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古代诗歌的天人合一思想

浅谈古代诗歌的天人合一思想

古人云：“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当古代诗人的兼济之志无法实现的时候，诗人们往往选择一条大同小异的道路——与自然为友，寄情山水。于是，大量的山水田园诗应运而生。说到山水田园诗，我们首先界定一下这个概念：所谓山水田园诗即以自然山水和田园风光为主要歌咏对象的诗歌。根据诗歌意象侧重点的不同又可分为山水诗和田园诗，今人田园诗和山水诗往往并称。说到田园诗，我们一般认为是由陶渊明引领着进入到自觉的时代；而山水诗的创作，则是由晋宋时期的谢灵运将其引入自觉的时代。当然，田园诗与山水诗是难以截然分开的，许多诗人在创作时都是将山水与田园融合在一起，因而也就出现了王维这样的集山水田园于一体的山水田园诗人。山水诗田园诗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诗歌史上的奇葩。

山水田园诗的兴盛与我国的隐士文化息息相关。隐士文化渊源于上古三代，与封建社会相始终；它以隐逸遁世的生活模式、归返自然的生命意识、随运委化的人生哲学、无为自适的价值观念、清静玄远的审美标准等为主要内涵。隐士文化在西汉有所衰微，东汉以降，隐逸思想又逐渐抬头了，隐士文化也就随之发展起来，山水之乐又开始形诸文人笔端。这些诗作有的寄寓作者憎恶官场归隐山林的人生理想，有的表现失意之士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有的则是官场人物消遣苦闷的政治工具。透过这些以自然山水或田园劳动为歌咏对象的诗歌，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古代诗人审视自然的一种平等态度。

一、“性本爱丘山”：他们具有归返自然的生命意识

在中学教材中，辑入了陶渊明的《饮酒》二首和《归园田居》二首，这些诗作虽然也让读者感受到诗人的劳作之苦，但更能感染读者的则是蕴于其中的一种闲适与恬淡，是诗人的一种自觉的归返自然的生命意识。在这些诗歌中，诗人选择一些与羁绊和归隐有关的意象来表达自己的理想。比如陶诗《归园田居》(其一)，诗人以“羁鸟”“池鱼”“樊笼”等意象抒写被官场羁绊的感受，以“东篱”“南山”“丘山”等意象抒发自己的人生，至于“菊”更寄寓了诗人的高洁追求。

宋代理学家周敦颐说：“晋陶渊明独爱菊。”(《爱莲说》)陶渊明为什么在众多花草中特别钟情于菊呢?这与菊花的寓意有关。菊花是四季花事中开得晚的一种，其时众芳摇落，万木雕零，“此花开尽更无花”(元稹《菊花》)，菊花总是在萧瑟的秋风中傲然怒放、凌霜盛开，为冷寂荒芜的大自然带来生机，因此它令人想到孤标傲世、高洁劲节的君子之德。隐逸山林田园的陶渊明，显然在菊花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心灵归属，在诗人眼里，菊花是他生命的载体，吟咏陶诗，我们感受到的是诗人高洁的情操和追求自由的人生理想，是诗人回归自然追求独立的生命意识。

二、“岩上无心云相逐”；他们持有随运委化的人生哲学

诗言志。我国古代的山水田园诗除了抒写诗人远离尘嚣归隐山林的人生理想外，还表达了诗人随遇而安的人生哲学。如柳宗元的《渔翁》，抒写了诗人对贬抑生活随运委化的人生态度。柳宗元作为唐贞元进士，授校书郎。调蓝田尉，升监察御史，后贬为永州司马。《渔翁》一诗，借山水之景。寓孤傲之情，凸现了“渔翁”那独来独往、自遣自歌的形象气质。尤其是后两句“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形象地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反映出柳宗元不为名利羁绊的旷达的人生观。这里的渔翁是诗人理想的化身。

