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儒家文化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
作用及其启示
摘要：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实现的，而中国和日本的文化背景都是儒家文化，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因此研究日本实现现代化的文化背景对我们有直接意义。

关键词：儒家；日本；现代化；启示
一、引言
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兼容并蓄的大中华文化圈，自古以来，中日两国的交流关系则极其密切，日本地处大中华文化圈核心的边缘，从文字开始，日本在宗教，科技，政治制度，生活习惯等涉及到一个国家文化的每一个方面都受到了中国文化极其深远的影响，从有文字记载以来，日本就一直保持与中国文化并行，但同时又有相当程度的滞后，并以这种状态一直延续着自己的历史持续到十九世纪中叶，而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中日两国在十九世纪中期具有十分类似的遭遇：
十六世纪是世界历史进入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时期，西方技术的进步和对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开始体现得十分明显，随着西方在造船，仪器，航海技术和海军装备上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西方对外扩张的石头变得更加猛烈，然而处于东方的中日两国在此时期却都是封闭且保守的，明朝皇帝十五世纪时颁布了禁海令，而清朝更是实行了闭关政策，同样，日本则在17世纪面临西方海上军事技术的威胁时，也开始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闭关锁国，为保社会稳定。

而在1840年，鸦片战争拉开了西方侵略中国的序幕，1854年，日本则也被迫与美国签订了不平等的《神奈川条约》。

可以看出，那个时候，中日两国同处封建社会，同样被日益兴盛的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撞开国门，同样是皇权旁落，同样有一群爱国志士开始主动认知并介绍西方，试图寻求救国之良方，以解祖国的内忧外患，同样处于国家命运、前途堪忧的困境之中，但同样，西方列
强在带来炮火的同时，也传来了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思想，可以说，那个时候，两国也同样面临着发展的契机。

但是，反溯历史的长河，我们看到，就在这国家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两国维持了上千年的发展平衡被打破，中国最终沦为了半殖民地，而日本却成功的充分吸取了先进的西方文明，从而仅用了半个世纪就彻底摆脱了西方的侵略，而日本的经济发展除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遭受到严重破坏之外，在明治时代和战后曾两次出现迅速发展，两度进行了现代化，使得日本一跃成为当今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也成为了从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亚洲唯一实现现代化的国家。

日本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而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对于这一段历史做了详尽的研究，并纷纷著书立说，以期揭示日本实现现代化的原因，诸如“东西方文化的融合”、“西方的技术与日本民族精神”、“无情的贸易战争”、“优良的全民教育制度”、“政府与企业的合作”、“经营管理的现代化”、“调整中的劳资关系”、“民族活力的发挥”等等，因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日本现代化论”。

纵观日本的成长历史，不难发现日本能拥有现在这样的经济成果与先进的文化等瞩目成绩，一方面汲取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思想，而另一方面，对于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与伦理文化的吸收也成为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即对中国传统儒学进行的一番合理改造与整合，使之与民族的伦理道德、行为品质相融合，从而更有力的推动了日本的现代化发展，更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正是日本现代化重要的原动力所在。

二、日本经济腾飞的文化背景，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换与日本的现代化
儒家最早传入日本，可以上溯到公元285年，经朝鲜传入，而直接从中国传入则是始于公元7世纪。

而儒学在日本也经历了初期缓慢，圣德太子时期的发展，江户时代的兴盛到获生徂徕衰落的历史发展过程。

日本的儒学是从中国儒学中吸取营养，并以中国儒学的发展为原动力而逐步成长起来的，而日本儒学却并不是中国儒学原封不动的照搬，而是经过日本文化改造的变型物，因此尽管在获生徂徕时期因为失去了思想和理论的创造力而走向衰落，但只要稍微深入到日本当代的社会生活中，就会发现儒家的价值观与伦理观痕迹随处可见，可见从汉代开始初规模的接触到此后几个世纪的大量吸收，儒家思想在这几百年的积淀中经融合已深深植入了日本文化的土壤之中。

儒家文化之所以可以这么经久不衰，一是因为儒家道德的部分内容依然适合日本独特的社会结构；二是儒家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是作为主流文化的补偿而存在在的。

可以说“当代的日本人，显然已经不再是德川时代他们的祖先那种意义上的儒学门徒了，但是，他们思想上仍然渗透着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念，儒学或许比任何其他传统宗教或哲学对他们的影响都更大，日本人全心全意地接受了现代科学、有关进步和发展的现代观念、伦理道德的普遍原则、民主思想及其社会准则等等，但在这个表层之下，强烈的儒学特性却仍有其潜在的作用，诸如相信政府的道德基础，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强调忠诚，热衷教育和勤奋工作等等。

今天，几乎没有一个日本人认为自己是儒学门徒了，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几乎所有日本人都是儒学门徒。

”
儒家的思想是一种封建的意识形态，从儒家思想中绝不可能产生出现代化社会来，这是不容置疑的，尽管儒家文化也有些普遍性的精华，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促成它的创造性转化，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

我们从日本经济腾飞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根源上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第一，日本注意吸取儒家勤奋刻苦的工作伦理和勤俭节约的生活伦理。

