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电影与小说叙事结构之比较
《活着》电影和文本对比
《活着》电影和文本对比《活着》从电影到文本的对比余华这本书，不管是从书本上看，还是从张艺谋拍的电影，都是十分精彩的。
电影之所以能够震撼人心，原因有很多种，首先是因为当然是有好的剧本，才能拍出好的电影。
其次是由于有一批好的演员，比如葛优、巩俐，特别是葛优把富贵这一没落的地主凄惨遭遇的一声演绎的惟妙惟肖。
下面我从自己的几个观点总结一下，我看完《活着》电影版和文本的感受。
首先，说说这两者中的意象，线索不同。
文本中全文从一开头就出现一个老牛的形象，它象征着富贵，也是人到晚年，已经很难承担起繁重的劳务，被人拉到集市上卖，而老福贵一看到它眼中含泪就联想到此时的自己人到暮年，孤苦无一的情形，跟它很相似，把它买下了。
这老牛也像一位老福贵一样，不能时常劳动，要时常休息，福贵也把自己的对于亲人的思念的寄托在这头老牛身上，给它取名“家珍”“凤霞”“有庆”对着它喊，看到这时就让人觉得这位老头太寂寞、孤单了。
电影版得线索，一看就知道就是最后被烧掉的皮影戏，还没看文本的时候，就觉得用一小小皮影贯穿全电影是非常妙的手法，当时还以为在书中，肯定也是这么写的，但是当我看完全书就没有到皮影的影子时，就知道电影编剧在此处的设计。
小小的皮影，投射着福贵一生的浮浮落落，跌跌撞撞，同时还影射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不仅迫害能人之士，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也被认为是走资形式，破坏殆尽。
要说这两种处理方法，或者说这头老牛跟这箱皮影谁优谁略，还真的难以评定高下，但我觉得这头老牛就是适合阅览于纸上，而那箱皮影就是适合在电影中，用唱的方式表达出来，给人们具体可感的物象。
其次，揭露国共内战以及文化大革命等时期的深度不同。
时至今日，张艺谋的《活着》仍然是禁片，主要是由于大量反映国共内战时候，惨烈的局面。
战争难免有死伤，而共产党往往把自己的一些战役意识形态化，宣传自己是为正义而战，把战争美化，遮盖战争的真实面目。
要知道不管你是为正义而战，还是背其道，战败的一方的将士都难免生灵涂炭，与家人生离死别。
以《活着》为例分析影视剧本与文学作品之间的三个差异
以《活着》为例分析影视剧本与文学作品之间的三个差
异
影视剧本与文学作品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它们在表现方式、叙事结构和视听效果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
以《活着》为例，可以分析影视剧本与文学作品之间的三个差异如下：
最后，影视剧本与文学作品在视听效果上存在差异。
影视剧本通过画面、音乐、音效等技术手段来创造视听效果，能够直接给观众带来视觉和听觉的冲击。
而文学作品则主要依靠文字来描述情节和人物，读者需要凭借自身想象力来体验故事的视听效果。
例如，《活着》这部小说中有许多关于农田、家乡的描写，而在影视剧本中，导演可以通过精美的摄影和专业的音效来还原小说中描述的原生活境，使观众更加真实地感受到农村生活的艰辛和丰富。
总之，影视剧本与文学作品在表现方式、叙事结构和视听效果等方面存在差异。
通过分析《活着》这部作品，可以看出影视剧本更注重视觉和听觉效果，强调画面的表达和人物的形象化，而文学作品则更注重文字的表现力和读者自主想象的空间。
每种艺术形式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优势，在欣赏和创作上都值得我们去发掘和探索。
活着：从小说到电影
四、审美风格
小说是“荒诞的圣经诗”
在《活着》英文版自序中，他曾谈及自己写作这部小说的动机： 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 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 深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 老黑奴和福贵，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经历着 不同的时代，属于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肤色和不同的嗜好 然而有时候他们就像是同一个人。这是因为所有的不同都无法抵挡一个基本 的共同之处，人的共同之处。
二、人物设计
小说中福贵的命运一悲到底，所有的亲人都先后死去。面对一次次死亡场 景，福贵始终以克制、隐忍甚至客观的姿态去叙述，如凤霞难产而死： 回到了家里，二喜把凤霞放在床上，自己坐在床沿上盯着凤霞看，二喜 的身体都缩成一团了。我不用看他，就是去看他和凤霞在墙上的影子，也让 我难受的看不下去。那两个影子又黑又大，一个躺着，一个像是跪着，都是 一动不动，只有二喜的眼泪在动，让我看到一颗一颗大黑点在两个人影中间 滑着。我就跑到灶间，去烧些水，让二喜喝了暖暖身体，等我烧开了水端过 去时，灯熄了，二喜和凤霞睡了。
电影中导演主要安排了有庆和凤霞的意外死亡，家珍、二喜、 苦根（电影中叫馒头）都活了下来，最终一个普通家庭还是有 了三代同堂的欣慰。 电影中，除死亡人数减少，人物的具体死亡方式也有较大的 变动。在小说中，有庆是抽血过度致死的，到了电影，则是因 春生倒车时撞倒砖墙给压死的。前者颇具荒诞、宿命意味，后 者则强化了时代因素的影响。
三、时空设置 时间方面
小说中福贵的故事没有明显的时间分界线，生离死别、人生无常才是 普通人的当下体验。小说的重心在一个人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 电影中明显以“40年代”、“50年代”、“60年代”的字幕形式来提 示时代的变化，还用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事件来标识时间。电影的重心则是 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和家庭的悲剧。
《活着》原著与电影改编
当谈原著与改编电影的比较时，通常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二者的差别.（活着的改编淡化了小说的悲剧性)一．背景结构不同小说《活着》主人公福贵生活在南方的一个农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生存的依靠就是土地通过“土地”把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农民对土地的细腻感情表达地非常完美。
背景放在农村这个贫穷落后的边远地区,仿佛这样更能衬托出小说中人物的悲惨。
电影《活着》福贵则是生活在北方的一个城镇,变成了一个以表演皮影戏为生的普通市民。
使得皮影戏成为贯穿始终的线索:（开始皮影是福贵的玩物—-输光家产之后操起了皮影这一行当——被拉壮丁时，靠表演皮影戏使他远离战争的最前线--靠着这箱皮影，福贵换回了一张全家人的“护身符"一解放军开的参加过革命的证明。
——皮影最终也没能保住,在文革破四旧中被付之一炬了。
——影片结尾，尘封的皮影箱被拿来装外孙馒头的小鸡，福贵一家人生活的希望再次被点燃。
）二、叙述方式不同小说是由“我”一一个民歌采集者的所见所闻展开故事情节的、小说采用了循环叙事的方式。
小说以“我”在夏日的阳光下听福贵老人讲述他的人生之旅起笔，归于黄昏时老人的故事终结。
而福贵老人的故事本身是也一个完整的回环。
