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学回答的问题

王向远《中国的东方文学理应成为强势学科》
近百年来,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文学优越论在我国根深蒂固。

在学术研究中表现为以“中国”代“东方”、以“西方”代“世界”的“中西中心主义”;在大学课程教育中表现为许多大学不讲东方文学,使“外国文学史”变成“西方文学史”。

这些都对我国的学术文化生态的平衡、对年轻一代完整健全的知识结构的养成造成了不利影响。

我国学者的东方文学研究资源丰富,研究水平很高,但只有为数寥寥的精英学者,还不能使一个学科成为具有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的强势学科。

现在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培养、如何扩大东方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材和队伍,如何通过学术研究与教学教育的手段,使东方文学进一步真正落实到我国的文学教育体制中,使东方文学研究的成果为更多的人所学习、所理解、所关注,从而使我国的东方文学成为强势学科,这必将有助于营造真正全面、而不是片面的对外开放的格局。

第一：从文学翻译上看,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开始于清末时期,从一开始,就已经显示了东西方文学译介的不平衡。

1920年代前期,印度的近代文学才首次进入中国文坛的视野。

东方文学在中国的弱势,到了1940年代已经发展得极为明显。

到了1940年代末期,西方19世纪上半期之前的西方文学古典作品,相当一部分都有了中文译本,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德国文学、美国文学的主要作家作品,已经得到了较多的翻译,并有了不少评论与研究文章,乃至研究专著。

而东方文学翻译,相比之下仍然萧条。

其中在此前译介最多的日本文学,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而未能持续,其他东方国家的文学译介,仍处于零星状态。

与西方文学相比,落差没有缩小,在有些方面反而进一步加大了。

这主要表现在,在西方文学方面,在主要语种英、法、德、俄的文学译介上,我们已经进入了古典作品大量复译、译本多样化、对当下文坛及作家作品同步跟进、及时反应和及时译介的阶段;而在东方文学方面,除了日本文学外,古典作品的翻译尚且不齐,当代文学的译介完全是支离破碎的状态,我国读者和东方国家的文坛,基本处在雾里看花、模糊不清、支离破碎的隔膜状态,缺乏对当下东方各国文坛即时反应的能力。

第二：东西方文学在中国的这种不同待遇与境遇,也表现在中国大学的文学学科的课堂教学中。

20世纪初,具有近代色彩的新型大学的文科,便开始将外国文学课程化,但除了梁启超、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所开始的以佛教为主题的佛经文学课外,进入大学课堂的外国文学只是西方文学。

但是尽管如此,在今天的中国,东方文化、东方文学,还没有全面地进入我国的大学教育体制。

直接原因是主讲东方文学的专职教师长期缺位。

而有关大学及有关院系的决策者,由于知识结构的欠缺、由于学术视野的狭隘,或者由于学科上的习惯与偏见等等原因,对东方文学缺乏应有的重视,不愿引进和补充东方文学方面的师资。

东方文学的弱势在硕士博士层次的人材的培养中也同样存在。

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等大学均开设了东方语言西方学专业,但教师缺乏,专业规模偏小,招生人数很少,所培养的人材首先是为了满足政治、外交、商务等使用领域的急需,愿意从事、并能够从事东方语言文学研究的人如凤毛麟角。

“中心论”的影响
这种情况是由历史、政治、文化、历史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而最直接的,是由我国文学界、学术界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的观念所造成的。

无论是用西方文学的价值尺度衡量东方文学,还是用东方文学的价值尺度衡量西方文学,都是不公正的。

以西方文学的价值标准衡量东方文学，得出西方中心、东方边缘、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结论,凡具备东方文学、世界文学常识的人也无法接受。

由于西方中心论、西方文学中心论,既不符合史实,也不符合逻辑,而只是一种文化成见或
文化偏见。

我国的东方文学成为文学研究中的强势学科,虽有种种消极不利因素,但也具有不少独特的
优越条件。

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东方文学学术资源的丰富,一个是已有研究的水平与起点很高。

