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和平崛起战略

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和平崛起战略
一、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
自建国至今，我国外交政策及国际战略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建国初期到50年代中期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
建国初期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第一、建国初期，我国遭到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孤立封锁和包围威胁，无法与他们建交。

第二、长期的战争之后，中国急需寻求外来经济援助和政治盟友，需要较好的国际环境，以愎复经济，建设国家，实行“一边倒”外交可以迅速消除苏联领导对中共的疑虑，赢得苏联的信任、支持和经济援助，也可一定程度牵制一心要颠覆中国政权的美国，使之有所顾忌。

第三、当时国际形势是以美、苏两大国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立格局，中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2、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确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的外交政策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首次系统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4月29日，中印达成《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

6月，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尼赫鲁和吴努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1955年4月，亚洲、非洲29个国家在印尼的万隆召开首脑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发言中再次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中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变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述正式确定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和贯彻始终的主线，也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共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以此原则为指导，中国打破了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封锁，扩大了外交和国际活动空间，逐步与许多周边邻国和亚非欧国家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

3、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政策
6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战争与和平”是时代主题的判断，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因而将一切工作的立足点转向打战上，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作准备，全国都进入备战、临战状态，不仅使经济工作付出了很大代价，也影响了外交工作。

实行“两个拳头打人”战略，一度把推进世界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定为外交工作基本方针，“过火”的行动带来了外交工作严重的损失，孤立了自己，影响了国家关系。

4、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与“一条线”外交政策
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其中第一世界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是亚洲（除日本外）、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是指处于两者之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三个世界”理论表述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对世界结构认识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他对中国的明确定位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基于这一理论，中国实行了“一条线”外交战略。

即依靠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及一切中间力量，反对美苏两霸，而其中对美国又团结又斗争，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与西方结成统一战线，孤立与打击苏联霸权主义。

在这一外交战略指导下，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与一些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克服了发展外交关系的障碍，使中国愎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外交工作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第三世界”这一概念是法国经济学家阿尔弗莱德·索维于1952年在他的论文“三个世界，一个星球”中首次提出的，即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还有一个第三世界。

1973年9月，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第一次将第三世界的概念写入国际会议的纲领性文件。

1974年2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但在这里所指的第三世界与索维和国际社会所指的基本内涵相同。

而第一，第二世界与前却本质上不同，这个变化是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形势变化的基本概括，也是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据此解决国际关系中的敌我友关系问题。

尤其是对中国的国家定位，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同年，邓小平在第六届特别联合国大会上作了关于三个世界的发言，专门就第三世界概念的含义和特征作了阐述。

此后，第三世界概念才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并在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文件及媒体宣传中普遍采
用。

5、80年代以来全方位、不结盟和伙伴战略外交政策及和谐世界战略概念提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总路线的实施和发展，中国外交政策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突破，提出和不断完善了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外交战略及政策。

在外交理念、战略、政策、措施等各个层面都进入了一个与时俱进的新的前所未有的新时期。

中国的外交工作开创了生动的充满凝聚力，影响力的新局面，其主要表现和成就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变“一条线”战略，确定不结盟原则，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外交方针，不仅粉碎了国际反华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而且全面改善和发展了与世界各大国的关系。

（如中美、中俄、中法、中德、中澳等）第二、提出和运用“一国两制”的构想，成功地实现了香港、澳门的回归。

（1997年7月1日，1999年12月20日）并确保了香港和澳门的稳定和持续的繁荣与发展。

第三、提出“平等、合作、双赢”和“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等外交原则，相继妥善解决了与一些邻国的边境划界等历史遗留问题，发展了睦邻友好关系，并广泛拓展了国际外交空间，进一步加强了与第三世界的互信合作关系。

（如中越、中俄、中印边界问题，加强与东亚、南亚、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及南太平洋国家的经贸及政治与军事合作关系）
第四、根据“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新外交策略方针，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的双边与多边外交活动，参与联合国决策及国际组织规则的制定和多边国际合作行动，努力为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积极贡献，已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声望。

（如加入世贸组织，参与多哈回合谈判，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利益，积极参与联合国改革，在朝核六方会谈中发挥主导作用，在伊朗核问题上与俄罗斯协作等，联合国首脑会议上提出新安全理念和和谐世界理念等）
根据80年代以来变化无常、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党中央提出和贯彻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策略方针，使我国在面对国际风云变幻、机遇与挑战交织，情况瞬息万变的形势下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胸有成竹、从容应对，把握方向，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并根据我国的国力和国情，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积极为地区和国际间多边合作作出积极贡献，体现“有所作为”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如与中俄共同倡导的上海合作组织，总部设在上海，中国任秘书长，它是以安全合作为主轴，以“睦邻互信、团结协作、共同发展”为原则，从最初的由单纯讨论边境等领域信任和裁减边境军事力量问题扩大为在地区进行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全面合作的区域性组织，由中俄和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五国发展到六国，并吸收了蒙古、伊朗和印度为观察员国。