这种循环的叙事方式，把整部小说串连了起来，同时在故事里面又有故事的循环,层层循环,增强了文学的艺术欣赏性。
（小说中，作者采用“无我的叙述方式”。
从“我"到富贵（小说开头，由“我"引出主人公富贵）,又从富贵到“我”（结束全篇之目的），富贵异常平静地将自己悲惨的一生娓娓道来（从容地，很自然地述说）；作者刻意排除主体对苦难人生作明确的价值评判和情感渗透,好像站在“非人间的立场",客观冷静地叙述人间的苦难.小说中压抑灰色的笔触,使人几乎屏住呼吸视听。
）(另一种表达）电影删去了“我”这条线索,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展示人物命运，使观众只能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进入身临其境的逼真状态。
而在张艺谋的电影里被改成仅仅从第三者的角度观看福贵的故事，看这一家人的悲欢离合.这样的直奔主题的安排让人觉得突兀,没有了艺术的欣赏性。
电影活着与小说的区别
电影《活着》与小说《活着》内容上的区别：1.背景。
余华写的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论证绝望的不存在的故事，而张艺谋所演绎出来的却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关于绝望的故事。
2.道具符号。
张艺谋在影片中最主要的道具符号不是张艺谋反复让观众欣赏的皮影，而是一个普通的木箱——用来放置皮影的木箱。
这个容易被观众忽视的道具符号指代家庭概念的含蓄用意，直到影片的结尾才引起观众的重视。
3.电影对小说历史寓意的视觉化改造。
小说《活着》从细微之处讲述生活中的事件及给予这个家庭如何的影响，影片在拟写的叙述之中展开喻意的层面呈现历史言说的真相。
影片中明确的人物特征、事件、视觉图像，成为中国现象，或中国情况的象征、寓言，具有普遍意义。
4.结构上的不同。
小说有一个双重叙事结构，叙事者是在听一个老人的回忆，这个结构也加强了“省事”的意味。
而在张的电影当中，这个双重叙事结构被取消。
不好评判那种更加高明，因为影片对于故事的沉痛从容的叙述，本身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5.人物命运不同。
小小的有庆死于1958年，在家珍深深的自责和春生的愧疚中，观众不自觉地将眼光投向了那个时代，投向了巨大的历史的反讽式的叙述中，没有人会不感觉到辛酸，这些善良又懦弱轻信的人们在时代中的痛苦。
有庆死掉了，他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他是那么机灵和可爱。
沉默的凤霞死于1967年，死于难产，也死于时代。
死于一家被护士学校的红卫兵小将夺权的医院。
她是幸福的，又是不幸的，她应该和二喜有平凡朴实却幸福的家的。
为了她的顺利生产，万二喜从牛棚里提出来了一个已经三天没有吃饭的“反动学术权威”王斌教授，这之后有了许多的如果，如果福贵没有给王教授买那么多馒头，王教授就不会撑着，如果家珍没有主张给撑着的王教授喝开水，王教授就可以救下来凤霞，如果福贵可以留意一下王教授……如果……还有无数个如果，可是凤霞终于死了，死于产后大出血。
当红卫兵小将（她们还只是孩子）惊慌失措地寻找“反动学术权威”时，观众欣慰地看到了人性的火花。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细读余华的小说《活着》，细品张艺谋的电影《活着》，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些许差异，这种差异是余华和张艺谋两个不同领域的大家的身份决定的，也是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的性质与要求所决定的。
作为读者，都能感受到小说中充满着悲凉、苦闷、阴郁的色彩，而作为观众，则能感受到这种悲重色调被导演有意识地淡化了，相反有一种淡淡温情的亮色在影片中出现。
这种改变主要是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完成的：（一）叙事角度的不同余华的《活着》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
作品开始写“我”以一个民歌收集者的身份在充斥着阳光和知了的村舍田间游荡。
余华用一种轻盈、恣肆的语调描述“我”在乡间的所见所闻，充溢着快乐、美好与原生的活力。
然后“我”发现了福贵——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另一个叙述者。
于是福贵取代“我”走入读者的视线，作品的叙事者就在“我”与福贵之间灵活转换。
当然，更多的时候，少不更事的“我”只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倾听福贵无比坎坷的一生。
在老人漫长而宁静的回述中，我们不仅体悟了福贵丧亲失子的剧痛，更看到福贵由一个嗜赌成性、毫不体恤父母妻儿的纨绔子弟如何在死亡与苦难的威压下，苏醒出人性中善良与慈爱的光辉，磨砺成柔韧与博大的襟怀。
他像一株挺立于深秋旷野中的老树，花叶尽凋，伤痕累累，却依然精神矍铄，空明澄净。
亲人离去的痛苦被最大限度地克制，代之以平和与宽容的回望。
而“我”在老人叙述间隙中的恰当插入，形成一种奇妙的“间离”效果，使读者超脱于福贵的悲情往事，达到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沉思。
在双重的叙事过程中，福贵穿越死亡与苦难后的坚韧与通达、智慧与诙谐拥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作品因此升华为一个关于生命存在的寓言故事。
而张艺谋的《活着》则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展示福贵一家的悲欢离合，将福贵及其家人的苦难悲欢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追求原生态的生活真实，凸显的是底层民众生存的艰辛和伤痛，是荒谬现实对无辜生命的摧损，影片因此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可观性与感染力。
《活着》电影与小说叙事结构之比较
《活着》————电影与小说比较文学和影视之所以作为艺术形态而独立存在，就是根据其语言的特性和构成特点而决定的。
文学和影视语言的不同特点，也就具有了自身的语言规律和表现手法，作家常常在文学作品中运用大量修辞手法来提升文学作品的感染力，而在影视语言中也能找到自身的修辞手法，通过影视语言的表现技巧来强化观众审美感受的影响。
它们两者虽然在表现手法上不同，但在观念形态和血脉上是一致的。
古华曾经说过：“我觉得叙述是小说写作，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写作的主要手段，叙述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和文字功力。
我读小说就特别喜欢巴尔扎克作品中的浮雕式叙述，自己写小说时也常常津津乐道于叙述。
”也的确是那样，我们知道小说的基本特征主要是深入细致的人物刻画，完整复杂的情节叙述，具体充分的环境描写。
人物,情节，环境也即小说的叙事结构。
