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词类

汉语词类
关于汉语词类研究的重要性，龙果夫教授在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序》中有这么一段精辟的论述：“（
词类问题）有巨大的理论的和实用的意义，因为各种语言的语法结构
的本质反映在词类上。

离开词类，既不可
能理解汉语句法的特点，也不可能理解汉语形态的特点，因而也就不
可能说明汉语语法，无论是从科学的角度
还是从实用的角度。

”正是基于这一点，又由于汉语自身特点的原因，汉语词类问题一直是语法学界研究、争
论的热点。

从《马氏文通》至今，虽几经反复，犹未有定论，大有继
续深入研究的必要。

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方
便，我们把自《马氏文通》以来的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加以搜集、整理，并对此作一个简单的评述。

为了叙述得
清楚、透彻些，在此不妨也把古人的一些有关认识附录在前。

东鳞西爪，多有不足之处，冀读者笑正。

一、《文通》以前的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１８９８年的《马氏文通》揭开了汉语语法学的序幕。

但是，对汉语
语法现象的研究则是古已有之，而其
中研究最多、取得的成绩最大的无疑是对汉语词的研究。

从汉代开始，我国就有了对“语助”的研究。

此后直至清代，历代都
有人对汉语词的一些现象及其特性加
以描述和说明，诸如“实字、虚字”说，“死字、活字”说，“叹辞”说等等，多散见于一些私人学术著作和
笔记中。

元代（一说明万历２０年），我国出现了一部专门论述汉语
虚字的著作－－卢以纬的《助语辞》第一
次对汉语虚词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

当然，这种研究多从表义、释义
出发，很少涉及语法功能。

清代是我国古代对词类研究的集大成时期。

清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前人未加留意的词的类
别概念。

如王筠《说文句读》中的“动字、静字”说，王引之《经传
释词》中的“问辞”说，其他像“称代辞
”、“形容辞”、“指辞”、“设辞”这些称谓也都出于清人之口。

对前人已有研究的现象，清人又加以进一
步的细致研究，扩大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如王鸣昌的《辨字诀》在南
宋张炎等提出“实、虚字”之说后，又进
一步把虚字分为起语辞、接语辞、转语辞、衬语辞、束语辞、叹语辞、歇语辞等七类。

代表清人对词类问题认
识的最高成就的是刘淇的《助字辨略》和王引之的《经传释词》。

在从汉代到清代的漫长历史阶段中，我国古代学者对汉语词类的认识
始终是朦胧的、模糊的，还没有进入
自觉阶段。

他们没有视词类问题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只是附之
于“小学”（文字、训诂之学），并使之
成为经学的附庸，所以不可能真正触及汉语词类的本质问题。

从另一方面看，古人对汉语词的研究也是很不全面、很不均衡的，主
要侧重于虚词的诠释和说明，而对于
争议颇多的实词却往往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及，即使触及到的也只是从词汇平面去解
说，而很少从语法平面去探讨。

古人所以这样做，在于他们感到实词意义明了，便于理解，毋需为之多费笔墨。

另外，古人研究语法还有一个普遍的、严重的缺点，即所用术语从来不给予定义，因而一些有关汉语词类
概念的术语的含义往往不很明确，有时前后用语歧出，缺乏规范化，这都给汉语词类研究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
麻烦。

这个缺点在后来的《马氏文通》得以幸免。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时期前人对词类的研究还是很有成绩的，他们首创了不少语法学上的概念和术语。

只要稍微浏览一下《马氏文通》，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不少有关的术语大都取之于古人。

不难设想，如果没有
古人的数千年的辛勤探索，汉语语法学要一下子达到《马氏文通》这样的起点，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这一时期古人对汉语词类的研究还是不全面的、不系统的，它只能称作是汉语词类科学研究的前奏
或准备。

二、《文通》至文法革新讨论之前的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马氏文通》的诞生标志着汉语语法学的兴起，同时也标志着汉语词类研究的真正开端。

从１８９８至１
９３８的四十年的时间里，汉语语法学处于草创之时，同样对汉语词类的研究也处在新生阶段，既有不少建树
，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这一时期的汉语词类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文言词类的研究；一是对国语白话文词类的研究。

前者以《马氏文通》为代表，后者以《新著国语文法》为代表。

虽然
它们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总倾向还
是一致的，因而不妨合在一起论述。

Ａ．共同的倾向
首先，这一时期词类研究的最大的共同倾向是模仿倾向。

《文通》在
词类分别上基本套用拉丁语法，把汉
语的文言词分成九类，其中实字包括名字、代字、动字、静字、状字
五类；虚字包括介字、连字、助字、叹字
四类。

而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则参照了纳斯菲尔德的《英语语法》，也将汉语的词分成五大类共九种：
实体词：名词、代名词；述说词：动词（同动词）；区别词：形容词、副词；关系词：介词、连词；情态词：
助词、叹词。

汉语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