阵来。

这一幕的痛斥是由淑华的性格决
定了他要采取反抗的行动。

通过梅、瑞钰、鸣凤、婉儿、蕙和淑贞与觉慧、淑英、淑华的对比我们看到，悲剧之所以是悲剧，最重要的正是悲剧人物的性格以及他们的“无行动主义”而造成的。

三、悲剧人物
亚里士多德认为对悲剧人物性格的刻画应该做到四点：“第一，性格应该好；第二，性格应该适宜；第三，性格应该相适；第四，性格应该一致。

”[1]112。

也就是说性格应该复合人物的身份，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相似，性格应该前后一致，也应做到“寓一致于不一致中”即人物的“性格”基本上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突出强调了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好的人，这种好应该超出一般人。

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的悲剧人物应当是介乎好人和坏人之间的人，即犯过失的好人。

“这些人不具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

”[1]97
巴金在《家春秋》中着重塑造了觉新这样一个悲剧人物形象。

觉新性格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抵抗主义”和“作揖主义”，而这种性格的养成正是由于他作为长孙的身份决定了。

他生来就被赋予了很多责任。

中学毕业后，成绩优异的他放弃大学的梦想，遵从父亲的意志回家娶亲，按照父亲的安排工作。

他甚至按照父亲的安排选择了瑞钰作自己的妻子而不是自己钟爱的梅。

在以后的生活中，他对家里的旧俗恶事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他宁愿自己在心里痛苦也不说一句反抗的话，只求息事宁人，甘愿把属于自己的幸福一一牺牲掉（瑞钰和海臣的死、蕙表妹的死）。

巴金在这里将觉新安排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将觉新生命中仅存的一丝希望（儿子海臣）都给磨灭掉了。

二弟觉民和三地觉慧一致认为导致觉新悲剧的就是他的“无抵抗主义”和“作揖主义”。

殊不知，真正导致觉新悲剧的其实是作为长孙这样一个身份。

觉新背负着的是一个家的责任，他也羡慕二弟和三地的自由、激进生活，但责任这样一把重担使得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放弃自己的梦想。

在他生活中的梦想渐渐地转变为只求有一个安静的生活，所以他采取“作揖主义“。

而这样的做法不仅没有使他得到自己想要的安宁，反而使他心里更加痛苦。

他是整个高家公馆里公认的大好人，同时也是高家公馆里公认的最可怜的人，他甚至无法得到自己的亲弟弟的理解。

所以，在高觉新的身上更印证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悲剧人物之所以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

而在觉新身上所犯的错误则是他的“无抵抗主义”和“作揖主义”。

四、悲剧的效用
亚里士多德提出著名的“宣泄说“。

他强调悲剧应当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感情得到宣泄，引起怜悯与恐惧，是悲剧独特的快感，是”无痛的快感“。

它使人们的思想感情得到升华与疏泄，产生好的影响和作用，使人身心健康，达到教育的目的。

《家春秋》所写的是一个封建大家庭的腐败和在“五四“的浪潮的冲击下青年一代的热情和理想，书中通过对克定、克安他们老一辈人着重批判了腐朽的封建制度。

通过一系列封建女性所遭遇的不幸，对封建制度、礼教、迷信迫害发出了”我控诉“的呼声。

通过对觉新这样一个贯穿始终的悲剧人物的“无抵抗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