作者将一个个故事情节以叙述的方式向读者娓娓道来，不仅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还让读者真切的感受到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因而就会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让读者读下去，而电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一种叙事的方式向观众展现其精彩之处。
只不过电影时将人物搬上银幕，用一组组镜头排列开来罢了，这样就将观众放置在一个真实的场景之中，从而观众的想象空间就被挤压了。
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指出：“小说与电影像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
在交叉的那一点上，小说和电影几乎没什么区别，可是当两条线分开后，他们就不仅不能彼此转换，而且失去了一切相似之点。
”《活着》电影与小说叙事结构的不同之处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阐明了这一点。
首先，从情节上来看，情节是与人物密切相关的，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
一般来说，叙事性文学比较注重情节，而小说的情节更为完整和复杂，叙事诗和叙事散文的情节比较单纯，有的只摄取了一鳞半爪的生活片断，戏剧情节的完整性与小说的相似，但在复杂性，丰富性上则远不如小说，它受舞台时空的限制，不能容纳大量的详细情节而过于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小说则可以突破相对的时空限制，容纳更复杂，更丰富的情节，反应更广阔的生活内容。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之比较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之比较摘要：小说《活着》和电影《活着》都是比较成功的艺术创作。
电影是在小说的基础上改编创造而成的。
其主题都揭示了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和人对世界的乐观态度。
然而两者又存在明显的不同，本文将从叙事手法、人物命运、作品内容三个方面来简要分析两者的差异。
关键词:活着；小说；电影；比较正文《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电影《活着》是对小说《活着》的二次创作，并且是成功的艺术创作。
两者之间的差异使两种艺术既相互交融又各具特色，推动着小说和电影不断进步推陈出新。
一．叙事手法的差异（一）小说《活着》采用第三者聆听的叙事方式，讲述出故事。
小说开头介绍了作者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遇到了一名叫福贵的老人。
老人在地里脊背扶犁赶着牛耕田，并吆喝着旧日的歌谣。
老人粗哑的嗓音和自鸣得意的样子引起了作者的好奇，于是作者向前与老人交谈。
在交谈中作者聆听了老人的苦难经历。
小说《活着》就是以这样的叙事方式来进行创作的。
（二）电影《活着》剔除主观人称叙事的方式，直接描写福贵一家。
电影《活着》采用一种直观的具体的描述方式。
开头剔除主观人称叙事的方式，直接描写了主人公福贵与龙二在赌厅彻夜赌博的情景，把福贵这个败家子的形象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使他嗜赌如命，赌博成狂的形象表现的更加形象。
电影删减了不必要的繁琐过程，比小说更简洁，更直观，更生动。
二、人物命运的差异小说中的人物是用文字刻画的，需要读者阅读想象，而电影则是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
以福贵的老丈人为例，在小说开头福贵的滥赌成性最终把家财败尽，他的老丈人怕他的女儿家珍受苦，于是把他的媳妇接回了家，并扬言要把家珍再嫁一户好人家，可是在电影中福贵的老丈人根本没有出现，是家珍忍受不了丈夫的屡劝不改的赌博行为，自己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
电影中只是在家珍回到婆家时简单地的提了几嘴，说是与她爹吵翻了，带回的钱不多。
电影对小说人物命运的删减创造，不但使电影在制作上省去了繁琐的工作流程，而且使内容更简洁。
《活着》：人生与命运的挣扎：余华小说与电影艺术的对比研究
《活着》：人生与命运的挣扎：余华小说与电影艺术的对比研究第一章：《活着》简介《活着》是中国作家余华创作的一部震撼人心的小说，于1992年出版。
故事以中国农村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普通农民的一生经历。
小说以其真实而残酷的描写方式，深刻地表达了人生与命运的挣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
第二章：小说与电影的对比2.1 故事情节的保留与改变小说《活着》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展现了主人公福贵的一生。
小说中，福贵经历了家庭的兴衰、战争的摧残、政治的迫害等一系列的挫折和磨难。
而电影《活着》将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进行了一定的删减和改编，使得电影更加紧凑，突出了主题。
电影中，福贵的人生经历被简化，一些次要的情节被省略，但整体上保留了小说中的核心内容。
2.2 视觉艺术的表达小说《活着》以文字为媒介，通过描写细腻的场景和人物情感，让读者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而电影《活着》则借助视觉艺术的手法，通过镜头语言和演员的表演来传达情感。
电影中的画面更加真实感人，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
第三章：人生与命运的挣扎3.1 命运的无情与人生的尊严小说《活着》中，福贵经历了种种的不幸和困境，但他从未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和尊严。
他忍受着饥饿和虐待，不断寻找着生存的意义。
他对命运的抗争，展现了人性的坚强和勇敢。
电影《活着》中，福贵的坚韧和尊严同样被生动地展现出来，触动了观众的心灵。
3.2 人性的善与恶小说和电影中都有人性的善与恶的对比。
福贵的儿子作为一个官僚，贪婪自私，无视家庭的困境；而福贵的女儿则是一个慈爱的母亲，无私地为家庭付出。
小说和电影通过对不同人性的描写，引发了对人性的思考和反思。
第四章：余华小说与电影艺术的对比研究4.1 文学与电影的表达方式小说是一种纯粹的文字艺术，通过文字的表达来传递情感和思想。
小说可以更加深入地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细腻的情感变化。
而电影则是一种综合艺术，通过图像、声音和表演来传达情感和思想。
电影可以通过画面和音乐来营造氛围，给观众带来直观的感受。
冯小刚的镜头下的《活着》电影与小说的对比
冯小刚的镜头下的《活着》电影与小说的对比《活着》是由中国导演冯小刚执导的电影，该电影改编自余华所著的同名小说。
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同时也有着一些明显的差异。
