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指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

它不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也不属于盈利的私营经济的一部分。

换而言之，它是处于“公”与“私”之间的一个领域。

通常而言，它包括了那些为了社会的特定需要，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行动的组织，诸如指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NGO）、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工会等等。

对公民社会的定义众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给出的是：公民社会是指围绕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的，非强制的行动团体。

理论上，其制度机构与政府，家庭和市场不同，但实际上，政府、公民社会、家庭和市场之间的界限是复杂、模糊，并且可商榷的。

公民社会一般包括不同的场所、人物和组织机构，以及多种程度的正规性、自治性和权力结构。

公民社会通常运作于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妇女组织、宗教团体、专业协会、工会、自助组织、社会运动团体、商业协会、联盟等之中。

自由主义者认为市民社会使个性得以存在和发展，是自由的体现，因此神圣不可侵犯。

社会的多样性和民主国家的合法性依赖于市民社会的充分自治，同时认为国家权力对市民社会的干预是不正当的，也可能是无效的。

黑格尔主义者认为市民社会就是一个私人利益为基础的名利场，主张通过国家共同体来控制市民社会。

而折中的观点则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制约并相互依存。

市民社会一方面保护了个人利益不受国家政权的侵犯，另一方面也确定了国家的活动范围。

对此，一种观点认为市民社会于国家政权之间存在着对抗关系，国家权力的扩张会对市民社会形成压制，构成侵害；市民社会的扩张也会削弱国家的自主性，影响政府决策。

因此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应该截然分离，互不侵犯。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是相互依存的。

国家政权作为“仲裁者”角色，以中立态度调节市民社会的矛盾。

这种观点强调了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的积极性，1990年代以后，政治学界将市民社会界定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一个具有公共性质的社会作用领域。

汉语也随之将“市民社会”转译为“公民社会”。

在中国，由于翻译的原因，公民社会这一术语被广泛地错误理解。

因为英语中的Society不仅有社会之意，还有团体的意思。

在Civil Society这个词组中，Society更多地指的是团体而非社会。

因此，翻译为公民组织或公民团体会更为便于理解。

公民社会观念的历史演进
全分离，整个社会表现为高度政治化的一元结构。

这一状况在中世纪达到顶峰--“中世纪的精神可以表述如下：市民社会的等级和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因为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因为市民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

”“市民等级和政治等级的同一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同一的表现。

”
2.公民社会的现代发展
以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离为特征的现代公民社会理论，是在二者在现实中实现分离的基础上产生的。

以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为标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为工商业活动的自由发展和私人领域的独立存在确立了根本的政治保障，极大地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快速发展及其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进程。

作为对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社会现实的观念反映，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理论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形成。

他们应用“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两分法来分析社会的总体结构，把市场经济当作公民社会的核心部分，认为公民社会是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主要由“需要的体系”构成的经济交往领域、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直接从生产和生活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所构成的不能与政治国家相混淆、不能为政治国家所淹没的非政治的社会自主领域。

作为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进行明确区分的理论先驱，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抽象普遍性中的联合。

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

”在黑格尔的基础上，马克思把公民社会主要理解为私人利益关系领域，它“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

3.公民社会的当代转型
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公民社会观念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观念反映。

20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公民社会观念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深刻反思，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思想，赋予了公民社会新鲜的文化生命，开创了从社会文化意义上研究公民社会的理论传统，启动了公民社会观念的当代转向。

经过帕森斯的“社会共同体”、前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后期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代美国政治学家科亨和阿拉托，通过对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深刻反思，提出了“重建公民社会”的理论主张，认为应该把经济领域从公民社会中分离出去，把社会组织和民间公共领域当作公民社会的主体，并系统提出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公民社会三分的社会生活划分模式，从而完成了将公民社会指向社会文化领域的当代转型。

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价值观问题
就公民社会的结构特征及其与国家的关系而言，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主要包括私人领域、社会组织、公共领域、社会运动等。

1.私人领域
在“政治国家―公民社会”两分法中，私人领域主要是指私人自主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经济活动领域。

其中市场机制和私有产权构成这种私人领域的两大要素，它们保证个人能够自主地从事经济活动和追求特殊的私人利益。

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期著作中关于市民社会的论述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而在“政治国家-经济系统-公民社会”三分法中，私人领域主要是指个人私域（privacy）即个人的家庭生活或私人生活领域。

私域构成个人自我发展和道德选择的领域，个人在这一领域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和隐私权。

