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谭嗣同_严复的启蒙思想

01论谭嗣同、严复的启蒙思想邵汉明(吉林师范大学,吉林四平136000) 摘要:作为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谭嗣同、严复均注重民主启蒙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君为臣纲”和君主专制,这使他们的思想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第一,阐述君主由来,申明民本君末。

第二,抨击专制君主背离了君主的原初职责,成为天下之害。

第三,提出废除君主专制的方案。

这些构成了两人启蒙思想的主体内容,也成为两人思想的一致性。

进而言之,谭嗣同、严复启蒙思想的一致性是谭嗣同、严复两人之间的默契和共识,拉开了他们与其他近代思想家之间的学术分野,同时具有鲜明的近代特征,是对早期启蒙思潮的深化和推进。

关键词:谭嗣同;严复;启蒙;近代特征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9)07-0010-07 在众多近代思想家中,谭嗣同、严复都侧重民主启蒙而集中批判君主专制和“君为臣纲”。

这使他们的启蒙思想具有不容忽视的一致性。

在这方面,无论是对“君为臣纲”的批判、对君臣关系的关注还是对君主由来的说明,都具有与同时代思想家不同的视界和高度。

不仅如此,谭嗣同、严复对君臣关系的认识和解决君主专制的方案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这些一致性是谭嗣同、严复两人之间的默契和共识,拉开了他们与其他近代思想家之间的学术分野,同时具有鲜明的近代特征,是对早期启蒙思潮的深化和推进。

一、谭嗣同、严复启蒙思想的一致性 在近代的启蒙思潮中,谭嗣同、严复关注民主启蒙,进而对君主专制和“君为臣纲”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这一点在近代思想家中是较为典型的,也使民主启蒙成为两人思想的一致性。

首先,利用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厘定君主的由来和职责,申明民本君末。

谭嗣同、严复揭示君主的由来,指出君主是为民办事者,既非神授也非专有。

于是,他们纷纷宣称: 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

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

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

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

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

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

① 且韩子(指韩愈———引者注)胡不云: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相为生养者也,有其相欺相夺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赋,而置之君,使之作为刑政、甲兵,以锄其强梗,备其患害。

然而君不能独治也,于是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

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赋,则莫能为之君;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乎?②作者简介:邵汉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吉林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研究。

①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39页。

在这里,谭嗣同、严复一致认为,先有民,后有君,这决定了民本君末而不是相反。

基于此,他们提出了相同的两点认识:第一,君并非神授。

君主的出现源于人类相生相养的需要,其职责是为民“锄强梗,防患害”。

第二,民可以选君亦可以废君。

如果君主不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应当被罢免。

从这个意义上说,君主的职位并非专有而是人人共有的。

于是,谭嗣同写道:“君者公位也……人人可以居之。

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初无所谓叛逆也。

”①其次,抨击专制君主背离了君主的原初职责,成为天下之害。

谭嗣同、严复对君主由来的说明戳穿了君权神授的神话,在厘清君主职责的同时,也使君主专制失去了合法性。

在此基础上,谭嗣同、严复指出,现存的君主背离了原初的职责,从为天下办事的利公者蜕化为祸害天下的罪魁祸首。

于是,他们对专制君主的种种暴行和君主专制的危害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谭嗣同指出,在君权神授的庇护下,君主背离了为民办事的初衷而压制、残害百姓,造成了君臣、君民之间的严重不平等,“天子既挟一天以压制天下,天下遂望天子俨然一天,虽胥天下而残贼之,犹以为天之所命,不敢不受。

民至此乃愚入膏肓,至不平等矣”②。

在他看来,正是“君为臣纲”以及为此辩护的君权神授使专制君主有恃无恐,专制君主的暴行及其危害表明,“君为臣纲”悖于人道,是最黑暗、最不合理的。

“由是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

夫彼君主犹是耳目手足,非有两头四目,而智力出于人人也,亦果何所恃以虐四万万之众哉?则赖乎早有三纲五伦字样。

”③在此,谭嗣同不仅指责“君为臣纲”不合理,而且指出造成这一有悖人道的罪魁祸首是三纲;正是在“君为臣纲”的庇护下君主们可以为所欲为,有恃无恐,乃至所作所为惨绝人寰、禽兽不如。

根据契约论关于君是民推举出来的观点,谭嗣同指出,既然君最初也是民而民本君末,那么,便没有任何理由让民为君效忠,臣为君死节一说更是无稽之谈。

严复认为,长期以来,由于背离了“锄强梗,防患害”的初衷,君主将各种权利集于一身,而剥夺了人民的所有权利。

对此,他分析说:“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

且其社会,固宗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元后作民父母。

夫彼专为君,故所重在兵刑。

而礼乐、宗教、营造、树畜、工商,乃至教育文字之事,皆可放任其民,使自为之。

中国帝王,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

兵刑二者,不足以尽之也。

于是乎有教民之政,而司徒之五品设矣;有鬼神郊禘之事,而秩宗之五祀修矣;有司空之营作,则道理梁杠,皆其事也;有虞衡之掌山泽,则草木禽兽,皆所咸若者也。

卒以君上之责任无穷,而民之能事,无由以发达。

使后而仁,其视民也犹儿子耳;使后而暴,其过民也犹奴虏矣。

为儿子奴虏异,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则同。

”④按照这种说法,尽管历代统治宽严有别,始终未变的是使人民处于无权的奴虏地位。

基于中国的君主“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人民“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的事实和对中国历代君主的考察,严复得出结论:“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