本文将通过对这两个版本的对比，探讨冯小刚的镜头下《活着》电影与小说的异同。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两者在叙事结构上的区别。
小说《活着》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读者通过主人公福贵的视角来了解整个故事。
而电影《活着》则采用了三人称的叙事方式，通过镜头的视角展现了福贵的生活。
这种不同的叙事方式为故事的呈现带来了不同的观感。
小说中，福贵通过自己的叙述让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和感受，而电影则通过镜头语言和演员的表演来传达情感。
另外，两者在情节的展开上也存在一些差异。
小说中，福贵的一生被分为了许多片段，通过这些片段来描绘福贵从年轻到老去的过程。
而电影则通过镜头的转换，将福贵的故事有机地串联起来，使得观众可以更加连贯地理解整个故事。
电影中也对小说中的一些情节进行了简化和改编，使得电影更具有戏剧性和视觉冲击力。
除了叙事和情节的不同，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在人物形象上的差异。
小说中，福贵是一个富有复杂内心的人物，读者可以通过他的叙述更加深入地了解他的思想和感受。
而在电影中，福贵的内心世界则很少被直接呈现出来，观众需要通过他的表演和周围环境来理解他的状态。
电影更注重通过镜头语言来表现福贵的心理和情感。
另外，在艺术表达上，电影和小说也有各自的特点。
小说《活着》以文学语言展示人物的思想和情感，通过描写细腻的场景和独特的叙述方式来赢得读者的共鸣。
而电影则更注重视觉和音效的表达，通过色彩、音乐和镜头语言来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观感体验。
总结起来，冯小刚的镜头下的《活着》电影与小说的对比显示出了两者在叙事结构、情节展开、人物形象和艺术表达等方面的差异。
虽然存在一些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电影版本失去了小说的精髓。
相反，通过电影独有的方式展现故事，冯小刚成功地将小说中福贵的人生故事呈现给观众，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触动和思考。
活着小说电影赏析
活着小说与电影赏析《活着》，中国当代文学一部重要作品，《活着》，新中国电影史上难以忽略的“重要作品”。
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从余华的写作到张艺谋的再创造，不一样的艺术形式渲染着不一样的精彩。
这不仅存在于表面两种艺术形式上的转变，更在于创作中起点与侧重点的不同，以及由此得出的种种差异。
一、从回忆到现实——叙事结构的不同刚进入电影时就能感觉到电影与小说的明显差异，小说中，作者的叙述角度是客观的，是以回忆与现实交替的双重叙述方式来展开的，整个叙述过程都是以冷静平淡的口吻来进行。
而电影的表现方式是主观介入的，对整个故事进行了重构，从诙谐、幽默的角度削减了苦难的沉痛。
为增强视觉效果，电影里多次以制造悬念的方式，让结局最后一刻出现。
作者余华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一种性格，在于小说中一切围绕着已经设定的人物性格出发，由此来选择故事。
性格的形成离不开岁月的磨难与积淀，因此小说里对事件叙述的具体时间地点是模糊的，我们能了解到的只是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南方的小村。
而电影里，导演看重的是“平常人的故事”，精彩的故事性才是电影的起点，再进而转入到人物性格的挖掘。
由于影片时长的限制，它更需要明确的时间和地点，才能使虚构的故事更加有声有色。
于是小说中模糊的时间感被展现的异常清晰，甚至上升到了时代的高度，从而支撑起人物性格的塑造。
二、从稻田到皮影——人物形象到主题思想的变化随着电影的发展，我们看到主人公性格，形象的变化。
小说里福贵性格直接，明了，有针对性，电影里，葛优塑造了一个聪明机灵，胆小怕事的小人物形象，人物性格非常鲜明。
福贵在从小说里种地的农民变成了变成了皮影戏艺人，人物角色的改变，预示了思想主题的改变。
小说里，福贵的亲人一个个都离他而去，命运的作弄构成了他苦难的一生。
众多不幸巧合的落在一个人的头上时淋漓尽致的呈现出宿命的味道, 这使故事本身带有很强的反思性，即对生命的意义和命运的考问。
在这样一个故事构架中, 我们对于生命所感受到的是, 人的祸与福, 荣与辱, 掌握在毫无道理可言的冥冥之中, 因此除了他的存在以外没有任何价值。
《活着》两种——从余华小说到张艺谋电影的审美嬗变
《活着》两种——从余华小说到张艺谋电影的审美嬗变近年来，余华的小说《活着》和张艺谋执导的同名电影一直备受关注和争议。
小说于1993年出版，凭借其奇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获得了广泛赞誉，而电影于1994年上映，由于其大胆的艺术处理和视觉效果而引起了轰动。
然而，尽管二者都以《活着》为基础，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审美风格和表达方式。
本文将从小说和电影的角度探讨《活着》这一作品的审美嬗变。
起首，我们需要了解小说和电影分别实行了怎样的叙事方式和艺术手法。
在小说中，余华通过一种干练、朴实的笔触，将主人公福贵的一生呈此刻读者面前。
小说接受了一种线性的叙事结构，将福贵从年轻时的璀璨到日渐凋落的老年呈现出来。
余华机灵地运用详尽细节和详尽事件，塑造出深刻而真实的形象。
小说中对人性的揭示是一种苦涩的关怀，对社会的批判隐藏在生活百态的描摹之中。
然而，在张艺谋的电影中，他接受了一种奇特而充盈戏剧性的叙事方式。
电影中的福贵并不只限于一个人物，而是通过多个演员的连续出场和演绎，展示了福贵的一生。
这种叙事方式既增加了观览的乐趣，又强化了作品的戏剧性和视觉效果。
张艺谋运用了如戏剧场景、动态镜头、以及强烈的颜色对比等手法，使电影充盈了冲击力和观览性。
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尤其鲜亮，张艺谋更加重视个体的形象设计，使得福贵的苦难和喜悦更加贴近观众的心灵。
其次，小说和电影对《活着》的主题和象征意义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小说《活着》以福贵的人生为线索，通过他所经历的苦难、欢快和迷茫，探讨了生命的意义和人性的逆境。
小说主要通过福贵的视角，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几十年来的历史变迁和社会风貌的沉思，揭示了个体命运与社会背景之间的紧密联系。
而电影《活着》则更加关注福贵个人的遭遇和成长。
与小说不同的是，电影通过将福贵的一生划分为几个关键时刻，重视情节的紧凑和冲突的凸显。
电影中的福贵被赐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他不仅代表了中国平凡老匹夫的命运，也象征着中国近代历史的脉络和动荡。
电影活着与小说的区别
电影《活着》与小说《活着》内容上的区别：1.背景。
余华写的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论证绝望的不存在的故事，而张艺谋所演绎出来的却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关于绝望的故事。