2.公民社会组织
当代公民社会论者一般都把公民社会组织看作是公民社会的核心要素，是公民社会的基础和主体。

当代一些主张三分法的学者甚至在二者之间划等号，把公民社会等同于或狭义化为公民社会组织，将公民社会组织的数量作为判断公民社会成熟程度的测量工具。

一般认为，公民社会组织，指的是有着共同利益追求的公民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团。

它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共同体，不是建立在血缘或地缘联系的基础上，也不是带有强迫性的组织，并且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社会成员基于共同利益或信仰而自愿结成的非政府的、非营利的社会组织。

它有以下四个显著特点：（1）非政府性，即这些组织是以民间的形式出现的，它不代表政府或国家的立场，而是相对独立于党政权力系统。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与政府没有关系甚至与政府相对抗，恰恰相反，它并不排除国家的进入或干预，而需要国家为它的活动提供一种秩序，同时也需要国家对它的不足进行救济。

（2）非营利性，即它们不把获取利润当作自己的主要目的，而通常把谋取公共利益和提供公共服务当作其首要目标。

（3）相对独立性，即它们拥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机制，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无论在运行上、管理上，还是在财政上，它们都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府。

（4）自愿性，即参加公民社会组织的成员都不是被强迫的，而完全是出于自愿。

公民社会组织的这些特征，使得它们明显地区别于政府机构和经济组织。

公民社会组织为公民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和手段，提高了他们的参与能力和水平。

公民社会组织愈发达，公民的自组织水平就愈高，就愈有利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繁荣发展。

3.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的思想主要得益于哈贝马斯。

他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政治系统之间的一个领域，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主要是独立自主的个体及由其所组成的自治社团组织进行自主交往和自由辩论的一种非官方的文化批判领域。

公众通过在这一领域的合理交往形成公共意志和公共观点（公共舆论）,自由的、理性的、开放的和批判性的讨论构成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

在当代，各种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已成为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4.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或新社会运动是当代西方左翼公民社会理论家所强调的一个重要要素。

所谓“新社会运动”，是相对于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而言的，以捍卫私域和私人公共领域自主发展的合法权利不受经济系统和国家的侵犯为目标的单一主题的抗议运动，如女权运动、生态运动、民权运动等。

它以居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中间阶层为主体。

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种新社会运动蓬勃发展并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作为内核的价值观。

上述这些结构性要素是公民社会的外显的方面，除了它们以外，公民社会还包含一个与它们互为表里的一系列价值原则所构成的精神内核。

这些基本社会价值或原则包括：
（1）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是公民社会的理论基石。

它强调人的尊严、人的基本权利以及人性尊严和基本权利的平等性，认为国家和公民社会都应以保护和增进公民权利和利益为旨归。

（2）多元主义。

公民社会强调个人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思想文化的多元化，社会组织的多元
化，提倡宽容、妥协、互惠与合作精神。

（3）公开性和开放性。

公共领域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公开性和开放性，这是公众参与公共活动的重要前提，因此当代公民社会论者都十分强调和坚持公共生活领域的公开性和开放性。

（4）参与性。

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因此公民社会强调和倡导公民个人或公民社会组织，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

（5）法治原则。

公民社会论者反对国家对公民社会内部事务的随意干涉，强调要从法律上划定国家权力和国家行动的边界，确保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使公民社会成为一个真正自主的领域。

以这些基本价值为内核，形成了以契约精神为基础，以公民精神或公民性为集中体现的，包
括志愿精神、人本精神、法治精神、自治精神的公民文化。

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构成公民社会的文化特征。

中国公民社会
中国公民社会又被称为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公民社会的组成要素是各种非政府和非企业的公民组织，包括公民的维权组织、各种行业协会、民间的公益组织、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同人团体、互助组织、兴趣组织和公民的某种自发组合。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相对于政经等方面，中国公民社会领域的变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太为人关注。

它的变革似乎更多是在悄然进
行的，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公民社会迅速发展（尤其是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上百万志愿者们的身影才提醒人们，中国公民社会的星星之火业已形成燎原之势。

发展历程：
1、中国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型。

身份是指生而有之的、可以成为获得地位和财富的依据，身份社会中身份是对个人拥有地位和财富合法性的确认。

所有传统或农耕社会都可以称之为身份社会。

身份社会不仅将个人束缚在狭隘的社会关系中，而且形成了等级森严、缺乏社会流动的社会生活封闭格局。

身份社会的典型政治特性是人治。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仍是一个身份社会。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单一的编制制度将人口严格固定在某个社会位置上，这种凝固的地位安排严重窒息了个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制约了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2、中国从单位社会向个体社会转型。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建立了高度整合的总体性社会。

