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1)

内容摘要： 20世纪90年代，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从个体行动者与法人行动者出发，试图整合社会学理论微观主义与宏观主义，因而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

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是包括行动系统、行动的结构、行动的权利以及社会最优等四组基本概念构成的。

理性选择理论不仅要分析个别行动者的行动，而且要努力能够从对微观行动的分析上升到对宏观社会结构的分析，这集中体现在对法人行动分析。

因为法人行动不只是分析行动系统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更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和显著特征之一。

但是，他的理论忽视了行动者的偏好、欲望以及心理预期，忽视了感性选择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体行动以及社会行动的制约作用。

关键词：科尔曼理性选择社会行动西方社会学理论孔德以后，受二元论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一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理论研究理路。

那就是单子论与整体论、还原论与有机论、个体论与系统论、行动理论与结构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也就表现为微观与宏观的对立。

理论研究过程中二元对立倾向越来越引起许多社会学家的不满，他们纷纷从各自的研究旨趣出发试图综合社会学理论中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之间的鸿沟，努力实现社会学理论的统一与整合，帕森斯就是其中的代表。

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因其过分专注于社会结构与功能之间的有机整合性、社会发展的和谐性而忽视了社会事实之间的冲突与不一致性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和批判。

这诚如吉登斯所言，“在二战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整个世界的社会学都为美国社会学所主宰，社会学理论中深深地埋下了帕森斯的印记。

现在回过头来看，帕森斯思想享有的声望未免太高，因为他那种抽象、含混的风格引起许多人的麻烦。

”（1）这样，反思社会学功能主义研究理路、寻求社会学方法论突破、构建真正能够反映与把握社会现实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就成了帕森斯以后社会学家共同的心声。

从50年代到80年代，在批判帕森斯功能理论基础上美国社会学界群星璀璨，但都是过眼烟云、稍纵即逝。

到了80年代，整个社会学界日益出现了微观与宏观整合趋势：整体主义、宏观主义社会学理论试图引入个体心理学理论，而个体主义、微观主义社会学理论则不断扩大自己的理论视野，试图将社会系统与社会结构纳入到自己的理论范围之中。

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成为杰出代表，他1990年出版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正是努力实现微观与宏观的整合。

为此，他的导师罗伯特·默顿曾经这样高度评价这本著作：“自半个世纪前帕森斯所著《社会行动的结构》问世以来，这本书是有关社会理论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科尔曼教授在分析批判传统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新的社会行动理论。

他对法人行动者的分析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新思维”。

（2）一、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基础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建立在某种基础之上的，理论基础构成了该理论生长的关键。

总体上看，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主要有三个方面，那就是经济学基础、社会学方法论基础以及交换理论的基础。

一段时期以来，理性选择理论试图运用经济学“合理性”概念对社会行动与社会秩序做出新的解释。

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假设占据了主导地位。

亚当·斯密认为人的理性就在于他能够在对各种利益的比较中选择最大的利益，以最小的代价实现自身最大的需要。

斯密同时认为，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是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的，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实现个人选择的最优组合，从而实现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的有机结合，进而使整个社会富裕起来。

新古典经济学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他们认为：个体行动是理性的；个体可以获得足够的、有关周围环境的各种信息；个体可以根据所获得的各方面信息进行理性地计算和分析，从而按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目标选择决策方案，以获得最大效用。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尽管存在很多缺陷并且得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经济社会学家们的修正，但是这种“经济人”、“理性人”的思维方式却为所有的理性选择理论者所继承和发展。

也正是在上述经济社会学理论基础上，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以“理性”为基础解释了个体的目的性行动以及在此基础上有目的的选择。

从方法论上说，科尔曼“采取个人主义方法论。

”（3）事实上，理性选择理论并不是一种解释行动理论，而是解释和说明社会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功能发挥的理论。

科尔曼指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解释社会系统行动。

在他看来，社会学史上主要有两种解释模式，即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解释方法。

整体主义方法论侧重于对不同系统的同一行为进行样本分析或是对一个系统在某个特定时期内不同行为进行分析，因而忽视了系统的内部层次，特别是忽视了个人行动层次而缺乏解释力。

方法论个体主义是用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如个体行为)来解释系统行为，它可以根据所要解答的具体问题来选择令人满意的解释层次。

因而科尔曼选择了个体主义方法论，他称之为“系统行动的内部分析”。

此外，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还受到霍曼斯、布劳的交换理论以及纳什的博弈论影响。

这些理论不仅注重经验分析和逻辑分析的统一，而且还注重从人与人的交换中分析社会系统和社会整合，强调个人行动是社会行动的基础，通过个人能动性的社会行动可以形成整个社会行动。

这有助于对个体社会行动和宏观社会现象做出解释。

二、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内容科尔曼认为，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解释社会行动系统，即解释社会现象、分析社会事实，而不只是解释个体心理活动。

但是，要想解释社会现象就要借助于对个体行动的解释，即通过对个体行动的分析去说明“处于宏观水平下的个人行动以及这些行动是怎样构成宏观社会现象的”（4）。

为此，科尔曼说道：“本书认为，如果社会理论的目标是解释以个人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活动，理解个人行动便意味着寻找其隐藏在行动内部的各种动机。

