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故事的文化内涵

《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是中华民族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它与《白蛇传》、《孟姜女》、《牛郎织女》被称作我国四大民间故事。

影响广泛久远，深受各族人民喜爱，文学、音乐、歌舞等艺术形式都曾以此为题材创造出许多经典作品，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梁祝文化。

千百年来，它以反抗封建礼教，崇尚爱情自由的鲜明主题，受到大家的喜爱，老幼皆知，传诵不息。

有关梁祝神奇而美丽的传说，从有关史料的点滴记载到民间流传直至搬上现代的舞台银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

从晋代至隋唐的传说,宋代的诗词,元、明的戏剧,清代的歌谣,及至现代的戏曲、影视、小说、音乐、舞蹈等,文艺样式五彩缤纷，梁祝故事被翻译成英文、法文、马来文、爪哇文、巴厘文、马都拉文、朝鲜文等流传至世界各地，该剧不仅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优美动人的故事情节,日臻完美的艺术样式,显耀于国际文化之林，更重要的是该剧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梁祝故事是在梁山伯和祝英台婚姻悲剧的基础上改造、发展、完善起来的,期间的每个阶段的衍变，都是社会与时代的深刻积淀。

故事的叙事方式由一条线索发展成若干条线索，由事件的简单记载发展到全方位勾画渲染，体现了不同时期民间传说叙事艺术的日益多样化与成熟化，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特点。

第一，梁祝故事正面塑造了一个反抗封建礼教、要求男女平等的封建闺阁妇女形象。

故事一开头就展开了尖锐的矛盾—“避婚·求学”，从这里就表现出祝英台强烈的个性和反抗性。

接着中途和梁山伯相遇，一见倾心，草桥结拜，也是从正面来描写祝英台蔑视礼教。

在“书馆谈心”中，同处同宿三年而能纯洁无瑕，两无猜忌，更是一种大胆的构思与创造。

梁祝故事属民间创作，是一个产生于士大夫阶层的故事，一旦流传民间，就引起了本质的变化，经过劳动人民的艺术加工，祝英台的性格，就由一个纯粹的闺阁小姐，逐渐具有劳动人民对婚姻问题的看法和理想。

所以祝英台这个人物，如果同文人创作中的人物：崔莺莺、林黛玉加以比较，较之《西厢记》中的莺莺那样“自见了张生”，就“神魂荡漾”，显得纯洁；较之《红楼梦》中的林黛玉那样抑郁抱恨而死，不敢和封建礼教作正面斗争，显得勇敢。

第二，具有丰富的神话色彩。

梁祝故事是一个民间传说。

传说虽然是神话的发展，但传说和神话仍有区别。

因为传说是历史的，往往与某种场合和真实人物发生关系。

即便是虚构的人物，也要赋予它以姓名和出身、籍贯，如梁祝故事即其例子。

就因为这个缘故，一般传说也从而失掉了神话那种驰骋自如的幻想。

而奇怪的是，梁祝故事却恰恰具有这种神话色彩的幻想，这不仅表现在化蝶的结尾，把难于解决的矛盾加以幻境来解决，使故事结局富于诗情画意，达到抒情和叙事（浪漫和写实）相结合的描写方法的极致；而且在表现人物性格的英雄气概和为人风度上也具有神话人物那种恬静肃穆，充满战斗理想的精神，使理想的神明和现实的人物相结合，使人在纯洁和崇高中感到豪迈和庄严，在剧烈的斗争中感到潇洒和自在。

一句话，梁祝故事是运用神话色彩创造了身心健康而品质高的人物。

同时，因为梁祝二人都具有神话人物的因素，所以当最后“化蝶”的时候，才不显得结构勉强，而是非常自然。

第三，利用民歌的抒情、比喻和重复等修辞手法手法表达人物丰富而又单纯的感情。

民间故事虽然一般不作静止的心理描写。

但是，通过人物的行动和对话来描写丰富而又单纯的感情，不仅能加强人物的真实性，而且能增添故事的风趣。

梁祝故事就充分利用了民歌代替对话的方法。

即使从故事改编为戏曲时，一般也保持了这个特点。

如越剧“十八相送”（其他剧种亦然）一场的唱词：英：过了一山又一山山：行行到了凤凰山英：凤凰山上般般有山：缺少鲜花好牡丹英：梁兄若是爱牡丹，与我一同把家还，我家有枝好牡丹，梁兄要攀也不难。

