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是

古代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是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阐述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义和总体要求。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治理观念的变革。

人类的群体生活是在文化规范维系下的，现实的治理过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我们在观念世界里已经弄清楚：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才是高质量的生活，什么样的治理方式有益于我们实现高质量的社会生活。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如何以正当、有效的方式治理国家，从而实现优良的社会生活，始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关注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治理观念，体现着古代中国人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的治理智慧，反思其历史局限，对于构建现代治理观念，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治理观念：传统治理的思想前提
中国古代社会的国家治理，是在传统治理观念的规范下运行的，据现有的历史文献，在商末周初，治国问题开始为人们所关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便成为思想家广泛讨论的主题。

“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一册，第358页）在百家争鸣的历史条件下，思想家根据其对
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分别提出了德治、仁政、礼治、法治以及无为而治等思想主张。

这些思想主张成为后世国家治理基本的思想资源。

秦统一中国以后，中国社会走上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古代思想家有关国家治理的思考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有效治理既是客观的历史需要，也是每一历史时代的思想家共同的理想。

在历代思想家的观念中，有效治理的主要标志就是一代王朝的长治久安。

西汉初年的贾谊在论及治国问题时便指出，统治者虽然治在当下，但却应该着眼于长远，“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贾谊：《新书·数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12页）。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国家的长治久安便意味着稳定的社会秩序，而稳定的秩序又与国家统一密不可分，只有统一才能为社会提供稳定的秩序。

这一点，早在小邦林立的春秋战国时代便已经为思想家认识到了。

孟子在回答时人“天下恶乎定”这一问题时便说：“定于一。

”（《孟子·梁惠王上》，《诸子集成》第一册，《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42页）秦汉以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不断地证明了孟子这句话的正确性。

秦以后，随着统一局面的形成，如何维护统一的政治格局便成为现实的政治议程。

在这一问题上，古代思想家展现了极高的政治智慧，他
们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统一的基础在于合理的治理结构，而合理的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中央与地方关系来说明。

西汉初年的贾谊说：“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众制”（贾谊：《新书·五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无忧，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贾谊：《新书·藩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贾谊“强干弱枝”的思想主张，为中国古代社会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基本原则，汉魏以后的历代王朝基本上是循着这一原则来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

中国传统治理观念体现了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富强的追求。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便认识到了富强的重要性，儒家代表人物荀子作有《富国》一篇，荀子于篇中说：“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

”（《荀子·富国》，《诸子集成》第二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5页）总之，富强是关乎国家成败存亡的关键。

在中国古代社会，富强总是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的，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每当论及富强之策时，也往往着眼于边境安全。

唐人陆贽在论及财富粟米之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时说：“虽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无粟不能守也。

”因此，国家治理关键在于财用，“夫聚人以财，而人命在食，将制国用，须权重轻。

”（陆贽：《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陆宣公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第189、192页）总之，富强是安定的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保障。

中国传统治理观念中蕴含的另一个核心主题，便是国家应该如何对待民众的问题。

统治者如何对待民众才是正当的，统治者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民众才能换得稳定的政治秩序？传统儒家主张以仁义德教治国，国家之于民众，应该“明礼义以一之，至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

”（《荀子·富国》，《诸子集成》第二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24页）儒家治国思想的根本点，就是强调统治者应该以符合道德的方式对待民众，这是儒家思想在两汉以后成为政治上的统治思想的根本原因。

以符合道德的方式对待民众，要求统治者恰当地使用民力，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从而使民众的生存条件能够得到改善，至少不致恶化。

战国时期的孟子在阐述其仁政主张时说，所谓仁政，就是“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从而使民众过上“养生丧死而无憾”的日子。

（《孟子·梁惠王上》，《诸子集成》第一册，《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3页）
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对待民众，也意味着国家不能侵害民众的利益，即不与民争利。

《礼记·大学》：“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大学》
的作者认为：统治者不应把聚集财利当作治理的目的，如果国家把谋利聚财作为目的，必然会伤害民众的利益。

西汉时期的董仲舒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夫天亦有所分予。

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汉书·董仲舒传》，《二十五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36页）到了两宋时期，理学家（如张载）又把这一认识提升到了“为民谋利”的高度，这一思想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二、传统治理观念影响下的中国古代治理过程
以儒家治国思想为主体的治理观念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赖以依存的思想条件，正是由于传统治理观念的存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过程才有了真实的意义。

传统治理观念在客观上规范和制约着历代王朝的治理过程并决定其基本走向。

首先，儒家重教化而轻刑罚的治国方略，追求善治、善政而拒绝暴政，在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生活走向文明的发展路向。

两汉以后，儒家重德教而轻刑罚的思想主张成为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治国理念，也成为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制定政治、经济政策的依据。

对于每一代王朝的统治者来说，一旦他们接受了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
并且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自觉地遵循这种理念，善治便有可能成为事实。

据唐人吴兢撰写的《贞观政要》，贞观元年，李世民曾对臣下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此后至贞观四年，全国仅判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

（《贞观政要·刑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38—239页）唐代贞观年间之所以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治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重教化、轻刑罚已经成为统治集团的自觉意识。

诚然，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倡导的治国理念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为统治者所信奉，也不能在根本上杜绝暴政，但不可否认的是，儒家重德教、轻刑罚的治国理念，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规范着古代中国的治理过程。

如果没有传统治理观念的规范和约束，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将是另一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