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文学翻译对我国译学史的贡献

Ｖｏｌ．３３Ｎｏ．１０

Ｏｃｔ．２０１２

第３３卷第１０期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ｆｅ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Ｓｃｉ）周作人先后学过英文、古英文、日文、古日文、希腊文、古希腊文、俄文、世界语和梵文。他一生共翻译和介绍了１５４位作家的３２６

种作品，分属２２个国家。

周作人的翻译主要集中在希腊文学、日本文学以及俄国和欧洲近现代文学三个方面。希腊文学的翻译以古希腊文学作品为主，约有２１０万字；日本文学的翻译包括日本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和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两部分，约有１７０万字；俄国及欧洲近现代文学作品的翻译有１１０万字左右。三类合计，周作人一生翻译的总量约为４９０万字，所涉国籍、作者之多，翻译总量之大都是现代翻译家中少有的。按钟叔河编辑的１０卷本《周作人文类编》计算，周作人的创作共有６２０万字，从量化的角度考察，周作人的翻译和创作几乎是平分秋色的。１９０４年，还在南京学堂求学的周作人得到了一本伦敦纽恩斯公司发行的英文插画本《天方夜谭》，他很喜欢，便翻译了其中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改名为《侠女奴》发表，这是周作人翻译生涯的开端。１９６６年５月３１日，《平家物语》第七卷脱稿后，周作人最终放下了译笔，他的翻译生涯前后历时六十余年，可以说文学翻译贯穿了他的一生。

在“开眼看世界”的初期，周作人的思想还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因此他以介译他国作品为主；具备了自己稳定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文学理想后，周作人进入了创作的旺盛期，却仍有欲言却文思不至、想说却不便说的时候，这时他便用翻译

“曲折地言说”；政治的原因，周作人晚年已“不便言说”，这时他再次进入了翻译的丰产期，翻译了大量日本、希腊的古典文学作品，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是我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的先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周作人及其同时代的文学革命主将，立志变革陈旧的文言文，通过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吸收外国文学作品中的新思想、新词汇和精密的语法，以期创造新的文学语言，为新思想找到新的载体。周作人认识到第一代翻译家严复、林琴南翻译的不足之处，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并进行了６０余年的翻译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周作人凭借自己深厚的古文功底和对译入语国家文化的深入了解，以

优美的译笔沟通了中国读者与原作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为我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周作人十分看重自己的翻译，认为翻译是他言说方式的一种，在《永日集》、《艺术与生活》等几部自编文集中，周作人将译文与自己所作的文章合编，且将译文置于了显要的位置，

《〈永日集〉序》里，周作人阐明了他这样做的用心：“有五篇是翻译。有人或要不赞成，以为翻译不该与自作的文章收在一起。这句话自然言之成理。但我有一种偏见，文字本是由我经手，意思则是我所喜欢的，要想而想不到，欲说而说不出的东西，固然并不想霸占，觉得未始不可借用。正如大家引用所佩服的古人成句一样，我便来整章整节地引用罢了。这些译文我可以声明一句，在这集内是最值得读

的文字，我现在只恨译得太少。”

①

引域外的火种，点燃自己的故土，照亮人们，周作人是想走一条“拿来主义”的路，借域外的思想、域外的文学，发展我国的新文学。翻译也是言说，有与写作互补的作用。“３．１８”惨案发生后，周作人发表了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婴儿屠杀中的一小事件》的译文，并在译者附记中说：“三月十八日执政府大屠杀后，我心中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郁抑，想起这篇东西，觉得有些地方，颇能替我表出一点心情，……我译这篇的意思，与其说是介绍武者小路君的著作，还不如说

是我想请他替我说话。”

②周作人早期、中期的译文、译序乃至跋文，无不在言说他的思想，而且，周作人的翻译往往比他的创作更早、更微妙地反映他文学态度、

文学趣味的变化。１９０９年，周作人与鲁迅合译了《域外小说集》，介译“被侮辱被压迫的”文学，驱逐了文学的游戏性，１９１８年周作人发表了《论中国旧戏之应废》、《人的文学》，１９１９年又发表了《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等文章，这些文章中“驱逐文学的游戏性”的观点与１０年前介译《域外小说集》时的思路是如出一辙的，可见翻译走在了创作的前面，翻译对周作人早期文学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１９２０年由北大出版部出版的译作《点滴》集中共收录了二十一篇小说，乃是周作人１９１８年１月至

周作人的文学翻译对我国译学史的贡献

于小植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周作人的翻译生涯前后历时６０余年，翻译总量巨大，在周作人眼里翻译是他言说方式的一种，而我们也可以透过翻译体察他文学态度、文学趣味的演变。他在“被侮辱被损害”的文学翻译、古希腊文学翻译、日本古典以及近现代文学翻译等诸方面均有开山之功，对我国文学翻译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周作人；翻译；言说方式；贡献中图分类号：Ｈ１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５９６（２０１２）１０－０１３８－０２

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１２ＷＹＣ０３８）；北京语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资助）（１０ＪＢＴ０３）１３８－－

１９１９年１２月间的翻译，作品依然是以尼采式的超人的启蒙姿态为基调的。１９２２年，周作人宣布放弃“启蒙者”的立场，开辟“自己的园地”，这一转变令许多人觉得突然。其实，早在１９２０－１９２１年周作人已经开始了古希腊神话、日本诗歌和日本狂言的翻译，将文学的游戏性又请了回来，开始了“自己的翻译”这块园地的耕作。１９２５年翻译集《陀螺》出版，从《陀螺》选目我们可以感受到周作人对以往启蒙形象的弃绝，对个性主义文学的张扬。１９２８年周作人将《点滴》更名为《空大鼓》由开明书店重新出版，将启蒙姿态换成了拥抱一切的姿态。透过翻译，我们可以清晰地追寻到周作人思想变化的轨迹，甚至比他的文章更为清晰、丰富和耐人寻味。

