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术流派简介

中医学术流派简介
学派，是指一门学问中由观点、主张相同的众多学者形成的派别，而不必有具体的组织形式。

中医史上影响深远的学派有：伤寒、河间、易水、攻邪、丹溪、温补、温病七大学派，形成中医学术发展的主流。

这些学派之间，或学派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由于学术观点、主张不同，展开的学术争鸣蔚为风尚，有时异常激烈，针锋相对。

例如，丹溪学派提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后来温补学派主张“阳常不足，阴本无余”与之争辨：在温补学派中，薛立斋有“补肾不如补脾”之说，而赵献可则倡言“补脾不如补肾”与之论争。

如此等等，各派医家依据自己的实践提出的不同认识，实际是互相启发、补充与完善的问题，一般不存在谁是谁非，客观上推动了中医学术的不断发展。

可以说，中医学术发展史就是一部学术争鸣史。

必须指出，中医史上这七大学派是在“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学术环境中形成，其学术争鸣也是在传统中医框架内进行。

随着外在学术环境的变迁和中医学术传授方式(教育)的改变，导致现代新学派的兴起，古代七大学派早已不复存在了。

本文所指的学术流派是中医学术领域现实存在的“经典派”、“现代派”和“结合派”。

这些新学派的兴起有其客观必然性，在学术上各有特点、优点和误区，它们各自发挥，多少年后，殊途同归，形成后现代科学的医学形态，而对人类健康做出卓越贡献。

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学派形成的客观需要与必然
众所周知，医学科学原本是因社会需要而产生和存在的，也必然以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为导向而不断地发展。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医学大规模传入中国，且由少到多，逐步居于主流地位，其中虽有某些人为因素，但毕竟是适应社会之所需。

而在中西医学激烈碰撞中，中医学蒙受非议、蔑视、误解甚至否定达百余年之久，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使其在国内地位不断下降，但毕竟卓然自立迄今，近年来还以迅猛之势流传国外，越来越被世人青睐，都是需要使然。

社会为什么需要西医?因为西医不断融纳现代科技，揭示了许多疾病的病因本质和病理损伤，疗效卓著，不可替代。

社会为什么还需要中医?因为有许多疾病西医治不了，翻开西医的内科学看，大约80％左的疾病都是这样描述的：本病原因不明，缺乏特效治疗。

这就给中医留下了存在的广阔空间。

中医有几千年的积淀，不仅能治一般常见病症，还能治某些西医不能治的疑难病症，而且中医治法方药没有什么毒副作用，对人体基本无伤害，疗效卓著，同样不可替代。

然而，还有一大批疾病，单用西医或者中医都难治，疗效都不好，即使对有一定疗效的疾病来说，也要不断提高疗效，才能满足社会对医学日益攀高的需要。

处在同一环境，针对相同对象(疾病)，遇上相同问题(疗效)的中西医学，在择善而从的社会选择过程中，显示出各自的优点和不足。

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以提高疗效的探索，原本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于是有“结合派”的出现。

早在清末至民国初年，前辈中医如唐宗海倡导“中西汇通”，恽铁樵主张“中体西用”，张锡纯提出“衷中参西”等，都是“结合派”形成之前，力图沟通中西的尝试，而张锡纯那张阿斯匹林加石膏治疗感冒发热的处方，则是中药加西药的代表，也有点取长补短的意
思。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注定这些前辈中医不可能在中西医结合上有什么作为，他们的成就主要在中医方面，不过，其沟通中西的探索对“结合派”的形成不无影响。

“结合派”作为一个学派出现应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事。

当时，由政府组织一批高级西医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并随一批著名老中医临床实践，接着取得了小夹板固定治疗骨折、非手术治疗急腹症等多项体现中西医结合的优越性的成果。

于是，人们坚定了信念，并主张以中西医结合，创造新医学、新药学为目标。

这个派别以一批高级西医学习中医的临床专家为代表，从之者众，现已成为中医高等教育的一个专业。

一门学科对社会需要的适应程度，是其衰退与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临床上，病人和医生都不满足于仅仅是以传统中医的“四诊”为基础的诊断和疗效判定，要求用西医的病名诊断和检测结果，已是普遍需要。

与此同时，现代观察入微的检测方法，揭示的许多无症状性疾病，以及某些疾病的早期或经治疗的后期，检测结果有异常，而中医宏观“四诊”无异常，使中医陷入“无证可辨”、“无病可治”的困惑。

客观需要促使中医临床上自然而然地引入现代检测方法，做中西医“双轨”式诊断、辨证，导致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地发展，不断地扩大了中医辨证的视野，丰富了辨证论治的内涵，充分发挥了中医的治疗潜力，提高了中医疗效和其疗效的确定性。