要使东方文学成为强势学科,不仅要有政府的支持推动,还需要全国同行们的共同努力。

杨建东方文学学科的东方学渊源初探
欧洲东方学：欧洲的东方学历史悠久,伊朗学者认为它始于中世纪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发生的十字军战争时期,并把欧洲的东方学总体上分为两个阶段。

中世纪是第一阶段：对东方学的研究并没有步入正轨,而且研究受到了基督教会的诸多影响。

与此同时,在中世纪东方学研究的首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基督教徒的信仰和诽谤伊斯兰。

东方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是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在这一时期,东方学带有早期欧洲殖民主义强权专横的政治色彩。

换句话说,随着欧洲权力范围的扩大和对东方国家的殖民,东方学成了欧洲殖民主义利用的工具。

④
基督教西方,东方学的正式出现被认为是从1312年维也纳基督教公会ChrehCoeilofViee)决定`在巴黎、牛津、波洛尼亚、阿维农和萨拉曼卡’⑦等大学设立`阿拉伯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叙利亚语’系列教席开始的”。

⑧国内学者根据其成熟的形态有建立于81世纪⑨和91世纪。

两种说法。

以上划分,主要依据一是殖民征服的起始时间,二是东方学成熟的标志。

如果从文化比照与借鉴的角度加以考察,这个时间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阶段。

早在古风时代(公元前8世纪一公元前6世纪),希腊就爆发了空前规模的“殖民运动”。

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他看来,巴比伦人的日唇、埃及的太阳历、胖尼基的字母等,不仅优于而且是直接影响了希腊,他甚至认为东方是一切文化和艺术的发源地。

正因为早在古希腊罗马阶段西方人就有了东方这个参照系,所以中世纪欧洲文化精神的重建即得力于两希文化的融合,西方人在古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在为自己设置的对立面—文化他者身上认识了自己,并在同对立面—异质文化的斗争与转化中求取新质,获得了新的自我意识。

希腊美女跟着希伯来苦行僧走了,神取代人、“灵”取代“肉”的历史开始了。

这是人性的压抑,也是人性的升华;是人性的失落,也是人性的寻觅。

西方人不满足于物欲和情欲,希望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

在殖民扩张过程中,一批西方学者在考古发掘的科学实证活动和对古代东方铭文的解读过程中,开始系统地对亚洲和北非一些文明古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宗教、艺术、风俗及其他物质的文化和非物质的文化进行研究。

直到20世纪初俄国东方学学者图拉耶夫的《东方文学论文集》等研究论著的问世,才标志着东方文学作为国际上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开始发展起来。

图拉耶夫的东方文学研究有着俄罗斯深厚的东方学底子和文化背景,但我们不知道它是否也带有“东方主义”色彩?中国东方文学界为什么要以他的著作而不是别人的著作问世作为国际上东方文学学科产生的标志？
东方学实际上是一个学科群体。

从学科领域看,有东方历史、东方语言、东方文学、东方艺术、东方宗教、东方哲学、东方经济、东方社会等分支学科。

从研究区域看,有中国学(汉学)、西夏学、敦煌学、藏学、埃及学、赫梯学、亚述学、伊朗学、阿拉伯学、中东学、日本学、印度学、朝鲜学等分支学科。

从研究角度看,有西方的东方学,也有东方的东方学。

但以往的国际学术界不大重视现代东方文学学科的另一个源头—东方的东方学。

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从“欧洲中心论”到“西方中心论,因循着同样的种族优越感和殖民征服逻辑,东方学的话语权一直掌握在西方学者手里。

随着后殖民主义批评兴起,虽然以萨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批评家已经开始反思西方人建构起来的东方学学科并对“东方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政治文化批判,但关注的焦点仍然是西方的东方学,特别是中东学,较多的投人使该学科历史和学科体系更加明朗,影响也更为显赫。

不过,在萨义德那里,
“`东方’视角只是一个出于解构目的而临时使用的策略’,“赛义德们的目标则是从`他者’(东方)的视
角来批判陈腐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从边缘向中心运动,最后旨在消除所谓`中心’的意识”。

