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抗日救亡歌曲 品民族精神之魂

听抗日救亡歌曲品民族精神之魂
从 1931年“九一八”，到 1945年 9月 3日日本签订投降书，中国人民的十四年艰苦抗战，对于中国现代音乐史来说，却是一个空前的“黄金时代”———因为在这个历史时期当中，全民族的无比激愤之情，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音乐灵感源泉。

这个源泉滋养了至少两代中国音乐家，他们也许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好的音乐家。

在他们当中，既有像黄自、冼星海这样接受过西方音乐大师严格正规系统教育的、艺术功底深厚的专业作曲家，也有很多主要依靠天才、依靠灵感而创作出优秀作品的音乐作者，甚至还有不少属于音乐爱好者。

他们从全民族抗战这一共同源泉中吸取的创作灵感，使他们创作出了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优秀的音乐作品。

下面，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以下这些音乐形象最为鲜明、传唱最为广泛、艺术魅力历久弥新的杰作，通过音乐这一小小的侧面，回顾中华民族那段伟大的历史吧。

黄自
提到中国的现代音乐，就不能不提黄自这个杰出人物。

这位留学于德国柏林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的“秀才”，被“九一八”日寇的炮声惊出了象牙之塔，毅然出手创作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救亡歌曲，而且出手就不凡：
———《抗敌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刚刚过去两个月，这首歌就在黄自笔下问世了，可以说是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抗日歌曲。

这是一首四声部的合唱曲，单二部曲式。

原名就叫《抗日歌》，但因为当时的蒋介石当局怕刺激日本，才改为现名。

歌的确是首好歌，唯一的缺憾是歌名有点词不达意。

其实，强盗就是强盗，你刺激与不刺激他都一样。

你越是对他含蓄，他越认为你软弱可欺。

———《旗正飘飘》
1933年写成，次年发表，并被用做电影《还我山河》的插曲。

这又是一首四部合唱，风格却与《抗敌歌》迥然不同，曲调是激昂悲壮的，“国破家亡，祸在眉梢”，悲愤之情无法抑止。

聂耳
中国现代音乐史对于短命天才聂耳的形容已经非常多了，在他短短数年的创作生涯中，留下的短小作品曲曲精彩，令人过耳难忘，《开路先锋》、《新女性》、《大路歌》、《毕业歌》、《前进歌》、《卖报歌》……句句感人肺腑。

多数人公认，尤其以《开路先锋》、《毕业歌》和《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作，后两首则又是最为著名的抗战内容的歌曲。

———《毕业歌》
“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肩负起天下的兴亡……”聂耳在这里显示出了一个旋律大师的非凡天才，我相信任何一个青年人在第一次听到这旋律的时候都会精神一振。

没有人不喜欢这样的旋律，没有人记不住这样的旋律，尤其在中华民族这个特别重视旋律的民族，一首好歌首先意味着要有经得住万人传唱的旋律。

———《义勇军进行曲》
这首本来作为电影插曲的歌，后来有幸成为了四分之一世界人口的国歌。

从音乐角度而言，此曲高就高在“中西合璧”———把中国的民族传统五声调式，与西方音乐的表现形式（大三和弦基础）有机地结合起来，一经问世，立刻成为最有影响的抗战歌曲。

选此曲为国歌（一开始是代国歌），思路与法国的《马赛曲》相似，都是以一首历史上著名的歌曲，来突出居安思危的意识，那边是“前进，祖国的儿郎”，这边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应该说，这是非常有远见的。

阎述诗———《五月的鲜花》“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浸透了志士的血……”这就是一首典型的由音乐爱好者创作的优秀歌曲。

阎述诗是沈阳人，是被迫迁入关内的原东北大学的工作人员， 1935年年底的“一二九运动”激发了创作灵感，正好有诗人光未然（也就是《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的诗《五月的鲜花》可供谱曲，于是一拍即合，得以迅速传唱。

冼星海
中国的现代音乐家，从师承关系上来说，没有人比冼星海更有来头了———他是法国印象派音乐大师杜卡斯（著名的《魔法师的弟子》的作者）的学生，不论是作曲技法，还是音乐情感因素的使用，都是第一流的。

他虽然也没有跳出“作曲家短命”的怪圈，但身后留下的音乐作品宝库已经蔚为大观。

创作体裁很多样，从交响曲、狂想曲、大合唱，直到歌曲，均有杰作，而这些杰作都脱离不开抗战这一大背景。

———《救国军歌》
“枪口对外，齐步前进。

不打老百姓，不伤自己人……”这是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冼星海在上海工作时写出的第一首流传甚广的抗日救亡歌曲，时间是 1936年。

由于当时全面抗战尚未爆发，爱国青年的救亡要求还得通过街头游行抗议的方式来表达，这首歌就是为游行而作的。

为了便于传唱，一开始写成了一个单声部的齐唱，后来改编成了四部合唱。

———《到敌人后方去》“不怕雨，不怕风，抄后路，出奇兵，到处有我们的游击队，到处有我们的老百姓……”这歌曲豪迈、富于动感，让人感觉作曲家一定有现实生活体验。

其实不然，冼星海是在武汉的国防部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为厅长）工作时应邀创作的，但依靠着天才作曲家所特有的想象力，创作了这首流传极广的抗战名曲。

———《在太行山上》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教儿打
东洋……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叫他在哪里灭亡……”这首歌光是歌词就已经有不少属于名言了。

这也是在武汉时期应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而写的，他当时既不是共产党员，更没去过太行山，但仍然能写出这样生动感人的曲调。