2.道具符号。
张艺谋在影片中最主要的道具符号不是张艺谋反复让观众欣赏的皮影，而是一个普通的木箱——用来放置皮影的木箱。
这个容易被观众忽视的道具符号指代家庭概念的含蓄用意，直到影片的结尾才引起观众的重视。
3.电影对小说历史寓意的视觉化改造。
小说《活着》从细微之处讲述生活中的事件及给予这个家庭如何的影响，影片在拟写的叙述之中展开喻意的层面呈现历史言说的真相。
影片中明确的人物特征、事件、视觉图像，成为中国现象，或中国情况的象征、寓言，具有普遍意义。
4.结构上的不同。
小说有一个双重叙事结构，叙事者是在听一个老人的回忆，这个结构也加强了“省事”的意味。
而在张的电影当中，这个双重叙事结构被取消。
不好评判那种更加高明，因为影片对于故事的沉痛从容的叙述，本身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5.人物命运不同。
小小的有庆死于1958 年，在家珍深深的自责和春生的愧疚中，观众不自觉地将眼光投向了那个时代，投向了巨大的历史的反讽式的叙述中，没有人会不感觉到辛酸，这些善良又懦弱轻信的人们在时代中的痛苦。
有庆死掉了，他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他是那么机灵和可爱。
沉默的凤霞死于 1967 年，死于难产，也死于时代。
死于一家被护士学校的红卫兵小将夺权的医院。
她是幸福的，又是不幸的，她应该和二喜有平凡朴实却幸福的家的。
为了她的顺利生产，万二喜从牛棚里提出来了一个已经三天没有吃饭的“反动学术权威”王斌教授，这之后有了许多的如果，如果福贵没有给王教授买那么多馒头，王教授就不会撑着，如果家珍没有主张给撑着的王教授喝开水，王教授就可以救下来凤霞，如果福贵可以留意一下王教授⋯⋯如果⋯⋯ 还有无数个如果，可是凤霞终于死了，死于产后大出血。
当红卫兵小将（她们还只是孩子）惊慌失措地寻找“反动学术权威”时，观众欣慰地看到了人性的火花。
《活着》――小说与电影的比较
《活着》――小说与电影的比较《活着》――小说与电影的比较摘录：余华是20 世纪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张艺谋则是先锋小说家的“杀手”。
他们两人各自用不同的手段演绎了《活着》。
从小说到电影，由个人创作到集体的作品，虽然小说《活着》和电影《活着》在精神气质上貌合神离，但依然存在着不同演绎方式的差异。
关键词：小说、电影、《活着》、不同、艺术表现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内容简介小说叙述的是地主少爷嗜赌成性，终于赌光了家业一贫如洗。
穷困之中的福贵因为母亲生病前去求医，没想到半路上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
后被解放军所俘虏，回到家乡他才知道母亲已经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带大了一双儿女，但女儿不幸变成了聋哑人，儿子机灵活泼……然而，真正的悲剧从此才开始渐次上演。
首先是儿子有庆输血时被抽空而死，然后是女儿凤霞生产时大出血而死，接着便是妻子家珍得了软骨病安然病死，然后是女婿二喜被水泥压死，最后是外孙子苦根饿后吃得太多被撑死。
福贵为他年轻时无所顾忌的胡闹和为所欲为不断付出沉重的代价，厄运的阴影一直追随他的脚步，残暴地夺走每一个与他有缘的人的生命，毫不怜惜，毫不同情，残忍到决绝的地步，直到逼迫得他自己毫无退路，成为一个深陷于孤独而无法自拔、只能与苦难为伴，与自己的象征——那头叫福贵的老牛相依为命了度残年。
每读一页，都让我们止不住泪湿双眼，因为生命里难得的温情将被一次次死亡撕扯得粉碎，只剩得老了的福贵伴随着一头老牛在阳光下回忆。
电影中，故事情节大致相同，只是张艺谋比较注重温情，大幅度地减少死亡人数，让妻子家珍、女婿万二喜及外孙馒头（苦根）活下来。
小说与电影的不同艺术表现首先是背景的不同。
小说中人物生活的背景是农村，而在电影中，人物始终生活在县城；小说中的福贵后来是一个贫困潦倒的农民，一家人以耕田为生，而电影中的福贵是一个以表演样板戏为生的城市人。
先锋派作家余华是以写暴力与苦难著称的。
余华只所以把人物生活的背景放在农村这个贫穷落后的边远地区，仿佛这样更能衬托出小说中人物的悲惨，而事实也却是这样。
《活着》_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
《活着》_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活着》：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活着》是中国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一部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文学作品。
与小说相较而言，由张艺谋执导的同名电影在观影体验和叙事方式上有着不同的特点。
本文将对《活着》小说和电影在叙事艺术上进行比较，探讨它们各自的优劣与魅力。
首先，小说《活着》以文字为媒介，具有较大的叙事自由度。
小说通过丰富的语言描写，展示了主人公福贵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活动。
小说中有大量的细节描写和心理独白，能够更加深入地刻画人物形象，使读者更好地了解福贵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
例如，在小说中，余华通过不断描述福贵的家庭成员和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让读者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他的家庭悲剧和命运的无常。
然而，电影《活着》则将叙事方式转化为影像语言，通过画面、音乐和演员的表演等元素来传达情感和信息。
相较于小说，电影更加注重视觉和声音的刺激，通过具体的图像来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故事的情节和人物的命运。
电影可以运用各种影像特效和摄影技巧，将主人公的命运与历史背景相结合，增强了叙事的冲击力。
比如，电影中通过景深、特写镜头和剪辑手法等技巧，让观众更加真实地感受到主人公经历的苦难，增强了情感的共鸣力。
从叙事结构上来看，小说《活着》采用了线性的叙事方式，按照时间的顺序展开故事，从福贵的少年时代一直到晚年，生动地呈现了他的一生。
小说将主人公的一生串联起来，更加完整地展示了他的成长和生活的起伏。
而电影《活着》则在叙事结构上做了些创新，采用了回忆和闪回的手法，使故事更加曲折有趣。
电影中交错的时间线索使观众能够通过主人公的回忆来了解福贵过去的经历，而不仅仅局限于眼前的故事发展。
此外，小说和电影还在人物刻画和情感描写上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
小说《活着》通过福贵的第一人称叙述，向读者展示了他的思想和感受，使读者更能够与主人公产生共鸣。
小说中福贵经历的苦难和思想的转变更为深入地展现出来，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而电影《活着》则通过演员的表演将人物的情感表达出来，观众能够通过演员的表情、动作和声线来感受到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变化。