于是，主张“病证结合”诊疗的“现代派”，晚于“结合派”应时而生。

“现代派”否认中西医结合是发展中医学术和提高中医疗效的惟一途径，主张中医现代化，即以中医的理法方药为主体，大力吸取现代科技(包括西医)来充实、完善和发展自身。

如证候的规范化，证候关键指标的客观化、量化，以及运用现代科技改革方药剂型，力争高效、速效、便于使用等，都是“现代派”积极倡导的。

“现代派”的代表人物为“文革”前中医高等院校毕业的佼佼者，从之者也多是近几十年中医院校毕业的临床工作者。

有特色才有生命力，任何学科都一样，如果失去了自身的特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一批造诣高深又拥有丰富临证经验的中医认为，时下中医院校培养出来的中医，在运用中医理法方药，辨证论治地去解决问题的能力，一代不如一代。

在临床上面对病人，能够运用中医的名词、术语描述病情，根据描述概括出病机、证候，引经据典地提出治法方药，取得疗效，这样的中医已经很少很少了，现在大多数的中医都是讲的西医话。

把中西医结合或中医现代化解读为拆除了中医的理论框架，泯灭了中医的临证根基，丢失了中医的特色与优势，实际是中医西医化。

在中医后继乏人、乏术的严峻形势下，产生了“经典派”。

“经典派”呼吁突出中医特色，强调学习经典医籍和辨证论治的运用是提高疗效的途径，认为不要忽视和排斥师徒授受的传承方式，主张要按照中医学术自身特点来办中医教育、中医医院、搞中医科研和确立中医管理体制，以抢救中医学术的濒危状况。

这一派以德高望重的一批前辈中医学家为代表，毕竟积重难返，曲高和寡。

直到癸未之春，SARS暴发，举世震惊，众医棘手之际，以著名中医学家邓铁涛教授为首的一批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先后收治50例SARS病人，坚持中医辨证论治，却无l例死亡，未发现特别后遗症，与西医治疗相比，显示令人振奋的优越性，而引起全世界注目，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首肯。

广州何以如此疗效卓著，究其原因，与该校平日对抗击SARS第一线的中青年中医实施四大经典温课活动、明显提高了辨证论治水平有关。

于是，倾向“经典派”者，与日俱增，世界性“中医热”再兴高潮，都要求学习原汁原味的中医。

由上可见，以我国特定的学术环境为条件，社会需要为导向，促使三大学术流派的形成是必然的，而不在于领袖人物提倡与否，提倡不过顺应其趋势而已。

其实，在我国特定的学术环境中，中医向西医渗透也是必然的。

包括一些权威的西医临床书籍，都情不自禁地引用中医治法。

例如，《实用内科学》(第十版)治疗高血压病，就介绍了中医辨证施治、单方、针灸等。

目前，在我国纯正的西医是很少的，他们在临床治疗中大量使用中药制剂，如黄芪注射液、灯盏花注射液、丹参针、生脉针、柴胡针、鱼腥草针、桂枝茯苓丸、金水宝等等，虽算作是“中药西用”，但与西方国家中地道西医相比，毕竟有所不同了。

三大学派的学术观点与主张
中医学术领域三大新兴学术流派的形成，表明中医由封闭半封闭状态，走向了充分地开放的状态，折射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学春天的氛围。

笔者不揣冒昧试作评析。

所谓“经典派”，其学术观点、主张与特色，原本就是历来纯正中医的传承，无所谓“派”，只不过与不同观点、主张的“结合派”、“现代派”相对而言，称之为“经典派”而已。

“经典派”坚持认为，中医学不仅是“经验医学”，而且是成熟的完整的科学体系。

在几千年的医疗活动中，它以宏观、整体、动态、综合的研究方法，直接在人体上实践，所揭示的生命活动规律、疾病状态和卓有成效的诊疗方法，是近、现代科学没有涉及的领域，对于这种高层次的复杂事物中的发现，用局部定位的还原、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根本就是南辕北辙，证实不了。

事实上，现代许多研究表明，活体生理状态下的脏腑功能作用远远超出其形态解剖的界定，脏腑之间的相互作用远远复杂于形态结构上的联系，人作为一个整体被分解开来进行研究，是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表现。

这就是多年来，用西医方法研究中医成效甚少的缘故。

难以否认，中医整体性的研究方法是生命科学的范例，在科学日益走向整合的今天，其独特价值日益彰显，吸引越来越多的接受实证论教育成长起来的西方人的关注。

“经典派”一再指出，中西医学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虽然研究的对象都是人体疾病，由于研究的层次不同，思维方式与认知方法不同，二者是不可通约的两个理论框架。

生搬硬套西医模式搞中医教育、科研、办中医院，用西医标准评价中医、管理中医，把中医一步步地推向名存实亡之路，实际上是一种只有科学文化上的模仿性，没有自信心的民族虚无主义表现。

