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私家园林

魏晋南北朝的私家园林

公元220年东汉灭亡，军阀、豪强互相兼并，形成魏、蜀、吴三国各据一方。其后虽经西晋的短暂统一，但不久塞外少数民族南下中原相继建立政权，汉族政权则偏安江南，又形成南、北朝的分裂局面。直到公元589年隋王朝建立，中国才又恢复统一。

这三百多年的动乱分裂时期，庄园经济的发展，巩固了豪强和门阀士族的势力，政治上大一统局面的瓦解，影响到意识形态上的儒学独尊，人们敢于突破儒家思想的梏桎，藐视正统儒学制定的礼教和行为规范，向非正统的和外来的种种思潮中探索人生的真谛。儒、道、佛、玄诸家争鸣，彼此阐发。思想的解放带来了人性的觉醒，促进了艺术领域的开拓，也给予园林以极大的影响。造园活动普及于民间，而且升华到艺术创作的境界。私家园林大为兴盛，寺观园林也开始出现，从早先的以皇家造园为主流，变成为皇家、私家、寺观三大园林类型的并行发展。所以说，这个时期乃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史上的一个承先启后的转折期。

由于种种因缘际会，大自然被揭开了秦汉以来披覆着的神秘的外衣，摆脱了儒家“君子比德”的单纯功利附会，以它的本来面目——一个广阔无垠、奇妙无比的生活环境和审美对象——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一方面通过寄情山水的实践活动取得与大自然的自我谐调，并对之倾诉纯真的感情。另一方面又结合理论的探讨去深化对自然美的认识，去发掘、感知自然风景构成的内在规律。于是，有关自然山水的艺术领域大力开拓，对自然美的鉴赏遂取代了过去所持的神秘和功利的态度，成为此后中国的传统美学思想的核心。

这时期的私家园林见于文献记载的已经很多了，其中有建在城市里面的城市型私园——宅园、游憩园，也有建在郊外、与庄园相结合的别墅园，由于园主人的身分、素养、趣味不同，官僚、贵戚的园林在内容和格调上与文人、名士的并不完全一样。而北方和南方的园林，也多少反映出自然条件和文化背景的差异。

北方的城市型私家园林，可举北魏首都洛阳诸园为代表。

北魏自武帝迁都洛阳后，进行全面汉化，并大力吸收南朝文化，人民由于北方的统一而获得暂时的休养生息。作为首都的洛阳，经济和文化逐渐繁荣，入口日增，乃在汉、晋旧城的基址上加以扩大。内城东西长20里，南北30里，内城之外又加建外廓。共有居住坊里220个，大量的私家园林就散布在这些坊里之内。

城东的“寿丘里”位于退酤以西、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邙山，这是王公贵戚私邸和园林集中的地区，民间称之为王子坊。园、宅均极华丽考究，北魏杨衒之《洛阳伽兰记》这样描写道:

“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跨。崇门丰富，洞房连户。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

“入其后园，见沟渎蹇产，石磴礁峣，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

足见北魏城市私家造园的盛况。园林不仅是游赏的场所，甚至作为丰富的手段。“入其后园”表明园与宅是分开而又毗邻着的。园林里面已有用石材堆叠的“礁峣”假山，建筑物为飞馆、重楼等的形象，“飞梁跨阁”可能类似后世的亭桥或廊桥的做法。

从这些描述看来，张伦宅园的大假山景阳山作为园林的主景，已经能够把自然山岳形象的主要特征，比较精炼而集中地表现出来。它的结构相当复杂，显然是以土石凭籍一定的技巧筑叠而成的土石山。园内高树成林，足见历史悠久，可能是利用前人废园的基址建成。蓄养多种的珍贵禽鸟，则尚保持着汉代遗风。此园具体规模不得而知，在洛阳这样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的坊里内建造私园，用地毕竟是有限的，一般当不可能太大。唯其小而又要全面地体现大自然山水景观，就必须求助于“小中见大”的规划设计。也就是说，人工山水园的筑山理水不能再运用汉代私园那样大幅度排比铺陈的单纯写实摹拟的方法，必得从写实过渡到写意与写实相结合。这是造园艺术的创作方法的一个飞跃。