东方学的本质被限定在西方人“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东方的一种方式’,气东方人在这门“关于自己”的学科领域仍然是一个沉默的“他者”。

而把东方和西方完全对立(或对抗)起来,也遮蔽了东西方之间多年友好往来和彼此借鉴的事实。

本文认为,对西方的东方学研究应该突破萨义德的文化对抗和政治批判框架,从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互补和借鉴角度再开辟出一条新路来,相关资料的挖掘对真正的学术研究会更为有利。

东方东方学：
东方人是长于自省的民族,东方国家也有着漫长的文化交流史,所以,东方的东方学很发达,伊朗、中国、日本、韩国等都建立了自己的东方学学科,也有着相应的文化机构和研究刊物。

只是缺乏系统引进和彼此交流。

相比而言,中国对东方的研究最早,也最丰富,中国的东方文学学科与东方的东方学,特别是中国的东方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东方学的研究内容由过去的语言、历史、文化、哲学、宗教发展到当代亚非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全面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关东方文学的各种学会也纷纷成立,如全国高等院校东方文学研究会、印度文学研究会、阿拉伯文学研究会、日本文学研究会等。

主要期刊有《南亚研究》、《东南亚研究》、《阿拉伯世界》、《西亚·北非》、《日本研究》、《东方文化》、《东方研究》、《东方丛刊》、《东方文学研究通讯》等。

近一二十年来东方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正是中国传统的东方学学科。

再兴的标志,也显示了“东方文艺复兴”。

的实绩。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东方的东方学既古老,也年轻,“还处在一个开拓和普及的阶段”。

,从学科名称到学科历史,从学科资源到学科体系,还缺乏定义、梳理、发掘与整合。

何谓“东方学”(orientahsm?)西方的学者作出了回答,其中以萨义德的观点。

最具权威性,也最有影响力。

西方的东方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体系性,但东方的东方学不仅没有自己的明确定义,甚至还没有认识到东方这门学科的存在。

在20世纪90年代沙特阿拉伯王国出版的《全球大百科全书》中,对东方学的诊释是:“外国学者特别是作家从事的关于东方文明尤其是伊斯兰和穆斯林的历史、信仰、教律、文化和文明等各个方面的学术研究。

”
而据长期从事东方学研究的朱威烈先生。

考察,中国大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和大美百科全书等大型辞书均未专门列此条目,只有《辞海》中有关于“东方学”的释义：“研究东方(亚洲、东北非洲)各国语言文字、社会历史、艺术、宗教以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诸学科的的总称。

产生于16一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时期。

18、19世纪以来随着古文字译解的成功,该学科有新的发展并出现了埃及学、亚述学等专门学科。

而中国的东方文学学科在建立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强的自主性和政治性，始终能够自觉地肃清“欧洲中心论”的影响。

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东方国家,我们应当更了解东方文学的价值。

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东方文学都是富矿,有待我们深人地挖掘。

这6位专家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丈学研究所所长(注:当时任所长,这两年换局刚退下来)、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外国丈学学会会长,中国外国丈学学会东方丈学分会副会长黄宝生先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教授、士生导师,中国印度丈学研究会会长(现已退下,由黄宝生先生接任会长)刘安武先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阿拉伯丈学研究会会长仲踌昆先生;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外国文学
研究会东方丈学分会刹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教学委员会剐会长孟昭毅先生,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圣经丈学研究所所长梁工先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当时任主编,2005年已从学报调回丈学院,不再担任主编一职,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东方美学与丈化研究所所长)、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年紫华先生.孟昭毅先生和梁工先生此后也已被增列为博士生导师。

杨建“东方文学”专家谈
孟昭毅：有的学者认为, 20世纪初俄国图拉耶夫的《东方文学论文集》等论著的问世标志着东方文学已发展成为国际上一门独立的学科,但那时,东方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古代文学研究。

然而,作为人文学科范畴的东方文学,它是动态的,内涵、外延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中,且对文化传统有很强的依赖性。