所以，解释社会组织活动时，必须从行动者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行动。

换句话说，局外人认为行动者的行为不够合理或非理性，并不反映行动者的本意。

用行动者的眼光衡量，他们的行动是合理的。

”（5）总结起来，他的理性选择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理性选择理论包括行动系统、行动结构、行动权利以及社会最优等四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构成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

第一，科尔曼认为，行动系统包括行动者、资源和利益等三个基本元素。

行动者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具有目的性的理性人”，他们都有一定的利益偏好，从事着各种经济社会行动。

在一个社会行动系统内部至少要有两个行动者，“而且每个人都控制着能使对方获利的资源，这样他们就必须从事与对方发生关系的活动。

”（6）科尔曼认为，行动者的行动有其自身的特点从而形成三种不同的行动类型：行动者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控制着他能够从中获利的资源。

“由于行动过程中只有一个行动者，所以这种行动不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各个行动者能够用最小的成本去控制着使自己获利最大的资源，此时，“行动者利用自己控制的与自身无益或益处不大的资源与他人交换，而那些人则控制着能使他获利最多的资源”（7）；行动者让渡自己控制的、能够使自己获利的资源，这种行动在社会系统中十分普遍，因为行动者期待着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

资源的种类也有很多，包括财富、事件、物品、信息、技能、情感等。

资源是行动者进行行动的条件及保证，它们也可以划分成三种类型：私人物品、事件和某些专长，这些资源具有“可分割性、可转让性、可保留性、即时交付性和无外在性等性质。

”（8）而行动者的利益则由一定需要与偏好构成，它包括物质的、精神的以及社会的需要与偏好。

在行动系统中，行动者与资源之间的关系是控制关系与利益关系，一般情况下，行动者并不能控制满足自身利益的所有资源，许多资源是由其他人控制着；同样，行动者也控制着其他人所需要的某些资源。

因此，两个以及以上的行动者就可以交换资源，以此来满足各自的利益，这样就产生了人际互动。

第二，社会系统内部存在着不同的行动结构，这是由于各种行动中包含的资源、行动以及行动的背景不同引起的。

科尔曼指出，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与私人行动不同，前者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关系：“交换关系、市场、分离的权威关系与权威系统、共同的权威关系与权威系统、信任关系与信任系统、规范形成结构、集体决定结构即集体行动和法人行动。

”（9）为此他用了大量的篇幅（从第一编到第三编）详细阐述了社会系统的各个行动结构。

在科尔曼看来，交换关系最能够说明行动者之间的社会结构。

因为最简单的行动系统是两个人之间进行资源交换。

在资源交换过程中，每个行动者通过交换总想为他人也为自己带来好处。

因此，人们通常认为这种交换不仅是自愿的而且是双赢的。

可是一旦交换超出经济领域进入到非经济领域，那就意味着“交换可能进入非自愿的、强迫行动领域，威胁和允诺都被看作交换。

”科尔曼举例道：“例如，一个小孩把衣服扔在地上，家长威胁他：如果不检起来就打屁股。

因为家长凭借体力和对孩子的法律地位，拥有这种权利。

于是，孩子拾起了衣服，家长的利益得到了满足。

这样，作为交换，家长暂时放弃了打孩子的权利”（10）。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不是发生在真空中，在现实生活中，交换是以群体内部的竞争与选择为前提的。

这往往意味着通过限定某些行动者及其资源就可以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亚系统”，“从而可以研究存在于整个社会系统中的特殊活动。

”由于存在着以获取资源及利益为目标的竞争，“亚系统中进行的交换就要相互依赖”，而这个系统外部的行动者与资源则可以看成交换的环境。

这样，在一个初级的交换系统中就包含着三个基本要素：“行动者、资源以及法规”（11）。

第三，行动的权利。

科尔曼指出，“在社会系统的研究中，权利的分配是极其重要的问题。

”（12）在日常生活中，各种集合在一起的权利如财产权、使用权以及消费权等都可以被分割。

其中私人物品之间的权利比较容易分配，而有些财产或物品难以准确地被分割，另外有些物品则无法分割，在两种情况下，行动权利的分配往往引起争论。

例如，一个农场主尽管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是在这片土地中所埋藏的矿产开采权则不属于这个农场主，通行权也是如此。

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也提出类似的观点。

当然，科尔曼承认，既然“一种物品中包含着各种权利，它们可以分别为不同的行动者所掌握。

”（13）因此，“社会交换理论应当研究的不是有形的事物而是行动的权利。

”（14）例如在空中，飞行员有权控制飞机，但是当飞机接近机场时控制权则掌握在飞行指挥塔的指挥员手中。

这说明，行动的权利是可以让渡、可以被分割的。

科尔曼认为，权利的获得取决于两个方面：权力以及他人的承认。

“一个行动者可以要求采取某种行动的权利，但如果其他人不承认他的要求，他就无法获得那种权利”，而只有当“行动的后果与他们无关时，他们才有可能承认他的要求”（15），尽管行动者本人没有足够的权力确保他的行动。

第四，社会最优状态。

按照斯密的观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每个“经济人”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走向并非是他所期望的终点，从而达到社会最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