“经典派”拒绝“落后”、“保守”的指责。

认为中医学作为一门应用科学，是先进，还是落后，其最终判断标准是疗效，而不在乎方法和手段。

举例说，对某一病种的治疗，西医采取的方法、手段现代科技含量很高，但疗效不高，或者其毒副作用与疗效相等甚或过之，而中医采取传统汤剂、膏丹丸散治疗，没有什么现代科技含量，但疗效高过西医，又对人体无伤害，对此病种而言，谁先进、谁落后，不是很清楚吗？所以，先进与落后不能一概而论，某些方面西医先进，某些方面中医先进，这样看才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应有的客观态度。

认为传统中医学在几千年不曾中断地发展过程中，直接在人体上实践形成的理法方药体系，丰富多采，十分可贵。

而几千年的时间在人类进化史上不过一瞬间，古代人和现代人的脏腑器官、体质代谢差不了多少，除极少数病种古有今无或今有古无外，绝大多数病种古今都一样，古代用之有效的理法方药，今天用之同样有效，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了。

何况中医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
临床思维，放之于千古而皆准。

其蕴藏丰厚的积累，是人类战胜许多疾病的犀利武器，医疗潜力很大，可持续发展，强调努力继承、发掘，就视为“保守”，实是对中医学术真谛的无知。

基于上述理念，所以“经典派”主张保持中医特色，坚持中医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理法方药自成体系的发展方向。

期望强调经典著作的学习与温课，重视师徒授受的传承方式等，把中医辨证论治的疗效，提高到清代末年的水平。

然而，“经典派”不可不知，世界的事物往往优缺共蒂，整体观念是中医的优点，其缺点也在于此。

中医传统的整体观念，对人体生命、疾病的观察限于宏观整体领域，具有不完备性缺陷。

这反映在临床上，表现为轻视或忽视局部病变特性，及其与整体联系的观察与治疗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有的疾病是由于整体失调影响到局部，局部病变或症状突出而根源在整体；有的疾病主要是整体失调，而无明显的局部病变或症状，这两种情况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都是整体失调起主导作用，以传统的整体观念为指导，通过整体调节，平衡阴阳，增强其自我协调、适应和抗病能力，以促进局部损伤的修复和症状的改善，是可以取得良好效果的。

但是，有的疾病则是由于局部病变影响到整体，导致整体失调而根源在局部，有的疾病主要是局部病变，无整体失调表现，这两种情况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都是局部病变起主导作用，如轻视针对局部的治疗，则难以取得满意的效果。

中医对某些疾病疗效不佳，其源多出于此，例子比比皆是。

再说辨证论治，主要着眼于机体对致病因子或病理损伤的宏观反应状态，以揭示疾病的千变万化并进行治疗，其宏观局限性，不仅表现在对一些无症状性疾病或疾病的早期和后期无证可辨，无从论治，更为突出的是，对某些疾病即使辨证正确，用药对证，也难奏效。

其源盖与缺乏对这些疾病的原因、病理损伤的本质认识有关，例子多多。

如此等等，“经典派”应当正视。

“结合派”承认中医学与西医学是两种不同的学科体系，西医的研究，是从局部出发，针对结构，采取单方面拮抗治疗；中医的研究是从整体着眼，针对功能，采用多方面调节性治疗，虽然二者各有长短，各有优劣，毕竟研究的都是人体生命、疾病和防治，既然研究的对象相同，要达到的目的相同，就存在结合的可能。

“结合派”坚信科学发展中最有前途的领域是学科边缘和交叉之处，西医学与中医学是最邻近的学科，二者结合之处，可能是理论上创新和疗效提高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处。

提出以研究中西医结合点为主线，以临床研究为重点，扬长避短，优势互补，以提高疗效为核心，逐步促使中西医学有机结合，形成源于中西医，又高于中西医的新理论、新方案和新方法(过去的提法是创造新医学、新药学)。

这派学者十分担心地指出，中医学作为一门学科，如果与时代的发展脱节，不论其过去如何辉煌，都可能像陈列的古董一样，只是记载历史而已。

由于“结合派”学者掌握中西医两门专业技术，又有相对较好的研究条件，确也硕果累累。

例如，近年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蒋俊民教授等，治疗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的研究，还有青蒿素等中药新药研制的成功，都是近年来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

然而，提出“中西医结合”口号迄今，半个世纪过去了，中西医结合实际上处于初级阶段，即探索阶段，还没有找到卓有成效的结合点，还没有一套公认的成熟的研究方法。

纵观目前情况，在临床上，在西医诊治为主体的前提下，大约有两种“结合”形式，一是力图取长补短，以中医理论为指导采用一些中医治法方药，虽是“中西医凑合”，却是目前比较上乘的探索；另一种则是用西医理论指导使用中药，叫做“中药西用”，结果必然是“废医存药”。