上海合作机制不仅摸索出一条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道路，而且探索出以互相信任、裁军与安全合作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由中俄两国创始的以结伴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以大小国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

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外交实践日益体现了务实性、服务性、创造性等鲜明的时代精神，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增强实力作出了卓越贡献。

a)拓宽外交渠道，加强高层交往和协调，重视和民间交往，把官方政府间外交与民间外交相结合，相互促
进与相互补充，扎牢外交工作的群众基础。

2000年底，我国已与120多个国家的300多个政党建立和发展了各种形式的党际交流关系，仅1995年到2000年10月中就有40个亚非国家领导人访问中国。

2005年一年内，胡锦涛出访7次，访问16个国家，温家宝总理出访4次，访问11个国家。

此外，贾庆林，曾庆红及其它中央领导人也出访共数十个国家。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几年每年都要访华。

b)广泛实施伙伴战略，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同世界各国的经贸、政治、军事、科技、文化、教
育交流与合作日益扩大和深化。

（中国东南亚自由贸易协定，东南亚条约，中俄联合军事演习，中法文化年，中俄友好年、中印文化年，中国已为澳大利亚第三大贸易伙伴，美国、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等。

）
二、中国的和平发展（或崛起）战略
1、“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
进入21世纪后，总结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外交战略的成功经验，分析当前国际形势特点，面对多数国家对中国迅速发展的未来走向的疑虑，郑必坚教授（原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首先提出“和平崛起”的理念，并被中央接受。

2005年中国发表“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进一步将和平崛起改为“和平发展”。

和平发展理论的提出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体现，是中国国家政治体制性质的必然要求，也是顺应时代潮流和面对国际形势发展现状的必然战略选择。

第一，儒家文化的“和谐”“和为贵”的价值观是“和平崛起”理论提出的哲学基础，中国传统的“德治”“仁政”“大同世界”等政治理念使“和平崛起”根植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心态和政治传统，中
国传统的战略思想是“攻心为上”和“以德服人”而非暴力压服。

第二，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为外交价值基础，以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外交战略理念与实践的出发点，必然要摒弃历史上的强权、霸权
的崛起传统模式，反对恃强凌弱，武力扩张等破坏和平，伤害人民利益的战略目标。

从建国时起，
中国就确立了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基本外交方针，后来又反复向世界承诺中国永远不称霸。

“和
平崛起”战略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内容。

第三，“和平崛起”战略理论的提出是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和解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的疑虑的必需举措。

2、中国和平崛起的模式选择
由于时代和国情的原因，中国必然要跳出历史巢臼，探索符合中国国情，避免传统模式弊病的“崛起”（或发展）模式。

纵观以往发达国家崛起的传统模式，不论欧美和日本，虽然国情与历史条件不同，却都有几个共同特征，一是通过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高消耗来支撑经济的高增长；二是以生活资料的高消费来刺激经济的高增长；三是以政治强权，军事扩张和经济掠夺为实现“崛起”的战略手段。

中国的崛起在政治外交手段和经济发展模式上都不能再重复历史上大国崛起的道路。

当今时代是和平发展的时代，人民反对霸权和以武力相威胁。

中国人口众多，自然条件不好，不具备欧美日等国的历史条件，也与苏联不同，前苏联是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重工业模式，西方发达国家是高消费、高消耗、高排放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如承袭这两种模式不仅对中国将是灾难，对世界也是灾难，都不可能持续发展，因此中国要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低消耗、高效率的现代化模式。

中国的“和平崛起”模式综合表述是：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化理念，以国力的协调发展为动力，以社会和谐进步为基础，以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类普遍繁荣为目标，以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适度消费、公平消费、绿色消费的生活体系为途径，以民主与法制为手段，确保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和和平性。

3、中国的发展要明确国家定位
中国的持续高速发展及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疑虑。

不论是“中国机遇论”还是“中国威胁论”者，都集中围绕于中国发展的未来走向，中国扮演什么角色，对他们国家利害关系如何？即国家定位问题。

这不仅是必须向国际社会明确交待清楚的问题，也是要向国内民众讲清楚的问题，是影响到中国崛起的成功与否及速度快慢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

（1）影响国家定位的基本因素。

决定国家定位的主要因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的综合国力。

对综合国力的判断评估是确定国家定位的首要依据。

综合国力包括硬实力（经济、科技、军事、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和软实力（文化教育、外交、政治、战略运筹能力、
民族凝聚力、国防动员能力、制度、政策有效性、文化亲和力等）
第二，国家战略利益。