与一般救亡歌曲常见的进行曲节奏不同，这首歌一开始更像一首虔诚的圣咏，感染力隽永绵长，后半部分激昂奋进，令人热血沸腾。

———《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以黄河这一中华民族的象征性符号为背景，热情歌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痛诉侵略者的残暴和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广阔地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图景，并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了民族解放的战斗警号，从而塑造起中华民族巨人般的英雄形象。

这种英雄形象不是具体的某个人或某件事，而是一个民族的整体，因此，抗日军民在传唱它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人人在其中，身临其境，声声在心头，心潮汹涌，对于鼓舞军民士气、激发爱国热情，作用极大。

而且，由于它的集中意象是黄河这样一个民族象征，又是可以超越阶级和意识形态，把全民族的力量凝聚在一起的。

西方音乐中有一种体裁，习惯上音译为康塔塔，实际上就是由器乐曲、独唱、重唱、合唱组成了一组套曲，巴赫创作了数以百计的康塔塔，是这方面的顶峰。

而我们叫“大合唱”，《黄河大合唱》是我们这边的顶峰。

四部混声合唱《黄河船夫曲》，先声夺人，通过人与自然的搏斗，揭示了一场伟大斗争的序幕。

男中音独唱《黄河颂》和女高音独唱《黄河怨》，都是将民族音乐的精华与西方音乐的强大表现力结合起来的典范，前者熔铸了德奥宗教音乐的庄严神圣，后者吸取了意大利歌剧音乐的戏剧性。

女声二部合唱《黄水谣》，抒情性极强，优美动听，变奏之后情绪一转，造成了令人难忘的反差效果。

《河边对口曲》，即“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通过最为简单朴实的歌词和曲调，达到了大俗即大雅的境界。

终曲《怒吼吧！黄河》，运用了多种音乐艺术的表现手段，是全曲的一个总结和升华，虽然其流行的程度不如《保卫黄河》，但其音乐表现力之强大有过之而无不及。

要说《黄河大合唱》的影响有多么大，我们可以举一个有趣的例子。

西洋音乐中常用的一种复调手法叫做“卡农”（我们叫“轮唱”），《黄河大合唱》当中《保卫黄河》一曲就用了这种卡农的手法。

结果，抗战之后的许多合唱歌曲，都喜欢来个卡农或叫轮唱，其实从音乐本身来讲，那些歌曲的曲调并不适合使用这种表现手法。

这件事从反面也说明了《保卫黄河》在普通群众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重要。

《黄河大合唱》几乎是十全十美的。

唯一的一点缺憾，是诗人光未然写的歌词，多少有一点啰嗦，不够精炼，诗的韵味不够足。

张寒晖
———《松花江上》
又一个音乐爱好者在环境的影响下，灵感被激发，创作出杰出作品的例子。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使这位一直以排演话剧为主的青年教师写出了这样催人泪下的歌曲。

据说，张寒晖加入新四军后，有一段时间被送到延安“鲁艺”，专门接受音乐训练，结果，反而再也写不出《松花江上》这么动人的曲子了。

对于音乐家来说，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灵感。

麦新
———《大刀进行曲》
麦新本来是词作者，作曲只是偶尔客串一下，岂料，“七七事变”爆发，二十九军的“大刀兵”们那股冲天的豪气一下子把他给吸引住了。

这首至今都非常流行的歌曲，当时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

歌曲的起始句，本来是三个时值等长的音“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可是群众一传唱，变成了切分音“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麦新一听，这个切分音的表现力可是比原曲强多了，于是从善如流，改成了现在的样子。

从此，这首《大刀进行曲》传遍整个抗日战场，直到和平年代，仍然是最流行的抗战歌曲，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场合。

皆因其特别的节奏，具有超常的激情。

贺绿汀
———《游击队歌》
贺老本来是以写那些风花雪月的小资歌曲见长的，而且曲调风格显得有些雷同和单一（《春天里》、《读书郎》等等，总是一个味儿，而且唱着唱着就容易串调），但这首《游击队歌》除外，写得真是漂亮。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不论你是什么出身、什么背景，审美观念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可能在同一个灵感源泉的刺激下，写出充满战斗激情的作品。

吕骥
———《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曲调铿锵，庄严雄壮，简称“抗大校歌”，直到解放后还一直传唱多年，是军队当中（特别是各类军事院校）特别流行的曲子，有时阅兵仪式也经常使用，足见其价值。

这位后来长期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作曲家，最著名的作品就是这首《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了，其次是《保卫马德里》。

他后来也给一些高校写校歌，但没有一首能比得上这首。

大概也是因为当时抗战的土壤已不复存在了，离开了创作土壤，艺术家也就失去了一半以上的艺术灵感。

何士德
———《新四军军歌》“北伐进军武昌城下……孤军奋战罗霄山上……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铁军”出身，再加三年游击战，新四军“血统高贵”，日后战功卓著，这首歌从作词到作曲都堪称是精雕细刻，结尾处三次模进，把“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推向高潮。

歌词是新四军领导集体磋商的结果，但执笔者仍是元帅诗人陈毅。

《新四军军歌》的音乐，写得比郑律成的《八路军军歌》要成功，但八路军以另一首《八路军进行曲》替代了“军歌”。

郑律成
———《八路军进行曲》
不论是《八路军军歌》还是《八路军进行曲》，都是出生在朝鲜的中国籍作曲家郑律成的作品，原本都是属于《八路军大合唱》中的选曲，其中最成功、最流行的就是《八路军进行曲》，也就是我们人人熟悉的“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随着抗战胜利，八路军番号成为历史，这首歌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建国后的 1951年 2月 1日，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中，将它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