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引导作用_何南观

2011年第1期总第295期近些年来，我国突发公共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如贵州瓮安事件、邓玉娇事件、云南孟连事件、湖北石首事件、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四川广安110事件、四川大竹117事件、河北定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吉林通钢事件等等。

这些事件已经危及到公共安全，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在极个别地方甚至动摇了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政权的根本权威。

本文试图从媒体责任、公信力和舆论引导力的角度出发，对突发群体性公共事件的预防、疏导和解决，作一简陋之论述。

基层政府的冷漠和网络围观，是新时期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主要成因我国当前处于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社会转型期，潜藏在社会底层的矛盾比较多，如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导致的仇富心态、官员贪渎导致的仇官心态、城市发展和众多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的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等。

平时由于诉求渠道不畅等原因，这些问题和矛盾潜藏在社会的许多角落。

党中央和国务院特别强调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社会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全面和谐。

但到了基层，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大打折扣，GDP 成为衡量政府政绩的主要甚或是唯一的指标，以破坏环境、以牺牲子孙后代利益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比比皆是。

拓展城市的发展空间，提高道路的通行等级和通行能力，这些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在征地、拆迁、补偿的过程中，有些地方政府要么成为房地产商的利益代言人，要么严重侵害农民的利益，他们不知道土地这一根本性生产资料的丧失对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讲究工作方法，不站在利益受损一方思考问题，靠一时的哄骗欺瞒或强硬手段保证工程的进行，但诸多矛盾和隐患就潜藏下来了。

利益诉求渠道不畅，信访渠道“肠阻梗”，使矛盾和问题不断升级为埋藏在心底的“民怨”。

由于地方调解机制和法制的不健全，由于基层政府和官员对民众利益的漠视，“上访”成为我国特殊的一种诉求现象。

一遇大的节庆或重要会议，各级信访部门官员都“如临大敌”，都会派去信访干部或便衣警察到省会城市和北京进行“截访”，要么进行空口承诺，要么强行带回，但上访群众反映的问题得不到认真对待，更谈不上妥善的解决。

如此一来，上访群众不断的上访，地方干部不断的“截访”，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这种现象的造成，除了基层干部对群众利益的漠视，更重要的是我国所谓维稳机制对上访群众的不正确认识和不正确对待。

在这个机制里，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考察中，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到京城和到省会城市上访群众的次数和人数控制得如何。

为了应对这个机制的考量，一些地方政府不是立足于解决上访群众的诉求，而是立足于单纯控制上访数量。

于是，特殊群体的特殊诉求渠道就被死死地堵住了。

一般而言，有利益诉求的群众是算得清诉求成本的，如果地方上能解决其诉求，解开其心里疙瘩，他们又何必舍近求远跑到省会城市乃至于北京呢？他们的诉求渠道被彻底堵死后，会放弃他们的诉求，但心里疙瘩从此结下了，“民愤”、“民怨”就是这样形成的。

综观近年我国诸多的突发公共群体性事件，都是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酿成。

在小事向大事发展的过程中，网络起到了极不好的发酵作用。

曾几何时，几乎是一夜之间，中国的网络媒体覆盖全国的每一座城市、每一个乡镇，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信息化社会的必然。

但我国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显然缺乏对网络媒体的管理经验，对网络不良信息的传播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

许多网站缺乏网络道德，对那些不实不良的信息的传播缺乏社会责任感，一条信息上传网上后，众多网友先是网上围观，继而网上起哄，激起一种莫名的网络民愤，这种可怕的情绪像疾病一样迅速传播，进而转化为现实社会的街头围观，从而演变成为打砸抢烧甚而围攻基层政府的恶性突发群体事件。

贵州瓮安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2008年6月28日，瓮安县三中初二(六)班女生李树芬溺水窒息而亡。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而单纯的事件，却因谣传而使事件真相变得愈来愈扑朔迷离。

在各种版本谣言的纠集下，在声势强大的网络围观下，死者家属纠集众人上街讨说法，在平时对当地政府不满的群体的掺和下，事件开始演变成一起针对政府部门的打砸抢烧的恶性事件。

导致瓮安县委大楼、县政府大楼104间办公室被烧毁，县公安局办公大楼47间办公室、4间门面被烧毁、刑侦大楼14间办公室被砸坏，42台交通工具被毁、被抢走电脑数十台，骚乱共造成150余人受伤。

事后，瓮安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政委、局主流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引导作用□何南观（达州日报社，四川达州635000）传媒研究622011年第1期总第295期传媒研究长均被免职。

主流媒体，突发群体性事件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声音近年发生在我国的众多群体性事件，在其形成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主流媒体的声音缺失。

正因为主流媒体声音的缺失，才任由各种谣言甚嚣尘上，任由网络围观、围攻，一件件小事情才不断发展为一件件恶性事件。

是什么导致主流媒体声音的缺失?笔者认为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地方党政部门对主流媒体管得太死，新闻监管体制没有与时俱进。

重大新闻事件报告制，本是没错，但当前的信息爆炸时代与过去一个地方“一报一台主天下”的格局有着天壤之别。

当一件重大新闻事件的报告还摆放在领导的案前等待审批时，网络上各种信息已传得满天飞，而且事件的真相被传得支离破碎。

二是地方个别领导思想不开放，解决处理突发性事件的能力欠缺。

辖区内一发生不好的事件，就惊惶不安，对待新闻媒体如临大敌，对各种信息实行堵塞政策。

出于自身的利益，各级政府和官员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上级党委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知道。