山：你家牡丹虽然好，路远迢迢怎来攀。

……英：前面还有一口井，不知井水有多深？山：井水深浅不关情，还是赶路最要紧。

英：你看井底两个影，一男一女笑盈盈。

山：愚兄堂堂男子汉，你不该将我比女人！(1)这段对话是用对歌的形式，运用诙谐的比喻来描写英台暗示自己对山伯的爱情和以终身相许的愿望。

这样一方面表现了女子的自尊心，也一方面表现了英台的机智和才华。

再加上对话随着眼前景物而变化，使得情景交融，人物形象也更显得生动多姿。

这种手法和唱词形式，都直接取自民间唱本（民间口头讲述人常常在讲述过程中用有韵的唱词代替对话，这是一般民间故事常采用的手法）。

有的民间唱本除了用对歌形式，还喜欢用十想、十叹、十送、十劝、十哭等重复、递进的手法，畅叙人物的胸怀，起到使故事回肠荡气的作用。

而这种形式很早就影响了梁祝戏曲，如明代传“访友”一折，就采用了这种民歌手法。

我们说梁祝故事是经过劳动人民创造性的发展，那么，在采取民歌代替对话方面，恐怕也是艺术加工过程中一个很大的特点。

总的来说，梁祝故事之所以能流行民间千余年，而且越来越丰富，自然和人民群众不断的加工是分不开的。

这种加工表现在情节的构造上，能在平凡中显现出不平凡；在人物塑造上，能使梁祝两人平易近人而又显得纯洁崇高，生动饱满；在主题思想上，既能鲜明地提出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主张；又具有广泛的反抗一切封建礼教的意义。

所以故事讲述起来，才会显得那样智慧而风趣，乐观而含有辛辣的讽刺意味，悲伤而不令人肠断；换言之，就是故事叙事而不板滞，抒情而不浮泛，热情而有节制，愤怒而不粗暴，失败而具有成功的希望，表现了中国人民群众的美学理想和远大抱负。

不过，梁祝故事虽有这些优点，但到底是产生于封建社会，人物的性格和思想感情与封建礼教思想不能不发生关系，受其影响，因而英台对封建婚姻和礼教的反抗，最后仍不得不表示屈服，酿成悲剧性的结局，这和她的阶级出身、时代局限性是分不开的。

二随着时代的变迁，故事情节的变化体现着人民群众的审美意识的转变。

从《十道四蕃志》、《宣室志》看，这个故事为封建统治者所接受是因为祝英台是“义妇”典范，因而故事的主旨并不是反封建，而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中的“义”。

(2)梁祝故事流传、发展到第二阶段时，与《宣室志》相比，情节增加了很多。

情节的发展，反映了历史生活内容的变化，也反映了人民群众道德观、审美观的变化；情节的丰富，增强了故事的艺术魅力，也使故事的思想内容有了更丰富、更复杂的内涵，比如增加了善恶观念，突出善恶对比。

但总体上看，故事表现的伦理思想，在主人公身上体现的仍是“忠孝节义”：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床三年而不失贞，是节；山伯送英台是义；英台有心相许却不直言，要山伯明媒正娶，也是节；马家求聘，英台也认为不该违抗父命，这是孝；英台在出嫁途中为梁山伯殉情，既尽了孝，又尽了节和义（因为在祝英台看来，她已先许梁山伯，且同窗三年，虽无夫妻之实，但按当时的观念，她已是梁山伯的妻子）。

从实际情节来看，这个时期故事内容所表现的忠孝义思想，比第一阶段更明显、更具体。

这与宋元以后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关。

(2)到第三阶段，虽然故事“忠孝节义”的基调没有根本改变，但无论在宣导男女间的情感平等上，还是在斑斓的羽化蝶飞的自由想象中，都展示了新时代新风尚的影响。

三民间故事的情节朴素而又富于幻想，民间故事的人物形象更体现着各时期人们的理想、愿望与民族精神，可以说是历史的真实再现。

把握与分析梁山伯和祝英台这两个人物形象，关注人物在不同流变阶段所呈现的特征，是研究梁祝文化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