包括全球利益和地区利益。

其基本构成涵盖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

政治利益主要指国家的国际形象、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

在确定国家定位时，要明确国家以何种形
式追求什么样的国际形象、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

经济利益也是一种战略利益。

在全球化时代，
获取资源，特别是能源，占领或保护市场、谋求投资与技术等都是旨在实现国家经济利益的行为。

必须弄清国家在全球与地区的经济利益何在？为谋求经济利益而如何有效地运用各种国家实力。

安全利益关系到国家的主权与统一，也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国际和周边环境。

第三，国家的地缘、历史与文化。

地缘条件包括幅员、地理环境等。

国土辽阔通常意味着自然和人力资源丰富，战略纵深大，回旋余地大。

地理环境主要看周边地区是否稳定、友好，国土防御条件是
否有利。

中国涉及海陆国，国家定位需要兼顾促进周边稳定与海洋发展两大战略任务，兼顾地缘
政治、地缘经济、地缘安全三大战略利益。

第四，国际社会的接受程度。

起码要保证世界主要国家、主要力量中心以及周边多数国家能够相对平静地接受这一定位，同时要考虑前瞻性。

第五，国家利益与国际主义相结合。

在实力政治占主导的世界，国家利益是指导国家行为的最高准则，也是普遍原则。

因此，中国也不会例外地要将国家利益放在优先地位。

但是，中国也不能背离国
际主义道义原则，要反对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要承担崛起大国应尽的力所能及的义务和责任。

根据上述制约因素综合衡量，中国的国家定位较为恰当的是“负责任的发展中的大国。

”其基本内涵是：第一，中国是一个大国。

从人口、领土、经济规模、国际影响力方面看，中国是一个大国。

但不是“全球性大国”，而是“地区性大国”。

也有学者提出是“上升中的大国”。

“崛起中的大国”都比较确切，
而有的国外学者将中国称为“全球性大国”或“超级大国”，则是不正确的名不符实的夸张之词。

有
的甚至，可能是别有用心地“捧杀”。

因为中国是大国所以要有大国风范、大国志气。

而因为只是“地
区性大国”和“上升中的大国”所以实力有限，还需艰苦奋斗，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旺盛的斗志。

第二，中国是“正处于发展”中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建国才几十年，而且底子薄，基础差，自然条件不十分好，人口又多，人口素质也不高，制约中国发展的不利条件很多。

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冲突与
矛盾已暴露。

如污染严重，资源短缺，人才缺乏，公民素质不高等。

因人口太多和自然条件的差异，
而造成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还处于落后地位，中国经济总量GDP是世界第
五位，而人均GDP仅是世界100位之后，还不及巴西、俄罗斯等国，更不用比发达国家了，因此，
要全面衡量中国的综合国力，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

第三，要负责任。

中国从人口和地域看是一个大块头。

而且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中国负有重大的国际义务和责任，应为世界人民的利益，为人类的进
步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对中国很信任，很热情也寄予厚望。

因此应当承
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而“有所作为”。

通过承担义务和责任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维护国家利益和扩展
国际空间，促进中国自身的发展。

但因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不能好大喜功、而要量力而行，
力所能及。

（如朝核六方会谈、维和行动，对非洲贫穷国家减免债务和提供援助及推动联合国改革和
多哈回合谈判等）
4、要始终保持“危机”意识，“兢慎”和“居安思危”。

温家宝总理在3月14日的答中外记者问时一开始就讲到“形势稍好，尤需要兢慎”。

（唐诗《泾溪》“泾溪石险人兢慎，路岁不闻倾覆人。

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论”。

）又引《新唐书·魏征传》告诫自己和全国人民要居安思危才能长治久安：“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而治，思所以亡则存”。

为什么要强调保持危机意识，这是因为：
第一，历史和现实证明，有无危机意识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

有危机意识的民族才能团结奋斗，知微见著，防范于未然，才能持续保持凝聚力，战斗力，持续兴旺发展。

（如十九世纪中期的日本和中
国，是两个不同的典型，有两种不同的结果。

）
第二，是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

即国家实力决定国际政治格局。

第三，当前国际和国内都出现了对中国发展评估过高，脱离实际的情况。

第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并未放弃对中国的遏制，甚至敌视，不论国内、国际，中国的崛起都面对许多困难和严峻挑战，不能掉以轻心。

第五，中国选择的发展模式与以往任何模式都不同，没有可以照搬照抄的经验，必须自己探索，风险与成功并存。

因此，保持危机意识，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确保和平崛起战略目标能够实现的精神动力和必需的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