社会结构的细胞是单位，相对于以自由的个人为细胞的个体社会来说，就是单位社会。

个人都属于单位，并且专属于特定的单位——在城市是党政机关和企事业机构，在农村是社队。

功能齐全的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成员的生老病死、吃喝拉撒都由单位包办。

单位外面是另外的单位，在全
部单位的外面，几乎没有政府监控不了的死角，以多样性和灵活性为特征的社会的空间被限制。

3、进入新世纪，中国公民社会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大趋势。

不但政府有关部门认可了有关NGO的作用，国家关于和谐社会的战略事实上也支持了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

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使得民众参与公民社会组织及其集体行动的热情逐渐积累，这种积累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紧急救灾中得到充分展现。

公民社会组织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专业人士、官员等主流阶层加入。

非公募基金会的兴起、NGO之间的合作、社会企业的倡导以及志愿者的主流化都标志着公民社会已经成为一股潮流，逐渐形成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元合作和制衡的局面。

组成部分：中国公民社会当作是国家或政府系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

公民社会的组成要素是各种非政府和非企业的公民组织，包括公民的维权组织、各种行业协会、民间的公益组织、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同人团体、互助组织、兴趣组织和公民的某种自发组合等等。

它既不属于政府部门（第一部门），又不属于市场系统（第二部门），是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

存在问题：
中国公民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处于转型之中，因而中国公民社会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具有过渡性、多变性和不成熟性，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

中国公民社会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认识和制度两方面。

1、认识偏差，中国公民社会对政府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处理得好更加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理的不好势必产生很多不稳定因素。

作为公民社会的载体——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势必会削弱政府对社会的领导能力和管理能力，是中国公民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惯性思维。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民间组织大都是政府部门的附属单位，因此中国的民间组织官方和半官方的居多。

官办的民间组织与政府几乎融为了一体，负责人拥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并享有同等待遇，办事方式与政府几乎无异，实际上影响了民间组织功能的充分发挥。

3、漠视心理。

中国社会观念的长期影响，民间组织这一公民社会的重要载体得不到重视。

事实上，民间组织走出道德高端或社会角落，回归常态，对社会转型是十分重要。

4、制度缺陷。

制度环境缺陷构成公民社会发展的瓶颈已经获得共识。

主要是在公民社会的组织载体——民间组织的管理方面，“制度匮乏”与“制度剩余”同时并存。

缺乏民间组织管理的一般性法律，缺乏针对行业协会、专业性社团、学术性社团和联合性社团以及志愿者工作的分门别类的管理法规。

制度匮乏从而造成对民间组织的监管缺失和支持不足。

各种规章制度缺乏统一性、系统性，导致了民间组织管理的“制度剩余”。

发展重点
1、高度重视民间组织在培育公民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架设政府与社会的桥梁。

民间组织是政府与社会之间构建良性互动关系的中介和桥梁。

民间组织能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起一种纽带作用，使政府体系能够通过与民间组织的信息与能量交换，不断吸收新的政治资源，形成自我发展与更新的机制，从而达到政治输入与输出的动态平衡，推进政府体系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实现善治的理想。

善治的本质，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推进社会自治，社会自治是人民群众的自我管理，这种自我管理不是无组织的，而是有组织地实现的。

民间组织的主要功能是：一是提供了社会自治的组织载体。

社会自治的组织载体，主要就是这种民间组织，而不应当是政府组织。

没有健全的公民社会自治组织，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自治。

二是提高了社会自治的公共服务质量。

现代政府的发展方向是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

政府既要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又要降低成本，最有效的办法之一，便是将更多的事务特别是某些公共服务职能交由民间组织去管理，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社会自治功能。

政府可以让合格的民间组织通过竞争性的方式，分包或独自承担部分公共服务，这样既可以减轻政府自己的负担，还可以有效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从而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

2、高度重视政治参与在培育公民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政治参与是迈进现代文明社会的阶梯，政治参与是实现主权在民的必要条件。

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的高低，既是评价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的主要标准，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公民民主意识、政治素质高低的客观尺度。

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

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已初步形成，增强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公民意识，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更有利于中国加快公民社会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