学科成立的时间与学科的发展。

认为我国东方文学学科确立时间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

1978年以后,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又发展起来: 1983年全国高等院校东方文学研究会成立。

第二：认为现在队伍差别越来越小，科研人员知识结构较新，文学功底较深，学历较高且有相当的英语水平，青年掌握两门外语，对研究东方文学是有利的。

黄宝生：研究队伍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通晓东方语言的研究人员,另一部分是并不通晓东方语言的研究人员。

这两部分研究人员长期以来并不互相隔绝,而是经常互相交流和合作,这在多种《东方文学史》教材和工具书的编写工作中有充分体现。

因此,这两部分研究人员具有各自的优势,发挥各自的特长,都对我国的东方文学学科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二：东方文学基础翻译工作的确需要跟上去（对于教材雷同现象）
仲跻昆:谈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但我们决不应当满足现状,我们应清楚地看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还很深,有待我们进一步肃清。

如果说欧洲人搞“欧洲中心论”还有一定道理的话,我们也跟着搞,是一点道理也没有。

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东方国家,我们应当更了解东方文学的价值。

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东方文学都是富矿,有待我们深入地挖掘。

其实,西方人一方面宣扬“欧洲中心论”,另一方面却并没有放松对东方文学的译介、研究,他们在很多方面走在了我们前面。

刘安武：谈了东方文学存在的问题。

东方广大地区和国家发展较晚,所积累的文学遗产较少,甚至他们的文学很多是在接受其他国家的影响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

近几百年来,整个东方的文学落后于西方了,为此而妄自尊大或悲天悯人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既要尊重历史,又要正视现实。

我们对东方文学的总体不是很了解或熟悉,而又要急于求成、急功近利,质量不高是必然的,成为拼盘也是必然的,更谈不上探索其内部规律了。

只有对东方各国的文学研究比深入,对主要的作家作品研究得比较透彻,然后由了解和熟悉东方各国文学(至少熟悉几个文学遗产比较丰富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学)的学者主持编写有分量的《东方文学史》,再经过反复修改和补充,庶几可成为令人满意的著作,这应该是几代人奋斗的目标,而不是一二十年就能取得的成果。

第二：研究队伍萎缩
梁工：梵文翻译人才难寻
第二：欧洲中心论
杨建：东方文学教材雷同现象比较严重。

东方文学研究方法问题
邱紫华：从整体上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东方文学研究者的视野还不够开阔,不少研究者都限于对文学作品内容的介绍、对作品结构的分析和对人物形象的剖析。

在方法论上，基本上采用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重视对作品的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人物与其生活的时代、社会环境的分析上。

缺点：缺乏多元化和多角度。

90年代：随着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及多种研究方法的涌入,东方文学研究也开始发生了一
些新变化,这一变化的总体特征是:把各民族的文学同文化联系起来,把文学同其他学科联系起来。

我认为,这是东方文学研究的重要突破口。

孟昭义：认为到了21世纪，进入了东学西渐的时代，是否考虑《东学西渐丛书》，
第二：重视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化关系研究的倾向,东方文学和东方文化的交融性研究将会在今后的研究中形成另一大趋势。

第三：东方文学学科建设是在翻译、研究东方国别文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终将导致东方文学总体研究出现,找到自己的规律性。

正如著名东方学家季羡林先生语重心长的告诫:“希望研究东方文学时,要找出其内在规律来。

”“只要我们肯钻研,勇于探索,是可以找出东方文学的规律来的。

只要找出它的规律,东方文学才能真正成为一门具有独立体系的学科。

”
梁工：以圣经为例，20世纪以后,西方研究界出现两大新潮,一是运用比较文学理论探讨“世界文学中的圣经元素”,二是借鉴各种新兴文论对圣经进行多维度观照。

刘安武：谈谈印度文学在中国的接受情况
中国对印度文学研究的重点大约有以下几点:
一是对印度文学史和语言文学史的研究;
二是对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
三是对古代两大史诗的研究;
四是对泰戈尔的研究;
五是对普列姆昌德和其他作家的研究;
六是对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