儒家强调勤奋、刻苦节俭、自律的价值观，强调君子要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责任感和舍身取义的奉献精神，以及乐以忘忧的人生追求。

儒家文化基本是一种世俗文化，所以收儒家文化影响的国人基本上是无神论者，这种文化更加重视的是现实的苦乐和对利益的追求，即所谓的专修今生今世，对来世漠然置之，但也不是纵欲而是勤俭节约。

孔子很赞赏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他称赞颜回“贤”，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论语·雍
也》）孔子斥责宰予昼寝，自己主张“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公治长篇五》、《述而篇第七》），而提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这一观点的孟子也同样认为，要成就大业，不吃苦耐劳不行。

儒家文化要求人们要勤奋刻苦，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反对消极遁世和消极无为。

日本则改造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并把它与佛教、道教的思想揉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劳动伦理，在今天，日本人的工作狂热可以说正是儒家所提倡的辛勤劳作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的结合。

当初，德国思想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以为，新教伦理激发了教徒们在振兴企业上的勤奋精神和日常生活中的刻苦耐劳、节俭的清教徒精神，而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东方由于缺乏这种精神所以不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然而在东发儒家强调人们要吃苦耐劳，要发愤忘食和有责任感也是这样一种精神，传统的儒家思想和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也创造了一种文化精神，美国学者彼得·伯格称之为“亚洲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同样促进了现代经济的发展，日本的经济成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这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具体到企业上就是积极进取，不断开阔的企业精神。

日本的企业精神根植于本国文化，吸收美国经济文化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之长综合各而成，是一种东西方文化的合璧，独具特征，表现在：1、“集体主义”的经营思想，它使企业全体成员在感情上相互依赖，行动上休戚与共，这种意识将企业乃这整个国家凝聚在一起，有效的发挥其极大的能量。

集体意识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已经融入了日本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内在准则和自觉行动。

正是由于员工与企业共命运，有了共同的思想和行动准则，日本企业的员工才形成巨大的“合力”，发挥了“整体效应”，实现了“经济效益的最优越化”，才使得日本经济能高速发展。

2、重诚实、讲信用，公平对待各种关系。

从日本人价值观念上明确反映出诚实信用、公平待人、平等竞争的企业经营原则。

例如，日本驻中国电器公司提出：公司的信条是“真心”，真心实意对待客户、对待工作、对待员工、对待股东、对待地区社会。

把企业的目标与整个国家社会，乃至人类的福利联系在一起，是日本企业的最高目标。

3、树立“以人为本”的企业哲学。

企业文化是在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因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企业文化的精髓是员工的凝聚力，充分重视人的因素，尊重人的权利和人格，实行人格化管理，创造条件满足人的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这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

大洋渔业公司提出：“企业最重要的是人。

”日本一桥大学教授伊丹指出，日本企业在战后的成功，靠的是“人本主义经营”的理论。

4、积极引进国外现代管理技术，并加以创造性地运用。

如战后日本企业在引进美国董事会制度中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当时的企业结合了日本实际情况，加以改进，形成了在人员构成和具体职能方面完全不同于美国的“日本式”的董事会制度。

5、日本经济腾飞依靠企业文化的“三件神器”——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和企业工会。

可以看出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日本现代企业的形成，是以日本的国民精神或国民道德为基础的，又大量吸收了美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中的精华，从而形成以人为中心的“人力资本思想”、“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忠诚集团主义的劳动道德观”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企业文化。

其中作为企业文化基础的国民道德，是历史上形成的，以忠、诚、义、俭、勇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国民道德观。

这种道德观，正式日本企业文化形成的核心或基础。

第二、日本十分注意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秩序和政府的权威，政治上的稳定是这些国家经济上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在政治上，儒家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和“思不越位”的等级主义，主张服事君主要“忠诚”，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它维护的是封建制度，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种思想对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假设另一种君不君，臣不臣，社会秩序乱哄哄的的情形，国家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更何谈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

儒家文化强调大一统，强调集中和统一，对于我们今天现代化中避免社会震荡，稳定社会秩序，集中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有重要作用；儒家重视社会和谐的观念、忠诚和仁义礼智信的观念，对于形成守纪律、重团结的局面大有好处，日本的现代化在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家的这种政治文化。

第三、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重新解释了儒家的义利观，这就是合法的谋利，就是“义”，高产乃为善之道，儒家在经济上主张义利统一和经世济民，强调富民是教民的基础。

儒家在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的关于义利观的思想：孔子主张先义后利，认为义是最崇高的，以义制利，在义利关系中是把义放在利上的，他认为发财做官是人人向往的事，但是要求人们应当以正当的手段去追求，去谋利，对于领导者来说首先让老百姓富起来再使他们有教养。

而孟子则认为义利之间是对立的，认为国家危机四伏是人人追逐私利的结果，所以只提倡仁义就足够了不必谈利。

我们应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给予不同的、全面的理解。

日本的成功就是正确运用儒家义利思想的典范。

被誉为日本近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就特别重视儒家的义利观，他结合经营实践，改变了以往人们求义不求利的观点，把义与利、仁与富统一起来。