”⑤这种情况表明,君主的职权发生了异化,已经由原来的“除强梗,防患害”变成了天下最大的“强梗”。

这个结局说明,由于君主成了天下最大的强梗,其被铲除也就是必然的了。

谭嗣同、严复的议论表明,中国的君主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现行的君臣关系亟待改变。

再次,提出了废除君主专制的方案。

鉴于中国专制君主的职责蜕变和倒行逆施,谭嗣同、严复提出了废除“君为臣纲”和君主专制的方案。

为了废除君主专制,谭嗣同主张“废君统”。

与此相联系,他将《仁学》的宗旨概括为“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

”同样,在他所提出的“冲决网罗”的口号中就包括“冲决11论谭嗣同、严复的启蒙思想①②③④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34页。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33页。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37页。

严复:《社会通诠》按语,载《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28-929页。

君主之网罗”①的内容。

进而言之,对于如何“冲决君主之网罗”、如何“废君统”,谭嗣同的做法是凭借仁的相互感通,即将平等说成是世界本原———仁的题中应有之义,藉此证明平等是宇宙公理。

在这方面,他一面将仁奉为世界本原,一面赋予仁以平等的内涵和特征,“仁为天地万物之源”。

仁最基本的内涵和特征是通、平等。

这便是“仁以通为第一义”、“通之象为平等”②。

可见,通过仁———通———平等,谭嗣同把平等说成是宇宙本体———仁的基本特征,赋予平等以本体意。

在此基础上,他将仁与慈悲相提并论,断言“慈悲,吾儒所谓‘仁’也”。

而有了慈悲之心便可以人人平等:“盖心力之实体,莫大于慈悲。

慈悲则我视人平等,而我以无畏;人视我平等,而人亦以无畏。

”③基于这种理解,借助慈悲的作用,谭嗣同试图通过仁之心力的相互感通、感化和感应实现平等。

这从本体哲学的高度论证了平等实现的可能和途径,而他所讲的平等即包括君臣平等。

按照谭嗣同的说法,“通有四义”,即“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和“人我通”。

④其中,“上下通”侧重民主启蒙,主要是指以君臣平等为核心的政治平等和君臣、官民平等。

为了杜绝君主专制,严复主张君主立宪。

针对君主专制和“君为臣纲”,基于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他提出了“兴民权”和“开议院”的设想,并且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为改造中国的三大纲领,以期全面提高中国人的素质。

在提高民权的同时,为了限制君权,严复提议在中国开设议院,给予国民参政议政的权利。

开议院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和唯一选择。

其实,无论是“兴民权”还是“开议院”,都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君为臣纲”和君主专制。

在这种呼声中,推行君主立宪政体成为大势所趋。

有鉴于此,为了抵制君主专制,严复呼吁从法律上限制君主的权利。

为此,他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法意》,同时强调法律的两个基本功能:一是为君主立法,约束君主的权利;二是在法律上赋予国民自由、平等之权。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严复强调君主立宪的根本不是有无法度而是君主是否依法。

在这个问题上,他不同意孟德斯鸠有旧法可依即为立宪君主的说法,指出这个观点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因为中国几千年来的君主尽管都有成法却都是专制君主。

对此,严复论证说: 故使如孟氏(指孟德斯鸠———引者注)之界说,得有恒旧立之法度,而即为立宪。

则中国立宪,固已四千余年,然而必不可与今日欧洲诸立宪国同日而语者。

今日所谓立宪,不止有恒久之法度已也,将必有其民权与君权,分立并用焉。

有民权之用,故法之既立,虽天子不可以不循也。

使法立矣,而其循在或然或不然之数,是则专制之尤者耳。

有累作之圣君,无一朝之法宪,如吾中国者,不以为专制,而以为立宪,殆未可欤!⑤在严复看来,判断一种政体究竟是立宪还是专制不应以有法无法论,而应以君主是否遵守法度论。

如果按照孟德斯鸠的说法———有法度之朝即为立宪的话,那么,中国早在四千年前就已经立宪了。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之法是尊上抑下的,君主可以游离于法度之外而为所欲为,完全不受法度约束。

这使中国纵然有君主立宪之名亦无立宪之实。

有鉴于此,他主张,立宪的实质是君民并用法,法是否对君主具有约束力是君主立宪的根本。

二、谭嗣同、严复启蒙思想的近代特征 近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是启蒙思想家。

由于各自理论视界和兴趣爱好的迥然殊异,他们对启蒙思想的内容侧重相去甚远,呈现出思想启蒙、民主启蒙、制度启蒙之分。

21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7期・中国哲学①②③④⑤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90页。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91页。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57页。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