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笔下的人性

莎士比亚笔下的人性

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也是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代表着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潮。文艺复兴时代人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幅度提升，人文主义的世界观跟中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人文主义肯定人的崇高地位，主张一切以人为本，以此来反对罗马教会所代表的神权的绝对统治。生活的主要目的不是像教会所教导的那样，为人准备来世的生活，而是对此生作合理而正确的安排。教会认为人生是苦难和罪恶的，而人文主义反对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肯定现世生活，歌颂爱情和个性解放；教会宣扬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而人文主义提倡理性，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因而有权追求知识，了解自然，研究科学，探索世界；对于封建压迫和封建等级制度，人文主义倡导平等和人权，歌颂纯真的友谊和崇高品德以及冒险精神。人文主义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体现了意气风发、朝气蓬勃和乐观进取的精神，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创造力。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代表作家，也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封建制度开始瓦解，新兴资产阶级开始上升，中世纪以宗教神学为代表的蒙昧主义思想走向没落，资产阶级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世界观日益深入人心。人文主义理想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主要的社会思潮,也是莎士比亚戏剧思想的发展轨迹，他的创作已经产生超出描述文艺复兴时期人的意义和作用。莎士比亚的戏剧深刻地、多层次地、多视角地描写了他的时代，关注着各个阶层的人们，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生活的最充分的艺术上的反映，可以看成整个人类的缩影。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是既辉煌又残酷的时代：英国资本主义萌芽,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文化的繁荣、思想的解放,人文主义思想应运而生；但是,当时也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圈地运动”使大量劳动人民流离失所,处于悲惨境地。严酷的社会现实强烈地冲击着人文主义者的理想,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使人文主义理想产生危机。根据莎士比亚的观点,戏剧“仿佛要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

莎士比亚早期的诗歌和喜剧多以爱情为描写对象，这一时期戏剧创作的基本情调是乐观、明朗的，充满着以人文主义理想解决社会矛盾的信心。莎士比亚的许多剧作都描写了男女青年冲破封建伦理道德、传统偏见、宗教禁忌以及自私、欺骗等旧思想、旧观念的束缚，运用个人的智慧、聪明和勇气，大胆地追求自由、纯洁的爱情。这当中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闪耀着人文主义理想光辉的敢作敢为的文艺复兴新女性艺术形象。如鲍西娅：这是作者极力歌颂的人文主义者的形象。她是一个富豪贵族的孤女。她是个有学问，有修养的新时代的女性，她的谈吐文雅，又机智勇敢，她为了援助丈夫的朋友，女扮男装，作为出庭的法律顾问，判决夏洛克的案件，有胆有识，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置恶人于死地，大快人心。可以说，鲍西娅是一个新时代女性形象，是活泼、开朗、大方、幽默并且充满智慧的人，她在选偶的时候为了自己心爱的人，不惜做手脚，而当她面对咄咄逼人的夏洛克的时候，从容不迫，一步步让对手落入自己的圈套中。在许多人面对一件奇案手足无措一筹莫展之时，这位年轻少女快却轻轻松松地解决了事件，在她的身上闪耀着女性觉醒时代的曙光。

当英国正处于统治的鼎盛时期，王权稳固统一，经济繁荣，莎士比亚历史剧剧本的基本主题是拥护中央王权，谴责封建暴君和歌颂开明君主。比如，《亨利四世》展现的是国内局势动荡的画面，贵族们联合起来反叛国王，但叛乱最终被平息；王太子早先生活放荡，后来认识错误，在平定内乱中立下战功。剧作中，