《活着》：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的开题报告
《活着》：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的开题报告1. 研究背景《活着》是余华所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在文坛和影坛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小说讲述了一位富家子弟的一生经历，包含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如文化大革命、大跃进等。
电影版则是由张艺谋导演，黄晓明、巩俐等人主演。
因此，比较小说和电影的叙事艺术对于理解不同艺术形式的特点，以及对故事的表达的方式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2. 研究目的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比较小说和电影《活着》的叙事艺术表现，包括故事结构、人物形象的塑造、语言表述、镜头语言等方面，旨在探究两种不同的叙事方式，发现其共性和差异性，为深入理解小说和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法提供参考。
3. 研究内容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比较小说和电影《活着》的叙事艺术表现：（1）故事结构。
小说和电影的故事结构有何不同之处？是否都采取了线性结构进行叙述？（2）人物形象的塑造。
小说和电影都是通过对人物性格、行为和语言等方面的描写来展示人物形象的。
在脱离文本的情况下，电影如何通过演员的表演来呈现角色内心世界和个性特征？（3）语言表述。
小说和电影语言表述有哪些共性和差异性？电影通过音效、场景、视觉符号等手法表达情感，小说则主要通过语言文字来塑造人物和情节。
（4）镜头语言。
电影中的镜头语言是影片最显著的艺术性质之一，这些画面与音效，电影的总体表现极大地影响了观众的心理感受。
那么，电影版《活着》中的镜头语言有哪些特点？与小说中的文字叙事有何异同？4. 研究方法本文将采用文本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进行研究。
通过对小说和电影的文本和画面进行仔细分析和比较，探究两种不同叙事方式之间的异同。
具体来说，本文将首先介绍小说与电影的背景和主要情节，并对故事结构、人物形象、语言表述和镜头语言进行分析和比较。
本文还将采用实例分析的方法，选取一些典型的场景或对话，比较两种叙事形式的表现手法。
最后将总结出两种不同形式的叙事表现方式的共性和差异性。
5. 研究意义通过比较小说和电影两种不同叙事形式的艺术表现方式，可以深入理解两种艺术形式的特点和表达方式。
中国当代文学《活着电影和小说比较》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关于《活着》电影与小说的对比《活着》两个不同版本的作品都带给我了震撼、触动思考，就我的分析来看，余华的小说原著与张艺谋改编的电影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叙述和表达的不同。
余华在小说中这样写道：“这位老人后来和我一起坐在了那棵茂盛的树下，在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他向我讲述了自己。
”而在电影中，故事由富贵视角的开始：开场就是他在赌场看着皮影赌钱。
余华的叙述角度是客观的，而电影的叙述角度是由主观引入；小说中作者在叙述与老人的回忆同时进行，是以双重层次的叙述展开，而电影是以主角来铺展情节，历史阶段与个人经历共时进行。
另外，小说避免了第一人称可能带来的主观因素，不带修饰和评价，只有老富贵偶有的感慨，平和却不失内力，慢慢地揭开痛苦撕开伤口，镇定而节制。
电影主观的叙述拉近了观众的距离，直观地将苦难接连地速抛于眼前，让观者承受不及，带来极大的震撼。
二、展现形式、风格的不同。
就小说和电影本身来讲，他们所展现的形式，一个是文学，一个是音像。
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比较高层次的，作品需被人品读过后主旨要义还要经过人们的想象重现，思考总结及提炼后被感知。
而影视作品相对大众化，感染力在短时间内很强，将小说中抽象的东西具体化，通俗易懂。
文字是最具灵性、感情的东西。
它不仅是一张嘴，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更是一架机器，可以和你的心自由沟通的机器。
通过文字，我可以感受到平淡无奇中的精彩无限，波澜不惊中的激情暗涌。
电影只能给我们直观的感受~而书则可以无限遐想的空间。
小说属于文学形式，档次较高，而电影这是社会普遍的接受形式，比小说更加大众化；小说中的思想和主题是需要读者消化思考的，但电影直接将这些化为感知传达给观众，这是直观而强烈的快感。
《活着》小说以文字描写、展示语言、情节，刻画人物性格，用双重叙事的手段给人以“距离感”，自始至终的平静、少有起伏的情绪以及节奏平稳地叙述，让这种极简的表达方式不仅还原了个人命运、家庭命运的真切与曲折，还让故事在读者的想象中重现，给予它发挥的空间。
《活着》_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
《活着》：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活着》：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导言：《活着》是于1993年出版的一部小说，作者是余华。
该小说以中国农民福贵的生命故事为背景，展现了中国近代历史中的苦难和变迁。
2003年，由于该小说的影响力和文学价值，导演张艺谋将其改编为同名电影，再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本文将就《活着》的小说与电影进行比较，探讨两者在叙事艺术表达方面的差异和共通之处。
一、叙事结构小说《活着》采用了线性叙事结构，以福贵的视角，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展现人物的成长、遭遇和命运转折。
整个故事通过对主人公生命中各个阶段的描写扩展，力求展示时代变迁对生活的影响。
而电影《活着》则采用了非线性叙事结构，通过闪回和镜头的跳跃，将福贵的经历与历史事件相交融，更加深入地展示了社会变革对个人命运的冲击。
二、画面表达小说《活着》以文字为媒介，通过对景物、人物内心活动和对话的描写帮助读者构建感性的画面。
小说中的描写往往更加细腻和深入，读者可以更好地感受到人物的情感和思想。
而电影《活着》则通过视觉形象的展示，借助演员的表演、场景的布置和摄影的技巧来构建观众的情感体验。
电影所呈现的画面更加直观、生动，能够更好地打动人的心灵。
三、角色刻画小说《活着》通过对福贵以及周围人物的描写，展现了各个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和个性特征。
小说通过对福贵内心活动的描写，更加深刻地展示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主人公的行为和思想。
而电影《活着》则通过演员的表演和导演的引导来塑造角色形象。