南方的城市型私家园林也像北方一样，多为贵戚、官僚所经营。为了满足侈奢的生活享受，也为了争奇斗富，很讲究山池楼阁的华丽格调，刻意追求一种近乎绮靡的园林景观。这在文献记载中屡见不鲜，例如:

“广陵城旧有高楼，(徐)湛之更加修整。南望钟山，城北有陂泽，水物丰盛。湛之更起风亭、月观、吹台、琴室。果竹繁茂，花药成行，招集文士游玩之适，一时之盛也”。

(《宋书·徐堪之传》)

南齐的文惠太子于建康开拓私园“元圃”，园址的地势较高，“因与台城北堑等(高度相等)。其中起土山、池、阁、楼、观、塔宇，穹巧极丽，费以千万计，多聚异石，妙极山水“(《太平御览》)。为了不被皇帝从宫中望见，乃别出心裁于“旁门列修竹，内施高鄣，造游墙数百间，施诸机巧”，把园子的华丽情形障蔽起来。

无论北方或南方，庄园经济都占着主导地位，门阀士族拥有大量庄园，许多官僚、名士、文人同时也是大庄园主。因此，城市以外的别墅园一般都与庄园相结合，或者毗邻于庄园而独立建置，或者成为园林化的庄园。它们在利用自然山水方面较之城市型私园有着更多的方便条件，园林的造景也相应地表现出与后者有所不同的某些特色。

西晋大官僚石崇的“金谷园”是当时北方著名的庄园别墅。

石崇，晋武帝时初任荆州刺史。后拜太仆，出为征虏将军。假节，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此人“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数百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穹水陆之巧”(《晋书·石崇传》)，生活十分奢华。晚年辞官后，居洛阳城西北郊金谷涧畔之河阳别业，即金谷园。

石崇经营金谷园的目的，是为了退休之后安享山林之乐趣，兼作服食吟咏的场所。这是一座临河的、地形略有起伏的天然水景园。园内有主人居住的房屋，有许多“观”和“楼阁”，有从事生产的水碓、鱼池、土窟等，当然也会有相当数量的辅助用房，从这些建筑物的用途可以推断金谷园似乎是一座园林化的庄园。人工开凿的池沼和由园外引来的金谷涧水穿错萦流于建筑物之间，河道能行驶游船，沿岸可成垂钓，园内树木繁茂，植物配置以柏树为主调，其他的种属则分别与不同的地貌或环境相结合而突出其成景作用，例如前庭的沙棠，后园的乌稗，柏木林中点缀的梨花等。可以设想金谷园的那一派赏心悦目、恬适宜人的风貌，其成景的精致处比起两汉私园的粗放，显然不大一样，但楼、观建筑的运用，仍然残留着汉代的遗风。

东晋以后，江南一带由于北方汉族士族大量迁入而人文荟萃，文化的发展必然要高于少数民族统治下的北朝。加之当地山水风景钟灵毓秀，风景式园林的艺术造诣也有北朝所不及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别墅园林，尤其是文人、名士们所经营的别墅园林，就文献记载的情况看来，这类园林比较普遍，应该说是南方造园活动的主流。从孙绰《遂初赋》中的一段话可以略窥其造园的主导思想:“余少慕老庄之道，仰其风流久矣。却感于陵贤妻之言，怅然悟之。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倚茂林，孰与坐华慕、击钟鼓者同年而语其乐哉“。这就是说，文人、名士们所“经始”的别墅园并不太讲究，甚至鄙夷官僚、贵戚宅园所追求的那种馆阁华丽的富贵气，而更着重于突出“带长阜，倚茂林”的自然天成之美。更多的情况，则是如何选择山水风景地段略加改造，“卜宅相地”而经营之，东晋谢灵运的庄园别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