他认为，过去人们往往倾向于见利而忘义，所以古代圣贤们才极力纠正这一观点，倡导人们不要见利忘义，而要见利思义，圣贤们只是反对那种不义而富且贵的行为，而不是一概反对富与贵，对于合乎“义”的正当的富与贵还是要求之，而且要努力求之。

他将儒家的义与西方的功利主义结合起来，提出道德和经济可以而且必须并存，“高产乃为善之道”。

第四、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重新解释了儒家的教育思想，重视教育投资，变“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则工”。

儒家尊师重教，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是以办学出名的。

他主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学而为圣人”，他十分重视后天的教育，并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方法，他主张不分贵贱的普及教育的思想，即有教无类。

日本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一直十分重视教育，从而为经济的振兴培养了大批合格的人才。

他们认为，如今的经证实经济的竞争，经济的经证实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实际上是教育的竞争。

儒家尊师重教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日本，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五、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把儒家重“和谐”和重集体的思想转化为正在工作中和谐人际关系和服从严格纪律的工作伦理。

在道德观方面，儒家文化强调修养德性和人际关系协调，广义的说，儒家伦理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

说儒家文化是伦理文化更确切些，它比任何宗教和学说都更重视人伦。

儒家文化的中心是“人”，处理的是人际关系。

它强调的就是“和谐”二字，不仅包括家庭内部的和谐，也包括家庭外部的和谐，个人与集体，与国家的和谐，也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和谐，也就是“政通人和”。

在后工业化时代，一个企业重视人际和谐，重视集体的作用和人际关系，就能提高经济效益，加强一个企业的内部竞争力，而儒家思想正是这样一种重视人际和谐的思想，日本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儒家的这一思想，日本企业利用了儒家的“忠”、“孝”思想，战前是忠君，战后则是忠企业，竭尽全力为企业效劳。

三、日本的现代化对我们的启示
在中国文化思想的洪流中，儒家思想同样经历一个起伏的过程，而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新儒学则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题和本位来吸纳、融合西学，寻求中国社会出路的一种文化思潮。

但新儒学却因为它反对民主政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使得它仍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理论和现实困境。

但是，面对现代新儒学的这些理论偏至，我们是否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将其一瞥干净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这样做既不符合历史事实——现代新儒学所秉承的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精神，深刻的塑造着每一个中国人；也不符合我国当前“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文化方针。

马克思曾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所以，包括儒学在内的任何思想文化既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它的发展也必须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

儒学思想在当代社会存在的价值以及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地位问题，取决于它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满足现代化和现代社会的需要。

而通过对日本现代化的评述，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第一、传统的儒家文化并不能产生出现代化社会，但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完全可以利用
其精华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儒家文化是在2000多年前创立的一种封建意识形态，它适应并近乎完美的结合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它必须经过改造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

日本、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这些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没有哪个不是按照现代化的需要去扬弃儒家文化。

现代化大工业要求的精于计算、铁的纪律和严格的责任制往往使人际关系冷漠，使人觉得不近人情，这样往往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和热情地发挥，而儒家文化的重人伦、重人际和谐正好可以弥补现代化大工业所带来的缺陷。

而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激烈的竞争是难免的，有竞争就有失败者，恩格斯说这是达尔文发现的生物界的生存竞争在人类社会的翻版，这在西方社会中往往会导致社会震荡，而新加坡提出关心竞争中的失败者，则可以避免这一问题。

所以，儒家文化及时不能产生现代化，但是在我国，要实现现代化是可以利用儒家文化的。

第二、日本利用儒家文化促进了现代化的实现，但是也没有排斥西方文化，而是较好地处理了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

面对西方文化和儒家文化，它们均是含有不少糟粕但同时也有不少精华，而且我们则应吸收并融合这两种文化的精华，如日本人把人际关系和谐与西方的精于计算相结合；把高产与为善相结合；把重视人的积极性的发挥与重视技术相结合。

将儒家文化注入企业文化中，使硬软件结合，既注重企业的设备，同时又注重充分发挥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的作用，大力的提高了企业的生产力。

第三、日本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利用了儒家文化促进经济腾飞，但是有自己的特点，结合了本国本地区的特点，在日本，它们理解的五伦以国家为本，忠孝一致，忠重于孝。

而同处大中华文化圈中的新加坡则考虑到宗教多元的特性，在解释以五伦为基础的价值观时，还特别加上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一条。

因此我国在结合儒家文化发展经济之时则也应当考虑现今国情，做到因地制宜。

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实现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我们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能回避传统儒家文化，又不能照搬日本的现代化经验，而是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扬弃儒家文化，使其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因素。

比如我们同样应当重视教育，重视社会稳定和秩序，重视环境保护，以及重视人际和谐。

而我国又是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重视集中统一和社会安定将比其他国家更显的重要。

再如，我们讲义利统一，讲的是发展生产力与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这一点也具有中国特色。

总之，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日本的现代化经验以及儒家文化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找出一条适合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