这两种形式离中西医有机结合相去甚远。

至于实验研究，基本上采用的是西医方法研究中医，研究的结果往往属于西医范畴。

要
把中医针对宏观、整体、动态的观察方法，与西医微观、分析的实验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建立一套适合于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法，绝非易事。

所谓“有机结合”，是指中西医在理论上(尤其是基础理论)、方法上融为一体，形成新理论、新方法，其防治疾病的疗效水平，比单用中医或西医都高，否则，就没有结合的价值。

要达到中西医全面“有机结合”的目标，估计需要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还应当指出，中西医结合，首先要有中医存在，如果没有中医了，何言中西医结合?因此，不仅要全面继承中医，还应努力发展中医，只有中医的学术水平不断提高，中西医才能在高水平上结合。

“现代派”认为，中医学历经千年不衰，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仍然闪耀着辉煌，世界性“中医热”一浪高过一浪，这一世界科学史上奇迹的存在，原因很多，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断地“现代化”的结果，只不过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涵而已。

张仲景、金元四大家、叶天士等，他们的成就，就是当时的“现代化”，推动了中医学的不断发展，而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和临床需要。

中医学这种打上历史烙印的“现代化”，其突出特点是，以东方传统思维方式为指导，在一个封闭系统中进行，在保持和发展了它固有特色的基础上，提高了疗效和学术水平，从而适应了当时需要。

今天，中医学面对文化转型的剧变和现代科学技术文明的冲击，已失去了古老的环境和传统文化的支撑，只有与时俱进地“现代化”，才能适应现代社会需要。

因此，今天所谓中医现代化与历史上的“现代化”，有着显著不同的内涵，主要体现在运用和吸纳现代科技(包括西医)发展中医理论，改进中医方法，提高中医疗效，以适应现代社会需要和临床需要方面。

换句话说，现今所谓中医现代化，仍然是中医学固定的特色与优势的创新与发展。

基于如此观点，“现代派”强调科研项目要以中医为出发和归宿，凡是不能回归中医学术体系的研究成果，都不能算是中医成果。

“现代派”在临床上主张“病证结合”诊疗，即“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虽古已有之，如《金匮要略》就是典范，但其内涵大不一样。

“现代派”主张的“病证结合”，是辨西医的“病”与辨中医的“证”相结合，即采用西医病名，针对西医各科疾病过程的临床表现与检测结果，进行中医辨证论治和疗效观察。

“现代派”与“结合派”在临床上都主张“病证结合”诊疗，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只是在“辨证”上采取病证结合，在“论治”上则坚持运用中医理法方药进行治疗，不用西法西药；后者则是中西医两套理论指导，取长补短，中西医两法都用。

没有人怀疑采用西医病名会影响突出中医特色。

事实上中医的不少病名与西医病名可以“对号入座”，如疟疾、痢疾、白喉、感冒、哮喘、痄腮等等。

饶有兴趣的是，中医与西医能对号的疾病，中医的疗效也是肯定的。

众所周知，对所有的疾病来说，病反映其特殊性，即特定的病因和病理损伤，证反映某一阶段的共同性，即共同的反应状态。

中西医能对号的疾病，中医的疗效也很好的事实表明，认识疾病的特殊性，对提高疗效非常重要。

可是，中医能够认识到这些疾病的特殊性，即特定的病因病机，往往要经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如疟疾、痢疾就是直到宋代才从疟证、下利中独立出来成为病种的。

既然西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揭示出许多疾病的特殊性，有现成者可用，又何乐而不为呢?何况西医病名世所公认，用之有利于中医学的国际化发展。

“现代派”认为，有些疾病要“辨病论治”为主，辅以“辨证论治”，才有好的效果;有些疾病要“辨证论治”为主，辅以“辨病论治”，才能获得较好效果。

认定“病证结合”的完善与提高，是中医临床医学的现代内容。

然而，“现代派”至今尚未成功地建立起针对中医宏观、整体、动态、综合体系的实验研究方法，又没有得到研究复杂事物的仪器来支持，往往
沿用西医的一套，导致其科研和临床容易滑向“重病轻证”、“以病代证”，甚至中医西医化的误区，不可不知。

各自发挥，殊途同归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东西方文化、思维汇流与交融的新世纪。

现代科技(包括西医)是西方文化、思维“基因”的表达和载体，中医药学不仅是东方文化、思维“基因”的表达和载体，而且是东西方文化、思维汇流与交融捷足先登的领域。

中医三大学派，虽各有观点，各有主张，但都以中医为根基，都以提高疗效为目标，都力图与时俱进，满足需要，实际上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

它们各自发挥的过程，就是相得益彰的趋同化发展过程，可以预见，若干年后，殊途同归，三合为一，形成后现代科学的医学形态，造福人类，乃是必然趋势。

而其成功的意义可能超越医学范围，具有对整个东西方文化、思维交融的示范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