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楚辞

屈原与楚辞

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南方楚国文化特殊的美学特质，以及屈原不同寻常的政治经历和卓异的个性品质，造就了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并使屈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

第一节楚辞产生的文化政治背景

多种文化的交融战国晚期楚国的政治形势

战国时期楚国在长江、汉水流域，一度领有“地方五千里”的广袤疆域，这里到处都分布着江湖山峦，物产丰茂。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羋姓楚贵族和一些被羋姓贵族征服的濮、越、巴、蛮等南方部落集团。羋姓贵族源于中原的祝融部落，他们在夏商时期往南方迁徙，一直到周代初年，始定居于“楚蛮”之地，都丹阳。周公制礼作乐、变革中原文化时，由于地处偏远，楚国受到影响比中原诸侯国小，所以一直被中原诸国以蛮夷视之。但是，楚贵族集团毕竟源于中原，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和楚国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所以，楚国文化和中原文化仍有很多相同之处。

在政治思想方面，楚国和中原有很大的一致性。楚国虽然偏居南方，却拥有“周之典籍”甚至“周大史”，再加上楚国士人自觉学习中原文化，所以中原文化在楚国具有相当高的地位。如《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建议士亹用《诗》、《书》、《礼》、《易》、《乐》、《春秋》等教育太子，楚国的王公卿士在议事时也经常征

引《诗》、《书》中的话，这和当时中原的文化风气是一样的。和中原的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楚国贵族的政治理想、历史观念和价值取向，如晋楚邲之战时，楚庄王就认为用兵的目的不在于炫耀武功，而在于“禁暴”、“安民”，在中原儒家思想如出一辙。

在习俗和审美趣味上，楚国则明显地表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特点。后人概括楚国的文化为“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下》），是有一定道理的。这种崇尚巫风的习气，既是夏商文化的遗习，更是当地土著民族的风气。巫风的蔓延，自朝廷到民间，无处不在。如楚灵王，史称其“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当吴人来攻，国人告急之时，犹“鼓舞自若”，不肯发兵。（《新论·言体论》）楚怀王亦是“隆祭祀，事鬼神”（《汉书·郊祀志下》），把破秦的希望寄托在鬼神身上，最终为秦所败。贵族阶层崇信巫祭，现在出土的材料多有证明。而在南方土著聚居的“南郢邑、沅湘之间”，更是巫风浓烈，“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巫文化对楚国审美风气的影响是明显的。楚地的艺术很兴盛，而这些艺术很多与祭神有关，充满了奇异的浪漫色彩。如王逸所记载的庙堂壁画，楚“凤夔人物帛画”，刻画在器物、帛画上的楚舞造型，以及出土的编钟等，都富有飘逸、艳丽、深邃等美学特点。

楚国到战国中期已经成为当时领土最大的国家，诸侯国家之间兼并激烈，根据当时列国的实力，有人认为“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是有根据的。但到楚怀王、楚襄王时期，楚国由盛而衰，不仅在外见欺于秦国，一再丧师割地，连楚怀王本人也被秦劫留

而死。在楚国内部，政治越来越黑暗，贵族之间互相倾轧，奸佞专权，排斥贤能，楚国由此走向没落。屈原正是在这艰难的政治环境中显示了自己的崇高品质，创造了名垂千古的文学巨制。

第二节屈原的生平和作品

屈原的生平和思想“楚辞”的含义楚辞的编纂和屈原作品的真伪

屈原，名平。根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可推定屈原出生于楚威王元年（前３３９）正月十四日。屈原以上古帝王颛顼氏为先祖，属楚国公族。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曾任楚怀王左徒，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对内主张举贤任能，对外主张联齐抗秦，深得楚怀王的信任。上官大夫靳尚出于妒忌，趁屈原为楚怀王拟订宪令之时，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怀王于是“怒而疏屈平”。此后，楚国一再见欺于秦，屈原曾谏楚怀王杀张仪，又劝谏怀王不要往秦国和秦王相会，都没有被采纳。楚怀王死于秦后，顷襄王即位，屈原再次受到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的谗害，被顷襄王放逐。终投汨罗而死。

屈原除了在郢都任职外，有两次飘落在外的经历。一次是汉北，这是在屈原遭到楚怀王疏远之时，自己离开了郢都。《九章·抽思》云：“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但他在汉北仍不能忘怀君国故都：“淮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另一次是在江南，历经长江、洞庭湖、沅水、湘水等处，这是屈原遭顷襄王放逐之地。在长期的流放生活中，屈原积聚了深厚的悲痛和思念之情，并通过诗歌表达出来。可以说，他的大部分诗篇都是与漂泊生涯的关

的。

从司马迁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屈原出自宗族感情，站在维护楚国的立场，主张联合齐国对抗秦国。这不仅符合楚国的利益，同时也是符合中原传统文化精神的。因此，屈原对自己的理想和行为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而对自己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充满了哀怨、愤激之情，不得已而借诗歌倾泻出来。屈原的一生是坚贞不屈的悲剧性的一生，他的《九歌》、《离骚》、《天问》、《招魂》、《九章》等，都印记着他一生的心迹。

“楚辞”之名，始见于西汉武帝之时，这时“楚辞”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与“六经”并列。宋黄伯思《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楚辞类》引）这就是说，“楚辞”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较明显的区别。进一步说，楚辞的直接渊源应是以《九歌》为代表的楚地民歌。《九歌》原为祭祀时之巫歌，后经屈原中工而保留下来，而《离骚》等其他作品则是在这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南方祭歌那神奇迷离的浪漫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了楚辞的表现方法及风格特征。这是“楚辞”这一名称所包含的又一层意蕴。由于楚辞和汉代赋作之间的渊源关系，所以屈原作品又有“屈赋”之称。

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汉书·艺文志》记载屈原赋２５篇，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认为屈原所作有《离骚》、《九歌》（１１篇）、《天问》、《九章》（９篇）、《远游》、《卜居》共２４篇。至于《渔父》、《大招》，

王逸“疑不能明”，持两可的态度；还有《招魂》一篇，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明确说为屈原所作，却被王逸归在宋玉名下。在楚辞的研究史上，除了《离骚》、《天问》、《九章》的部分篇章之外，其他诸篇的作者问题都引起过争论。现在看来，《大招》是对《招魂》的模拟；《远游》中有浓重的求仙色彩，甚至采用了后世之典故，显然出自汉人之手；《卜居》、《渔父》是后人为追述屈原事迹而作。基本可以肯定，这些都不是屈原的作品。此外，《九章》中部分诗篇，如《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等，也曾遭到质疑。在证据不是十分充足的情况下，还是肯定《九章》皆为屈原所作更为适宜。这样，我们基本可以认定，王逸《楚辞章句》目录中，除去《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屈原的作品共计２３篇。正是这２３篇奠定了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第三节《离骚》

《离骚》解题写作年代忠君与爱国美政理想与身世之感高洁坚贞的人格形象香草美人：象征和意境形式和语言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首长篇抒情诗。全诗共三百七十多句，近二千五百字。“离骚”二字，古来有数种解释。司马迁认为是遭受忧患的意思，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汉代班固在《离骚赞序》里也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曹忧作辞也。”王逸解释为离别的忧愁，《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云：“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主要是这两种。因司马迁毕竟距屈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