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利史研究的近况及新动向_森田明

2011年5月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May，2011第34卷第3期Journal of Shanxi University（Philosophy＆Social Science）Vol．34No．3·历史学研究·水利社会史研究·

中国水利史研究的近况及新动向

［日］森田明

（大阪市立大学，日本大阪テ619－0231）

孙登洲1，张俊峰2译校

（1．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太原030006；2．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太原030006）

摘要：以往中国水利史研究多侧重于国家治水、水利工程技术领域，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水利史研究出现了从治水社会向水利社会转换的新动向，水利社会史研究成为当前中国水利史研究的热点。中国学者在开展水利社会史研究的过程中，注意以水利为纽带开展综合性整体性的研究，区分不同类型水利社会的特征，讨论水利共同体论等理论焦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水利史的研究，有益于中日学者间问题意识之明确、更多的合作、交流与对话。

关键词：中国；水利史；水利社会；类型；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C9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35（2011）03－0087－05

一以往的水利史研究

提及中国的水利史研究，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兴起于海外的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治水理论。他认为，东方社会的形成、发展与治水是密不可分的，由于大规模地修建水利工程和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专制权力的存在不可或缺，中国属于治水核心区域，并将中国视为治水社会。该学说曾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而后受到集中批判，其影响力正在消亡。就现在来自海外的影响力而言，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正受到人们的关注。其具体情况在后文论述中，将进一步加以阐述。

在中国内地研究方面，有堪称经典的郑肇经的《中国水利史》（1939年）与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1935年）。尤其是后者，从广阔的视野就中国史的内部进行了考察，主张重视水利和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在其《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中指出，如果没有以上二人的水利史成果，他本人的著作是不可能完成的。［1］95

新中国成立后的水利史研究，在经历短暂的停滞后，战前设立于南京的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于1978年在北京得以恢复，推进了新的水利史研究。紧接着，1982年成立了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全国范围的研究活动得以展开。［1］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已于1965年成立，与上述这些公立的研究组织进行了学术交流并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

1970年代末以降，中国实施积极的经济发展政策，基于该政策，水利史研究作为水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等现实课题的一环，是以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另一方面，历史地理学领域的农业水利、古运河、城市等传统水利史研究也在开展。［2］而在日本的水利史研究方面，围绕“东洋专制国家”论的争论以及木村正雄的学说———“治水灌溉就是中国古代国家的基础”引起了反响。关于明清时代，自1950年代起，围绕所谓的“水利共同体”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同时在当时的日本，从总体上而言社会经济史仍占据主流，水利史研究也与研究传统的治水、河工、漕运等历史地理的研究一起，开始更多地关注其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两者虽在若干问题意识上存在分歧，但在彼此交流过程当中取得了相互补充的效果，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身为当时中国水利史研究第一代领军人物，姚汉源的《中国水利史纲要》（1987年）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在姚氏的自序中这样写道，“本书比较注意工程之兴废，稍及政治经济与水利之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但远远不够，不能成为从经济发展看的水利史，仅能为关心这一问题的专家提供资料而已”。［3］从姚氏的言辞中可窥见其对当时水利史研究的弱点和偏重的些许自省。

随后，周魁一继承了姚氏的理论，以周氏为中心，水利史研究得以积极向前推进，但研究的内容基本上是将治水、水利工程中的技术性研究作为重点课题，姚氏的期望仅止步于萌芽，其期望的明确仍需等待若干时日。水利史研究还承担

收稿日期：2010－12－20

作者简介：森田明（1929－），男，日本奈良人，文学博士，大阪市立大学名誉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明清社会经济史、水利社会史研究。

着为大坝等基础设施建设服务的使命，从这个使命而言，这也难以避免。

二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的转换

步入1990年代，服务于政策性课题的水利史研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政治、经济的稳定，由隶属于各地的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个人或共同研究项目主导的自由的、主体性的水利史研究也开展得非常活跃。这是由于国内研究环境的完善所致。