历史事实和艺术虚构达到高度统一。约翰·福斯塔夫作为莎剧中塑造得最出色的人物，不仅历来被认为是英国文学中最伟大的喜剧形象，同时浸染着作者的心，是莎士比亚精神苦役的具体表现。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在其历史剧《亨利四世》和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塑造的形象。既吹牛撒谎又幽默乐观，既无道德荣誉观念又无坏心，是一个成功的喜剧形象。在封建制度没落时期由贵族社会跌落平民社会，他上与太子关系亲密，下与强盗、小偷、流氓、妓女为伍。他是一个破落的封建贵族——爵士，在他身上带有浓厚的封建寄生生活的特点：好酒贪杯，纵情声色。他是军人，却缺少一个封建骑士的荣誉观念和勇敢。同时，他生活在从封建社会向近代市民社会过渡的时期，他没有新兴市民阶级的进取心，却染上了他们的愉快乐观和自我享受，他利用拍马、吹牛、逗笑、取乐来谋取生活。通过他的活动，莎士比亚展示了上至宫廷，下至酒店、妓院等广阔的社会背景，再现了“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为塑造人物和展开戏剧冲突提供了广阔、生动、丰富的社会背景。福斯塔夫这一角色出现在《亨利四世》中时，他暴露出的丑恶形象是一个拦路抢劫的山林大盗，是不务正业的浪荡太子的亲密伙伴，这时的他，是一个目无法纪、胆大妄为的亡命之徒。而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他已经是一个奇丑的白头翁，但老不正经的性格仍使他淫气未减，因而人们在此剧中，又见其以一副老色鬼的面貌登台亮相。于是“道德败坏者”“寄生虫”长时间成为扣在他头上的帽冠。然而莎士比亚戏谑又饱含深情刻画出这样一个福斯塔夫：坚定忠实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者，代表文艺复兴时期强烈的个人实现方式和价值理念。“为自己活着不是大逆不道”是他的信条。他重视现世，对满足世俗世界里的情欲具有无以比拟的热情，并从不怀疑当下的幸福作为自由之路的神圣性。他礼赞生命，热爱自己的信仰这一点任何人干涉不了。然而，值得探究的是，这样一个吹、嫖、抢、骗，无恶不作的人物，本当令人憎厌，但相反，生活在他周围的人并没有把他投入道德的监狱，甚至还有些喜爱他，他身上真正的精髓是福斯塔夫式的昂扬精神。文艺复兴时期倡导的人文主义主张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提倡重人生，反对崇神性，信科学、讲实际。福斯塔夫作为过渡时期的社会一员，必然也受文艺复兴的新风影响。这些和早期新兴资产阶级的乐观进取精神有所类似；他无拘元束、敢做敢为的行径，有着个性解放和冒险主义的因素；他放纵肉欲的人生观和中世纪的禁欲主义两相对立；他毫无信仰的精神状态又和神权主义大相径庭。在福斯塔夫的鲜明个性中，或多或少地散发着时代的人文主义新气息。

17世纪初，是伊丽莎白女王逝世和詹姆斯一世统治的初期，由于政权交替，英国社会各种矛盾开始激化。王权与资产阶级间的联盟开始解体，资产阶级与君主专制的矛盾开始尖锐化，资产阶级革命开始酝酿，英国社会矛盾激化，社会丑恶日益暴露。这一时期，莎士比亚的思想和艺术走向成熟，人文主义理想同社会现实发生激烈碰撞。他痛感理想难以实现，创作由早期的赞美人文主义理想转变为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批判。在对人生的深入思考中，莎士比亚着力塑造了这样一些新时代的悲剧主人公：他们从中世纪的禁锢和蒙昧中醒来，在近代黎明照耀下，雄心勃勃地想要发展或完善自己，但又不能克服时代和自身的局限，终于在同环境和内心敌对势力的力量悬殊斗争中，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和牺牲。《奥瑟罗》中出身贵族的苔丝狄蒙娜不顾父亲和社会的反对，与摩尔人奥瑟罗私下结婚，表现了反对种族偏见的主题。奥赛罗正直淳朴，相信人而又嫉恶如仇，在奸人摆布下杀妻自戕，为追求至善至美反遭恶报，而导致他们悲剧的原因不仅是奥瑟罗的嫉妒，而且是以伊阿古为代表的邪恶势力的强大。奥瑟罗临死前的清醒，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