宋代诗人苏轼也是一个随遇而安笑对人生挫折的旷达之士。在“乌台诗案”中，他于元丰三年(1080)二月贬谪到黄州，对苏轼而言，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但面对变故，苏轼并未怨天尤人牢骚满腹，而是以他儒家的抱负、道家的旷达、佛家的超脱坦然面对仕途上的失意和生活上的拮据。这个时期，苏轼写了大量的山水诗歌，其中描写赤壁风光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尤为人称道。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诗人以奔走流动的气势描绘了赤壁的自然山水，而一句“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又把对自然山水的观照和对历史人生的反思结合起来，最后诗人慨叹“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诗歌在雄奇壮阔的自然美中融注进深沉的历史感和人生感慨，同时又表达了诗人忘怀物我，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研读这些诗歌，我们可以感受到古代诗人面对自然时的一种“忘怀得失，宠辱皆忘”的旷达。他们以自然为友，以自然为师，在自然的感召下，将人生境界提升到极高的层次。

三、“池塘生春草”：他们借冶游山林消遣政治上的苦闷

在玄言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嘉山水诗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代表诗人是谢灵运、鲍照、谢朓，而谢灵运的创作尤为丰盛，他被后人誉为中国山水诗歌的开山鼻祖。

元嘉时期的山水诗人谢灵运大量写作山水诗的目的是借冶游山林来消遣政治上的苦闷。谢灵运是一个政治上很有抱负的人。他生于冠冕赫奕的世家：曾叔祖谢安，东晋宰相：祖父谢玄，淝水之战的指挥者。他世袭康乐公，食邑二千户，

“性豪奢，车服鲜丽”。论才华，他“幼便颖悟”，博览群书，文章之美，称“江左第一”，每有诗出，“贵贱莫不竟写”。他的门第和他的才华使他从小就有了较强的权力欲，他渴望建功立业，但是皇帝只把他看作吟诵风月的文士，从没有给他经世格物的机会。每次皇家宴会，他陪侍左右，谈赏文辞。而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i。于是他开始消极抵抗，常常称病不朝，在家里植花种草，开凿池塘；有时他不辞而别，率领仆役外出游弋山水，动辄十天半月不回。仕途不幸诗文幸，谢灵运政治上的失意反使他文学上成绩卓著，其时，诗人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写出了“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样的千古名句。

唐代的王维也是一个山水田园诗的创作高手。王维少年时即有才名，曾和他的弟弟王缙游历长安、洛阳两都，很受上层社会(如歧王)的器重。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王维时年55岁。第二年六月，安禄山攻陷长安，唐玄宗奔蜀，王维追随玄宗不及，为叛军俘获。安禄山素知王维的才华，强迫他作伪给事中。至德二载(757)，两京相继收复。唐肃宗自凤翔还长安，诏示凡作过伪官者，以六等定罪。王维被囚禁。但肃宗鉴于王维曾作《凝碧池》(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一诗，也就从宽发落，仅降为太子中允。自从免罪后，王维心灰意冷，尽管他不久官复原职，但是，他再也无心为修补残破的大唐帝国尽职尽责。他笃志奉佛，“以玄谈为乐”，“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新唐书?王维传》)。后来，王维干脆上表责躬，乞归田里。王维在时断时续的归隐生活中，寄情山水田园，参悟禅理，写出了大量的带有禅理色彩的山水田园诗。比如他的诗作《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诗人描写寂静的山涧里，辛夷花自开自落，自生自灭，不假外物，不关世事，也无人知晓。这个远离尘嚣的世界，是诗人王维主客观契合一体的独特意境。所以明代文论家胡应麟说，此诗是“入禅”之作，“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

总之，玩味这些山水田园诗，如果能屏除诗中那些消极避世的想法，那么，这些优秀的诗作不仅可以培养我们热爱大自然的感情，还能促使我们自觉地去保护环境，保护自然；歌咏祖国山川河岳的诗歌还能培养我们的爱国情感，增强我们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总之，汲取古代经典山水田园诗的丰富营养，可以使我们受到祖国优秀文化的滋润，从而屏弃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