祝英台形象渐脱现实女性的模式，其间的差异越大，反映女性的苦难与愿望更甚。

在封建社会中，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礼教影响之下，张读《宣室志》中所载祝英台“伪为男装游学”，似乎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说北方民间文学中的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表现的是女子争取与男子平等的愿望，具有传奇色彩；那么英台乔装求学，无疑是封建社会中备受压抑的女性对自我解放的渴望，是当时晋南方文化中要求男女平等、呼唤女权回归，具有深层的民族潜意识。

《宣室志》中写英台哭坟，是因为“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而非主动前往墓地，结果地陷墓裂，梁祝并埋。

这一结局的描述有更多的现实成分和社会意识，表现了封建意识对人性的残酷要求。

在这里，向往自由的男女情爱观和从一而终的道德伦理观，揉合在一起。

(6)故事演变到第三阶段，情节更加完备，出现“楼台会”（或“祝庄访友”）、“闻耗”、“逼嫁”、“吊孝”、“化蝶”等情节。

英台由前期故事中没有准备的哭祭跳墓到身穿素服有备而去的情节变化，从“失声恸哭，地忽开裂，坠入茔中”到“哀恸感应，风雨雷电大作，坟墓爆裂，祝英台纵身跃入”(6)这些情节改动所体现出来的是她对世俗社会的抗争、对爱情理想执著和大胆的追求。

当她的爱情追求遭受世俗的压抑时，她毫不犹豫地以自己的生命来实现“生不同帐死同坟”的诺言，她的跳墓埋璧、舍身殉情，就像西施舍身赴敌、曹娥舍身投江一样。

人民群众在塑造这个形象时，不仅倾入了自己的思想观念、生活经验和审美情趣，而且连同自己的性格特征也一并铸入了。

梁山伯形象由轩昂豁达“弱化”为痴情无奈，更多地表现出男女情感对等的意识与愿望。

从宋代李茂诚所写的《义忠王庙记》开始，梁祝故事演变为以梁山伯为主。

他心地纯洁，没有对女性的不正确观点。

“我只道天下男子一般样，难得他，也为女子抱不平”(6)，这正是英台爱他的开端。

从此以后，通过三载同窗的基础，彼此尊重、互相了解，逐渐地打下了爱情的基础。

他不仅在三年同窗中没有发现英台是女的，就在“十八相送”中也丝毫不领会英台给他的种种暗示，这实在是一个相当忠厚的青年形象。

越剧《楼台会》充分表现了梁山伯对祝英台的深情。

当他得知英台已许配马家时，他真恨啊，但他仍不失为一个幼稚的可爱的痴心青年：他还对官府抱着一线幻想：当英台明确告诉他状告无益之后，他才感到世道如此：“我满怀悲愤无处诉，……无限欢喜变成灰。

”也只有到这时才使他明白使他俩“不能夫妻配”的根由。

清末川剧《柳荫记》中的梁山伯则通过对社会的直接控诉，表现出与祝英台一样的反抗意识与为自由幸福的爱情奋斗至死的坚强决心：“说什么父母之命，说什么月老红线，父母命坑人陷阱，媒妁言害人妖精。

爱儿反把儿女损，骨肉之情变仇人。

周公礼如泰山压顶，早埋葬有情之人。

春蚕到死丝方尽，贤弟啊，兄不到黄河不甘心。

”“哪怕是九天仙女我不爱，……儿与她在世不能夫妻配，儿死后也要和她同坟台。

”(6)根据上面的情节发展，我们可以看出梁祝两人的形象，虽然在封建婚姻制度和宗法礼教的压迫下，都具有反抗精神，但是因为性别不同，阶级出身不同，时间地点不同，在反抗性的程度上，也就不完全一样。

因为封建社会到底是一个男权社会，女人所遭受的压迫，千百倍于男子。

所谓压力越大，反抗性就越强，这从梁祝两人的性格发展中也得到具体表现。

人民群众在创造梁山伯的形象时，非常重视这一点。

他们把梁山伯创造成为一个不懂世故，敦厚多情，书生气较浓的人物，因为他虽然一方面受封建礼教的压迫较轻，但另一方面受封建礼教思想的毒害却不能说不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