如上所述，姚汉源期望从整体上、综合地把握水利与政治、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而研究新动向的萌芽就位于姚汉源这一观点的延长线上。进而言之，就是要阐明历史上的地域民众的自主社会意识与活动力的发掘以及自觉过程。就其具体的研究方向而言，行龙通过华北水利史研究，明确地提出“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认为较之以前，现在研究的视野发展到了一片水阔无边广阔无垠的学术领域。行氏所主张的“水利社会”概念，指的是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认为该区域性社会是一个以水利为核心、包含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民俗、环境等因素的综合有机体，主张从人口、资源、环境角度去研究水利社会的形成与变化，也就是所谓的水利社会史的研究。［1］96与之相关，钱杭亦在浙江萧山湘湖研究中提出水利社会（集体）的概念，其内容跟日本学者长濑守的“水田社会”概念相近。长濑守认为，“以水稻种植为生产基础，通过水稻种植，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联动，形成一个有机的连带区域。因此从中就可以发现具有各种各样的传统价值体系，由于水的关联，又具有类似性、共通性的社会存在。”［4］但是钱杭认为，与长濑守的概念相比，自己的水利社会更在于对特定区域中独特的制度、组织、集团构造的形成、发展与变迁这一综合过程的把握，总之是以水利社会的历史作为研究目的。钱氏将其基本问题具体化，指出水利集体的研究范围是该区域的土地问题、村落关系、国家权力的介入方式、水权的取得与界定、设施的经营方式等等，尤其是集体内部的自律性（包含形式、内容、调节过程）、公权力的存在形式等等是最重要的问题点。［5］可见，两位学者在水利史研究的努力方向上大体是一致的。

不可否认，进行中国水利史研究并使之转换为一个新动向的要因就是中国国内的主体性条件，但另一方面受日本中国水利史研究的影响也不少。张俊峰就将日本中国水利史研究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战后的停滞论、60－70年代的共同体论、80年代以后的区域社会论，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学者最关注的是以水利为媒介实现了何种社会关系或者是关注其生态的变化，就地方行政与地方精英的职能、资源与人口等的关系也有所涉及。研究的焦点多是水利共同体的问题。水利组织与村落、国家三者的关系、水权的归属是官还是民（共同体）等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的区域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具有具体的、直接的参考价值。［6］从这段话来看，近来中国水利史研究的问题意识的转换，显然受到日本中国水利史研究的影响。

三水利社会史的成果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水利社会史研究这个新研究课题的开展，不仅使对象领域得以扩大，在资料状况、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都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

下面就介绍一些个别的研究及其具体的成果。

步入21世纪，最初发表的、具有象征性的成果就是中法两国研究机构的合作研究项目，自1998年起历时5年的《华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的调查研究。该研究是由广泛的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对山西、陕西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所取得的成果，并由中华书局于2003年出版了《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全4集）。关于该资料集的详细内容与特色，在拙著《山陕民众与水的生活》一书中已进行过介绍，故在此仅作简单描述。首先将调查的对象设定为华北地区水资源极其缺乏的山西、陕西基层社会，从历史、地理、社会环境的各个方面就民间用水活动进行了调查。研究方法是通过实施田野调查，收集从未发掘的被称为“民间文书”、“地方资料”的水册、碑刻、传说，而后就此进行分析，就区域民众的用水观念、水资源的分配、共用相关的集体行为、作为不灌溉（生活用水的使用）组织的村社组织等进行考察，弄清了迄今为止尚不明了的地方社会用水体系的实态。在方法论与研究资料方面，这些成果都处于领先地位，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动向。

这个成果之后紧接着就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研究。该中心同样也是研究华北水利社会史，利用地处当地的有利条件积极进行研究。他们也是通过实地调查，收集碑刻、水册等原始资料，试图弄清从来未知的末端河川、山溪泉水的使用方法以及水利祭祀等的具体实态。该中心的代表行龙先生，对治水社会进行了批判，主张将以水为中心形成的区域社会称之为水利社会，并从人口、资源、环境方面去考察该区域社会的变化。张俊峰继承了行龙的理论观点，对水利社会的实态分区域进行了更详细的探讨，基于各自的特征进行了类型性的考察。［6］显然，包括其他诸种研究在内，山西、陕西区域现今进行的研究，均将研究的重点置于研究水利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农村社会的变迁相互关系这一新动向之上。

由于资料的关系，以上诸研究多集中在山西、陕西区域，这也是不容否认的。虽说资料环境、研究对象有所不同，但是就问题视角、研究方法而言，与上述华北研究情况基本相同的新动向也波及华中、华南区域的研究以及相关学者，这是很值得关注的。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钱杭的研究，他的研究以浙江萧山县的湘湖水利为研究对象。就钱氏的水利社会的概念而言，如前文介绍的那样，通过引进水利社会这一概念，就以湘湖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库域社会）及其变迁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取得了很吸引人的成果。在其著作的开始部分，他写道：“旨在从水利社会史的角度来阐明湘湖水利，而不是将湘湖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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