电影往往通过演员的表情、动作和音效，更加直观地展示角色的性格和心理状态。
四、节奏与氛围小说《活着》以行文简洁、紧凑的风格为特点，通过章节的划分和叙述的抑扬顿挫来调节节奏感，营造出不同情节下的氛围。
小说中往往以福贵回顾过去为主线，穿插回忆和现实的描写，使读者同时感受到福贵的人生历程和内心感受。
而电影《活着》则通过镜头语言和音效来调节节奏感和氛围。
电影中的画面切换和音效的运用可以更好地表现时间变迁的流畅和压迫感，营造出观众更为直接的观影体验。
《活着》：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
《活着》：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活着》是中国作家余华创作的一部小说，该小说所描绘的我国近现代历史，以及一个平凡人在逆境中的生存与奋斗，引起了宽广读者的共鸣与沉思。
后来，该小说被导演张艺谋搬上了大银幕，成为了一部备受瞩目标电影作品。
本文将从叙事结构、角色塑造、视觉呈现等方面对小说与电影进行比较，以探究两种艺术形式的差异和互补。
叙事结构是小说与电影表达故事的基础。
在小说中，余华通过一种线性的时间结构来叙述王二生命的不同阶段，与主线融合得较为自然。
小说以王二家的世代相传的家庭琐事开篇，随后通过描写其父亲、他自己的冒险经历，到最后面对家族式微、生活艰辛的现实。
整个叙事过程中，时间跨度较大，呈现出扑朔迷离的生活状态，既有痛苦，也有喜悦，使读者更为全面地了解主人公的命运。
而电影版《活着》则运用了双线剧情，通过交叉的时间序列，机灵地呈现了主人公王二的故事。
双线剧情的使用，使故事更抓紧凑，悬念更加突出，在有限的时间内，让观众深度地感受到主人公的遭遇与变化。
角色塑造是叙事艺术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小说中，余华通过对王二面临的逆境和所经历的磨难进行深度而细腻的描写，呈现了一个坚韧、乐观、不轻言放弃的平凡人。
王二的坚持与努力，让人们对生活有了新的沉思。
同时，小说还通过其他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如妻子王凤英，呈现了一个传统女性在逆境中留下坚毅印记的形象。
电影版则通过演员舒淇的出演，为王凤英这一形象赐予了更加鲜亮的个性。
舒淇通过精准的表演，将王凤英的苦恼、忍耐和决心呈现得更加生动真实。
两种形式的刻画方法各具特色，小说突出了对王二的全景式描写，电影则以舒淇的形象，单方面突出了王凤英的抗争和坚持。
视觉呈现是电影独有的特点，可以直观地影响观众的感受和情绪。
电影《活着》通过画面的美学构建，将王二家的生活环境、农村变迁的历史背景以及人物的心里世界，呈现得分外感人和震撼。
尤其是电影中表达农村生活艰辛的场景，通过真实的视觉呈现，让观众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农夫的辛苦和生活的无奈。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死亡叙事比较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死亡叙事比较作者：王晨雨露来源：《北方文学》2017年第21期摘要：长篇小说《活着》是余华由先锋作家向写实主义作家转型的标志性作品，张艺谋导演将这部小说搬上荧幕，用电影的形式创造了区别于小说的另外一种独特的审美样式。
相比较而言，小说和电影有着相似的故事情节，但是二者在死亡叙事上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直接造成在由文字媒介向视听媒介转换的过程中，小说和电影形成了不同的艺术效果。
本文试图从死亡视角、死亡归因和死亡基调三个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从而展现余华小说和张艺谋电影在死亡叙事上的差异。
关键词：《活着》；小说；电影；死亡叙事九十年代，余华由先锋作家向写实主义作家转型。
1993年，长篇小说《活着》出版，这被视为其“先锋写作”的转折点。
这部小说以写实为创作手法，通过零度介入的方式，记叙了福贵家庭内部的七次死亡：福贵年轻时沉迷赌博，输光家产，父亲被气的撒手而去；母亲在福贵被抓壮丁离家两个月后病重去世；儿子有庆为了救县长夫人，抽血过量意外身亡；女儿凤霞生下孩子大出血去世；妻子家珍在重病和多重打击下离世；女婿二喜在一场建筑工地事故中意外死亡；小说最后，外孙苦根因为饥饿过度，吃豆子撑死了。
小说通过一次次的死亡来凸显活着的意义，将对弱者苦难生存的同情进一步提升为“活着”哲学。
1994年，导演张艺谋根据这部小说改编同名电影《活着》，并一举拿下当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最佳男主角奖和人道精神奖。
就小说和电影来说，二者的故事情节大体相同，但是由于小说电影的媒介差异，以及创作者个性风格的差异，作者和导演对于相同的死亡主题，选择了不同的阐释方式，并产生了不同的艺术效果。
一、死亡视角：从双重叙事视角到无叙述者视角小说《活着》引入两个叙述者——外叙述者“我”和内叙述者福贵。
“我”作为故事的倾听者，我的视角是第一层视角——外视角；而老人福贵作为故事的讲述者，也是故事的参与者，他的视角是第二层视角——内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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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电影与小说叙事结构之比较文学和影视之所以作为艺术形态而独立存在，就是根据其语言的特性和构成特点而决定的。
文学和影视语言的不同特点，也就具有了自身的语言规律和表现手法，作家常常在文学作品中运用大量修辞手法来提升文学作品的感染力，而在影视语言中也能找到自身的修辞手法，通过影视语言的表现技巧来强化观众审美感受的影响。
它们两者虽然在表现手法上不同，但在观念形态和血脉上是一致的。
古华曾经说过：“我觉得叙述是小说写作，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写作的主要手段，叙述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和文字功力。
我读小说就特别喜欢巴尔扎克作品中的浮雕式叙述，自己写小说时也常常津津乐道于叙述。
”
也的确是那样，我们知道小说的基本特征主要是深入细致的人物刻画，完整复杂的情节叙述，具体充分的环境描写。
人物,情节，环境也即小说的叙事结构。
作者将一个个故事情节以叙述的方式向读者娓娓道来，不仅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还让读者真切的感受到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因而就会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让读者读下去，而电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一种叙事的方式向观众展现其精彩之处。
只不过电影时将人物搬上银幕，用一组组镜头排列开来罢了，这样就将观众放置在一个真实的场景之中，从而观众的想象空间就被挤压了。
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指出：“小说与电影像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