这几方面有一批质量高的论文和专著发表、出版。

对印度文学的翻译介绍还存在一些空白和不足:最古老的诗集《梨俱吠陀》至今连一本选集也没有;古典长篇叙事作品基本上还没有触及;《往世书》的系统神话传说还没有去编译;现当代一些优秀作品译过来的很少。

毋庸讳言的是,我国印度语言专业在萎缩,原有的孟加拉语专业、泰米尔语专业已经停办,现有的梵语专业、印地语专业、乌尔都语专业学生在少,师资也在减少,翻译队伍在缩小。

黄宝生：印度文学在东方文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我国的东方文学研究中,应该继续加强和重视印度文学研究,其必要性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中印两国都是文明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二、中印两国都有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文学遗产,同时,两国古代文学都有各自鲜明的民族特色,文学形态的发展存在明显差异。

三、印度古代文学可以分为前后两期。

12世纪以前为前期,主要运用梵语创作。

随着伊斯兰教入主印度,梵语文学于12世纪起日趋衰微。

12世纪至19世纪为后期,主要运用印度各地区的语言创作。

这一时期出现的印度教虔诚文学思潮及其与伊斯兰教文学(尤其是苏菲派文学)的交互关系,在我国印度文学研究中还缺乏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

这是我国印度文学研究中有待大力开掘的一个领域。

四、19至20世纪是印度现代文学时期。

印度具有悠久的文学传统,在现代文学世界中仍然称得上是一个大国。

仲跻昆：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前人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研究留给我们的遗产实在不多。

从阿拉伯文译成中文的工作虽早在19世纪就已开始,
王钦峰论“东方”概念的流动性——关于东方文学学科基础相关问题的思考
“东方”是百余年来中国文化和学术界最常用的语汇之一,然而,由于过于常用和熟悉,我国学界遗忘了对这个概念与它所指称的真实所指之间的歧义关系进行思考,甚至忽略了这个词的东方学背景及其话语来源,并在学术话语中不加思索地袭用它的凝固意义。

“东方”概念必
须放在真实的东西方关系和它的非凝固意义中去加以理解,否则就是一个可疑的概念。

“东方”概念的本真意义存在于它的不确定的流动状态中,存在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和互融过程中。

人类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促使旧有的文化版图走向崩溃,并消解“东方”和“西方”这对陈旧的概念。

一成不变的东方文化和一劳永逸的“东方”概念的假设都是不存在的。

文化“东方”的概念在学术话语中的凝固,其后患是无穷的,它发明并强化了被指称民族的野蛮的、非历史的形象,歪曲、掩盖了东方光辉灿烂的文明事实,而在这个以话语权生产东方形象的过程中,东方文明处在推论的概括中,并且对此全然不知,扮演着被“西方”言说的沉默的他者角色,
主张应该消解东方这一概念，
最后,我们要问的是,在当今时代,人们能否不顾上述事实,去怀抱一个永远不变的、勿容置疑的“东方”概念不放?同时,对于“东方”概念的怀疑必然导致对于封闭的东方文学观念的怀疑,“东方”概念的流动性特征足以为东方文学研究提出一连串值得思考的问题,即:是否存在一个凝固的、整齐划一的“东方文学”这种研究对象?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能否完全从差异或者对立、互补的视点上去看待?东方文学研究是否面临着自身的合法化危机?存在一个与西方文学研究截然不同的东方文学研究吗?如果我们一味地强化自身文化学术的特点,这是不是西方传统东方学在“东方”的翻版?这些问题值得学界认真思考。

这里笔者还要强调,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建议取消“东方”、“西方”、“东方文学”等在文化和学术界久已流行的词汇,而是希望人们改变与之相关的对于研究对象的某些凝固的看法,因为凝固的看法总以掩盖事物的真相和真实联系为代价,而事物的真相和真实联系却始终是处于流动状态中的。

学科建设中：
一．在确立东方文学学科的东方学渊源过程中,破除“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是关键。

二．培养人才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