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的前因后果

义和团运动的前因后果

——多面看历史

历史系10100170174 苏栋

摘要：义和团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影响之广泛可谓空前绝后，说它空前是因为义和团运动爆发之迅猛、声势之浩大都不在当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之下。关键在于其虽然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然而对于大清国基层社会统治的瓦解却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当时的国际上也应起了巨大的反响。引起了八国干涉，以至于太后、皇帝西狩西安。说它绝后是因为义和团运动被绞杀之后，清王朝的统治亦是日暮西山，之后的“清末立宪”改革也只是加快了这个王朝走向深渊的步伐，义和团之后直到清亡也没有爆发过这么大的群体性运动。很显然，义和团运动对于清王朝的覆灭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义和国运动爆发的背景是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往教科书式的关于义和团历史的叙述显然在历史史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而我们所要去做的就是努力做到如何去雾里看花。了解一些以往不为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同时打破义和团神话的瓦罐。

关键词：义和团洋教

一、山东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有很多种说法，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激烈化，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各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侵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广大的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成为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而其兴起的直接原因则是教案的频发。

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未免过于简单化了这一声势浩大的社会群体性的运动。既然强调了西方入侵的重要性，那么类似于义和团这样的运动为

什么没有发生在上海、广东或者江浙一带呢？这些地方的西方侵略要比落后的鲁西北严重的多。所以，我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还有一些很重要而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因素也诱发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义和团现象是1900年初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的。但是在之前几年的时间里，义和团一直在其发源地鲁西北慢慢的积蓄力量。

导致义和团运动迅速蔓延并使该运动形成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特点的因素之一是降神附体仪式①，因为降神附体仪式在当时的中国民间可谓源远流长，这不仅仅与中国人长期的“封建迷信”有关系，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够超越当时独特的社会背景而广泛流传开来是因为降神附体仪式对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民众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当然这种请神仪式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与地方流行的通俗小说有着莫大的关系。每团各设有坛宇，所奉之神，任意罔造，率以出于《西游》、《封神》、《三国》、《水浒》诸小说者为多数②，神拳只要通过降神就可以了——只要一降神，一切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并且，由于降神缺乏严格的仪式和规范，画符念咒随意发挥，咒语内容简单易记，所以他们甚至不需要领袖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星火燎原般的发展起来。

义和团迅速发展的第二个原因就是1895年冬季以来华北大部分地区的持续干旱与洪灾。干旱使得很多的年轻人无活可干，于是便出现了很多的空闲时间，根据经验，青壮年一旦无所事事便意味着将会有很多的社会性群体事件发生，干旱持续的事件愈长，受到饥荒威胁的人也就愈多，由于义和团有着充足的粮食，在这两个原因的刺激下，使得本来就有理由迅速发展的义和团的势力得到了更大的补充。柯文先生所强调的旱灾对于义和团的催发作用显而易见，但是洪水灾害的推动也不可小窥。周锡瑞在其《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中则强调了黄河水对于鲁西北平原几十年的肆虐以及朝廷在此地不重视赈灾救民而诱发义和团运动。的确，鲁西北一带一向“地薄民贫”，抵御灾害的能力也很低，大洪水过后，大量的人口流动加上严重的饥荒往往也会导致瘟疫疾病的爆发，所以在这里不得不说降神附体仪式本身就带有巫术的“治病防身”功能，这恰好迎合了旱灾与洪灾之后的民众心理危机。

义和团运动之所以扩散如此之迅速，可以说官方的立场具有很大的引导作用。在中央，有不少像刚毅、赵舒翘这样的官员支持，地方上有毓贤这样的拥有

实际权力的巡抚支持，而慈禧身边的一些满族亲贵如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之流也把义和团当做是对抗帝党的一支势力来加以利用。“庚子京畿拳乱，其始由于二三愚妄大臣，逢迎亲贵，以攘除夷患为名，将欲撼动神器，缴非常之荣利”

③，尤其是慈禧对于手中的权力感到受到来自洋人的威胁的时候，就与手下那种利用义和团的心理不谋而合了。一八九九年四月，毓贤继张汝梅为山东巡抚。毓贤在山东任地方官二十余年，他对教会势力的猖獗和义和拳众反洋教的情况比较了解。他把义和团看成是清政府的羽翼。他认为，“当今国势日堕，由于民志未伸，今如再杀拳民，无异自剪羽翼，而开门揖盗”，正是由于毓贤同情乃至支持义和团的态度，加速了义和团的发展。虽然后来清廷迫于列强压力，调袁世凯代替毓贤担任山东巡抚以向洋人示好，但是毓贤也没有收到什么处分，只是由山东巡抚平调山西巡抚，很显然这得益于中央一部分顽固保守势力的支持。当山东地方官府对义和团采取镇压态度时，义和团迫于压力流向直隶、京畿之地，这个也不是全部归结于袁的镇压，柯文先生认为义和团运动后来之所以在直隶“肆虐”是由于总督裕禄是个出了名的庸吏，但我倾向于唐德刚先生的看法，他说“他（裕禄）的‘剿匪’政策也就开始动摇了——由剿办到纵容，到包庇，最后他就干脆投靠了。投靠之后，他的总督衙门就变成义和团的招待站”④。

导致义和团1899年以后迅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义和团运动本身。柯文在《历史三调》中提到了这一点，这些因素都被以往的史学家有意无意的忽视了，或许就从来没被注意过。但是这些因素又非常的合理，我们都可以对当时的情形进行想象，可以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其一、当义和团的声势变大以后，中间力量会由于担心遭受危险而参与其中；其二、当其影响力越来越大时，不支持者可能会有更大的危险；其三、义和团运动在民众心中形成了看风头，凑热闹的心态；其四、我们中国人所特有的从众心理。斗胆说一句，上述因素在我个人看来甚至等重于先前的原因，中国的“文革”时的红卫兵运动就和义和团非常相像，很多参与者并非出自于官方所宣传的那样子抱有某种纯粹的目的而参加运动，也许和上述原因有着非常相似的出处。

前面说到，直接促使“神拳”蔓延扩大的还得直接“得益于”传教士、教民与当地人的冲突。因此十九世纪末，中国人民越来越频发的反洋教斗争在山东大为发展。起初的反抗形式主要体现在各式各样的反洋教斗争中，如1896年曹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