在交叉的那一点上，小说和电影几乎没什么区别，可是当两条线分开后，他们就不仅
不能彼此转换，而且失去了一切相似之点。
”《活着》电影与小说叙事结构的不同之处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阐明了这一点。
首先，从情节上来看，情节是与人物密切相关的，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
一般来说，叙事性文学比较注重情节，而小说的情节更为完整和复杂，叙事诗和叙事散文的情节比较单纯，有的只摄取了一鳞半爪的生活片断，戏剧情节的完整性与小说的相似，但在复杂性，丰富性上则远不如小说，它受舞台时空的限制，不能容纳大量的详细情节而过于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小说则可以突破相对的时空限制，容纳更复杂，更丰富的情节，反应更广阔的生活内容。
电影《活着》在情节上不仅有增加和删减甚至还有较大的改动。
一：情节的增加
首先，电影增加了皮影戏，并以皮影戏贯穿整个电影，并且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展现给观众。
我们可知影片中皮影有两个寓意：一，人是玩偶的操纵者。
二人却如玩偶被一种不可知的强大力量所操纵。
在我看来，皮影是与影片情节相融合的，在不同的时代上演着不同的内容。
这也向我们诠释着，人活着，特别是在那样动荡的年代，人生就像是一场黑色幽默的皮影戏。
其次是凤霞被别人欺负，有庆为姐姐报仇在大食堂将加辣椒的面倒在那个欺负姐姐的孩子的头上，以及福贵兴致致的喝下酸辣茶后佯怒追着儿子打，引发大家会心的发笑，这些看似滑稽的场面实际上也暗含着难以名状的悲，凤霞因为不会说话再被别人欺负后也无法言其委屈，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凉。
因为，有庆姐姐报仇也就在情理之中
了。
影中这些引人发笑的场面，是电影的基调不至于那么悲伤，虽沉但不重，虽哀却不伤，大概这也就是张导为观众考虑后而有意为之吧！二情节的删
塞米利安阐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说：“小说”是建构在更为广阔的规模之上，它涉及的范围，要比戏剧宽广，在小说中，我们可以让几条行动线索同时进展，很多事件，在不同的地点同时发生的······因为，要充分叙述完整的情节，所以小说一般都要有一定的长度。
电影由于受时间等条件限制因而偏重于简单明了的情节结构。
《活着》电影与小说相比，小说中的许多情节都删除了。
表现在：凡有“我”参与的一切场景在电影中都被删除了，小说是以“我”一个民歌采集者的所见所闻来展开故事情节的，而电影中压根就没有出现过“我”。
“我”这一角色的缺失造成了时空感的缺失，“我”这一角色增加了读者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想象。
如果缺失后，观众就只能随“影”而动而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了。
还有小说中，福贵任意辱骂殴打家珍，电影中这些情节均为出现过，小说中福贵夫妇因家贫把女儿凤霞送人，在电影中也被删除了。
这些情节的删除虽然有利于电影的再现与表现，但却失去了历史的真实。
三情节的改动
小说与电影有一定的互通性，可是任然有其区别存在。
所以在发生“触电”现象，由小说改编成电影时，出于迎合观众的需要必定会对小说的部分情节做出改变。
《活着》的电影对小说也做出了一定改编。
（一）死亡人数的减少，小说的结局是除福贵以外的其余的人都死了，而电影中除了福贵，还有家珍，馒头还活着，从观众方面来讲，死亡人数的减少更易于观众的接受与承受，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人文关怀。
（二）电影中，万二喜与凤霞相亲时，所送的礼物是《毛泽东选集》，军装帽，像章，这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更是体现了当时的个人崇拜现象之严重，而小说中，写他们相亲时。
万二喜给他家了一瓶酒和几尺花布，作者余华并未将小说打上政治的烙印，而只是一次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
（三）电影中凤霞怀孕后，二喜和凤霞回家带的是一瓶酒和好几样好菜，但小说中他们带回去的是一瓶黄酒和一碟豆子，在当时那个艰苦的年代，小说中的情节更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还有就是电影中春生被批斗后，半夜去找富贵，家珍在巷口朝春生喊得“你要好好活着，你记着，你还欠我们家一条人命呢”而小说中家珍是在家中说的这一番话，这样更符合当时的政治氛围，表现家珍对春生既痛恨又同情的心理。
这一细节改动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电影通常被称作是一次的艺术，而电影偏重于简单明了的情节结构，不仅删除了情节，还删除了人物，如富贵的老丈人和有庆的体育老师等。
环境描写是衬托人物性格展现故事情节的重要手段。
小说中人物的活动和事件的发生发展，都不能离开一定的时代，社会和自然地环境。
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受特定环境制约的，只有充分地描
绘环境，才可能具体真实的揭示人物活动和矛盾冲突的现实根据。
具体来说，环境可以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小说《活着》是以时间为叙事线索描写一个小山村的生产生活环境，而这个小山村根据猜测大概可被认定是南方的，而电影中则叙述的自然环境可以肯定的说是发生在北方的一个城镇，影片发生的社会环境则是通过张导在屏幕上打出“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等代表特殊时代的数字展现出来，更有大炮，大标语，大食堂，大炼钢，红卫兵等象征当时社会事务的出现，电影将一组组镜头排列开来，空间的冲击了更强。
叙事结构的不同，是由文学和电影之间的共性和个性决定的。
小说需要真情实意的流露，这样才能吸引读者。
而电影受时间的限制，因而不能无限制的发展。
小说叙述是冷静，朴素，有控制力的，但也有心境放松之后的余裕，来把握叙述上的节奏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察觉到那种含而不露的幽默和温情，透过现实的混乱，险恶，丑陋，从卑微的普通人的类乎灾难的经历，和他们的内心中，发现那种值得继续生活的简单而完整的理由。
而电影叙述则是生动，富有感染力的，它以影像为基本叙事单位，通过对声音和画面不同的组合来表达主题和阐述思想。
强调的是诉诸观众的听觉和视觉的感官享受。
它通过穿插一些喜剧性场景的描写，体现了沉重之后的一点放松与释然，哀痛过后的一点憧憬与希望。
《活着》不论是电影还是小说都它的可取与成功之处，我们可以
言其不同也可赞其成功。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至于好与不好，我们需要留给观众自己去作出评价。
文学院0903班郭辉2009101040323
王磊2009101040318
邱超元200910104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