翻译在周作人的文学生涯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将翻译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认真地对待。日本狂言约有３００种不同版本，周作人在翻译前，曾把不同的版本找来相互参照，并把自己认为最好的、最有趣味的拿来做自己翻译的底本，这种译前多方求证、择优选取底本翻译的做法，足见周作人对翻译的重视程度，晚年他曾谈到了这段“择善而从”的经历：“狂言的翻译本是我愿意的一种工作，可是这回有一件事却于无意中做的对了，这也是高兴的事。我译狂言并不是只根据最通行的《狂言记》本，常找别派的大藏流或是鹭流的狂言来看，采用有趣味的来做底本。”③

周作人文学翻译的贡献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１９２２年，胡适在他的名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认为１９１８年的文学革命，在建设方面，有两件事可记，一是“白话诗的试验”，二是“欧洲新文学的提倡”，后者以“周作人的成绩最好。他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与口气。这种译法，近年来很有人仿效，是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④

对于《域外小说集》的翻译，钱玄同评价说：“周氏兄弟那时正译《域外小说集》，志在灌输俄罗斯波兰等国之崇高的人道主义，以药我国人卑劣、阴险、自私等等龌龊心理。他们的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辞，十分矜慎；然犹不自满足，欲从先师了解古训，以期用字妥贴。”⑤

后来，钱玄同与周作人有了更为密切的交往，对于周作人翻译的了解也更为深入，他高度评价周作人的翻译说：“周启明翻译外国小说，照原文直译，不敢稍以己意变更。他既不愿用那‘达诣’的办法，借外国人学中国人说话的调子；尤不屑象那‘清室举人’的办法，叫外国人都变成蒲松龄的不通徒弟，我以为他在中国近年的翻译界中，是开新纪元的。”⑥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将鲁迅和周作人看作现代翻译的开拓者。比较林纾和鲁周二人的翻译，可以看出，林纾不懂英文，全凭他人口述，然后以己意推之，这样的翻译，不能见原作的风貌，原作的文章体式、语言风格全凭翻译者的自我感受，所得者，主要是原作的故事情节。鲁周氏二人后来翻译西方作品时，由于可以读原文，他们有意识地采用直译的方法，在文章体式、语言风格上都尽力接近原作，表现出和以往翻译迥然不同的特点，是开纪元的。

古希腊文学翻译家罗念生对于周作人翻译的古希腊戏剧同样做出了肯定的评价：“我以为周的译文相当忠实，有自己的风格，在当时是标准的翻译。”⑦素来看重翻译的信度，甚至主张“宁信而不顺”的鲁迅难得赞扬别人的翻译，但他对周作人的翻译却完全信赖。一次，周作人将他的一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得知编辑正在校对，鲁迅问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周建人，“莫非启孟的译稿，编辑还用得着校吗？”⑧

文洁若精通日语，５０年代末至１９６６年，她一直担任周作人翻译的日本文学作品的编辑，她称周作人为“学者型的翻译家”，她以钦佩的口吻回忆道：“解放后周作人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译的日本古典作品，从８世纪初的《古事记》、１１世纪的女官清少纳言的随笔《枕草子》、１３世纪的《平家物语》、１４世纪的《日本狂言选》、１８世纪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以至本世纪的《石川啄木诗歌集》，时间跨度一千多年。每一部作品，他译起来都挥洒自如，与原作不走样。最难能可贵的是，不论是哪个时代的作品，他都能从我国丰富的语汇中找到适当的字眼加以表达。这充分说明他中外文学造诣之深。”⑨

鲁迅和周作人既是翻译的实践家，也是我国译学史上的翻译理论家。他们都主张原原本本地表达外国作品中的意思，不能因为雅而改变了原意，也不能完全顺从纯大众的口语而失去了文采，他们的翻译观在当时是正确而先进的。在对翻译的态度上，他们都主张尊重原文的秩序，不能随国人的喜好乱加删改。在他们看来，翻译的目的，不是取悦国人，而是传达异域文化的实质，而这实质，就与中国故有的传统大异其趣。所以，倘能原本地将异域的思想译出，对国人的思维习惯将有一种冲击，而这恰恰是他们所期盼的。周作人的文学翻译是开风气之先的。他在“被侮辱被损害”的文学翻译、古希腊文学翻译、日本古典以及近现代文学翻译等诸方面均有开山之功（第一项当然有鲁迅的首功）。周作人对文学本质、文学的功利性和超功利性有自己深刻的体认，他的翻译理论和大量的翻译实践是我国翻译史上的宝贵财富，贡献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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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周作人：《〈永日集〉序》，１９２９年２月１５日作，署名岂明，收入《永日集》《苦雨斋序跋文》，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５卷［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５４４．

②周作人：《＜婴儿屠杀中的一小事件＞译者附记》，收入《两条血痕》［Ｚ］．北京：开明书局，１９２７．１１３－１１４．

③周作人：《我的工作六》，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２日作，署名周作人，收入《知堂回想录》，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１３卷［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８１７－８１８．

④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存》第二集，台北远东图书公司，１９６１．２５０．

⑤钱玄同：《我对于周豫才之追忆与略评》，见沈永宝编《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Ｚ］．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３８２．

⑥钱玄同．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Ｊ］．新青年，１９１９，６（６）．

⑦罗念生：《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收入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２５３．

⑧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见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Ｚ］．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９．

⑨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见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Ｚ］．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２２０．

（责任编辑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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