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新文化运动

胡适与新文化运动

“胡适之所以成为白话文学革命的首倡者和新文化的播种者，可以说是历史必然中的偶然。”5月9日下午，在省图书馆的二楼报告厅，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陆发春用近两小时的精彩演讲，让到场读者重新认识了“胡适”这一颇受争议的人物。“千帆过尽皆不是，世上流行白话文”，陆发春借用这一“改造”过的诗词，评价了安徽人胡适对历史文化的影响。

关键年代的“关键人物”

众所周知，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些年份可以称得上历史的关键年代，1915年就是这样一个年份。24岁的安徽留美学生胡适在这年的暑假，得出了“文言是半死的文字”这一结论，进而提出要以白话为正宗的“文学革命”主张，吹响了新世纪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序曲。

胡适的白话文学革命主张因新文化大潮的兴起而脱胎换骨，并在成长中为新文化的广泛传播，发挥了巨大的功能效用，开辟了中国大众便利使用语言文字的现代语体文时代。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评述道：“白话文运动实际上就是使书面文字现代化，而它在我国学术文化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没法用数字来计算的，中国文化的提高，接受外来文化，都是通过白话文的翻译进行的，整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用部分，也用的是白话文。不论是弘扬传统文化，还是接受外来文化，白话文都提供了最便利的工具。这个作用没有法子用什么东西来衡量。”

白话文传播“一日千里”

1915年，留美安徽籍学生胡适，就中国的文字改良问题，在与旅美的中国同学任鸿隽、梅光迪、杨杏佛等相互辩论过程中，得出了“文言是半死的文字”的结论。1917年1月，胡适把自己的“文学革命八条件”主张，改用《文学改良刍议》为题，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胡适提倡的白话文学革命，为以创造新文化为己任的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鲁迅等一批社会革新者，找到了一个新载体。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促成白话报刊进一步流行大众社会。因为在社会政治运动中，动员社会大众的演说和口号、标语、传单，都不可能用文言文，白话是最好的表达工具。有人不完全统计，在1919年之内，全国就出版了400多种白话报刊。当时著名的刊物有《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建设》《解放与改造》；报纸则有北京的《晨报》副刊等。

由胡适等人提倡，《新青年》和“亚东图书馆”等出版的刊物、书籍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方便了大众阅读。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决定国民小学的国文开始使用白话语文教材。在白话文传播几乎成“一日千里”大势之下，白话也开始改称为国语；渐渐的，一个为社会各阶层共有、真正的新的语体文化时代来到了中国，也开始改变中国！

新文化和“评判的态度”

1919年12月，胡适开始从理论高度对新思潮新文化进行反思总结，对新文化未来的走向进行了展望。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根本上只是一种新态度——评判的态度，也就是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评判的态度包括两方面：一是研究问题，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二是输入学理，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评判的态度在中国的运用，或者说对旧有中国学术思想的态度就是反对盲从、反对调和，主张整理国故。胡适认为，新思潮的精神是“评判的态度”五个字，新思潮的意义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是手段，而新思潮将来的趋势，应该是研究人生的切要问题，应该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做介绍学理的事业，新思潮的惟一目的是再造文明。

细数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的所作所为，既有新文化兴起阶段的倡导之功，又有新文化成长过程中驱动之力。胡适尝试在理论上指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以引进吸收以民主、科学为核心内容的西洋文明，一点一滴渐进改良中国传统文化，再造中国现代文明。而在实践层面，胡适等人所提倡的白话文，已经变成现代语体文流行在大众的口中、笔下，成为现代人社会生活须臾不可离开的便利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