正因如此，有许多可以化解的事情，由于错过了最佳处置时机，使事件的发展走入“起因都很小—基层反映迟钝—事态升级爆发—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的怪圈，集中暴露出应急处突能力的薄弱。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曾指出：“突发事件的新闻处置得不当，往往是对我们伤害最重的。

”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们政府的形象毁坏到极点，把我们平时做的大量正面宣传一笔勾销。

长期以来，在全能政府理念之下，我国的公共危机应急管理体系仅仅存在于政府行政系统之中。

这种一元性的危机应急反应结构强调的是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对抗击公共危机进行全面地安排，而各类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公众以及舆论处于被动处境之中，从而使抗击公共危机实际上变成了政府内部的事务。

主流媒体的及时介入，还有利于改变突发群体性事件中信息的不确定性和不对称性，消除信息危机。

突发事件的信息危机起于谣言和小道消息，盛于社会恐慌，终于信息的公开、透明。

信息越公开、越充分、越及时越好，越有利于尽快妥善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

而解决突发群体性事件信息的不确定性和不对称性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提供、坚持和把握正确的舆论，疏通突发群体性事件的信息发布渠道，尽最大可能消除流言蜚语、小道消息、谣言传言的生存空间和传播空间。

2010年6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删出了此前针对新闻媒体的相关罚款规定，对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者代之以新的处罚性条款。

政府解除突发事件应对管理过程中原来对媒体设定的禁令，为主流媒体在突发群体性事件中发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必要的条件，同时彰显了主流媒体作为社会守望者的重大责任。

主动有为，提升突发公共群体性事件的舆论引导力突发公共群体性事件中媒体的舆论引导力，是应对危机、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

影响媒体舆论引导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由于突发公共群体性事件的特殊性，媒体舆论引导区别于常态。

其次，媒体环境和媒体自身特点也对舆论引导提出了要求。

其三，媒体必须在与政府、受众以及其他媒体的互动中产生共鸣，如此方能形成舆论合力。

相对于网络、手机等新兴传播手段而言，报纸、电台、电视台等传统主流媒体有其传统优势，广大受众对权威主流媒体的信任度暂时是无法替代的。

所以，在突发公共群体性事件中，主流媒体要主动出击，主动有为，占据舆论制高点，为阻止和化解群体性事件向恶性事件发展作出最大的努力。

1.遵循新闻规律，提高报道的时效性和内容的透明度，把握舆论引导主动权在信息化加快、传媒多元化的时代，遇有重大突发事件，“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

主流媒体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冲破封闭的新闻理念的束缚，把握政策空间，争取第一时间、第一空间、第一现场、第一高度，抢占第一落点，掌握舆论主动权。

2007年1月17日下午4时许，四川省达州市辖下的大竹县因一酒店女员工不明原因死亡，引发一起群体性突发事件。

事发时酒店被抢砸烧，消防车被砸，谣言四起，不少市民不明真相纷纷起哄，网上对此事也吵得沸沸扬扬。

事件给达州和大竹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和巨大的经济损失，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事态发展的关键时刻，亲临现场指挥的达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果断决策，要求达州日报社立即开办《达州晚报·大竹特刊》，迅速占领舆论阵地，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把事件的真相及时、准确、全面地告诉公众，有针对性地把道理讲明白、说清楚，疏导情绪，化解矛盾，引导广大群众自觉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

达州日报社主要领导亲自组织10多名精兵强将，兵分多路冒着生命危险深入一线，采写了大量第一手客观翔实的稿子。

与此同时，报社大本营也组织了一批最优秀的编辑，加班出版《达州日报·大竹特刊》。

参与此次特别报道的采编人员，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凭借过硬的业务水平，在极短时间内高密度地出版了28期《达州晚报·大竹特刊》。

不仅报道事件的真相、事件的进展以及中央和省、市领导对事件的关注，还以大篇幅刊载了最近几年来大竹县取得的可喜成就。

特刊采用消息、通讯、特写、图片等多种报道方式，获得了图文并茂、主题突出、导向鲜明、通俗可读的宣传效果。

当代表党委政府权威声音的《达州晚报·大竹特刊》，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大竹后，一时“洛阳纸贵”。

广大竹城市民通过特刊及时地了解了整个事件的真相，看到了党和政府为事件处理付出的努力，也懂得了珍惜大好发展局面的重要性。

随着人们理性的回归，围观群众逐步散去，事态逐步得到控制，事件最终得以平息。

可以说，达州日报社大规模、全方位、有深度的强势舆论引导，为这次突发群体性事件的顺利处置争632011年第1期总第295期媒体舆论监督的现状与趋势□张启民刘雪燕（通辽日报社，内蒙古通辽028000）得了主动。

事后，达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向志对报社的编辑、记者们说：“你们办一张特刊，真的是帮了市委、市政府的大忙，胜过千军万马。

”2.贴近舆情和民情，增强热点引导重大事件关注度高，传播速度快，如果不及时对发布不正确的消息加以引导，就会扰乱人心和社会，干扰整个工作部署。

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波特说：“流言传播的速度=问题的重要性×公众不了解的程度。

”因此，突发事件发生后，作为主流媒体，一是不失语，二是不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