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翻译之影响

浅谈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翻译之影响
引言
我国古代，自佛经翻译高潮过去之后，直至明末清初才出现了第二个翻译高潮。

第二次翻译高潮的兴起，是与欧洲一批传教士的相继来华分不开的。

他们虽然以传教为宗旨，但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客观的促进了科学文化的交流，推动了中国又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

第一章传教士科技翻译的兴起
这次由西方传教士引起的翻译高潮“无论从延续时间、译者队伍与译著数量上来说，都远不能与前一次佛经翻译相比；与此相应，在翻译理论上也没有重大成果。

不过，在这次翻译高潮中，除了翻译一些宗教著作外，还翻译了一些虽然仍与宗教相关，但却有独立学术价值的哲学、伦理类著作，特别是翻译了一些天文、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类著作”【1】。

这也是此次翻译高潮的重要特色。

翻译之初大多由传教士口译或初译，中国人笔受或润饰。

传教士在华译著的第一本书，是意大利人罗明坚口授，华人笔录润色的《天学圣录》，罗明坚和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是1583年一起进入我国内地的。

他们最早认识到了语言和翻译为宣传宗教不可缺少的工具。

而利玛窦与另一位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获得万历皇帝的赏识并留居北京这一事件象征着西方天主教传教士终于在北京立住了脚。

随后，耶稣会士的译著便开始在中国大量出版了。

随着翻译工作的加强一些问题也逐渐显露，传教士们发现在翻译时，议论最多的便是译事之难。

“如万历丁未（1607）年，利玛窦为《几何原本》（徐光启合译）所作译序中，便说：“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

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

······呜呼！此游艺之学，言象之粗，而龃龉如是，允哉始事之难也！”自从他与徐光启合作后，“反复辗转，求和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三译稿”。

他不仅论述了译事之难，还议论了中外人士合作“对译”之可行。

”【1】
另外传教士们也议论了翻译的信达问题。

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在1627年为他与别的传教士合作著译的《圣人行实》所做的序中说：“末学菲陋，早志奋修，并期裨益同志，敢取圣人行实，择其尤著者，译叙成帙。

言之不文，趣易通耳。

惟同志者，勿鄙夷置之”【1】可见，17 世纪前叶传教士强调的主要都是“达意”以使“经旨”能够流布；至于“言之不文”之类，他们自知难免，也是将其放在次要地位的。

随着译事经验的丰富，传教士们在“粗达言义”的基础上，便进而要求“兼通雅俗”，并重视在翻译中应用中国的“俗语常言”了。

这一时期贡献最大的当属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利玛窦是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传教的，但是他是以当时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来开路，而这时恰是明王朝国力衰微时期，士大夫阶层等有识之士希望国富民强，要求冲破禁锢人们思想的宋代理学，对传教士们输入的西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这就形成了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阶层相结合的翻译力量，这种结合形式从万历中期起延续至清雍正年间止。

利玛窦与中国许多有识之士都有交往，而其中数徐光启、李之藻最具影响。

利玛窦在1600年于南京结识徐光启，两人过从甚密，徐认为利氏是“海内博物通达君子”（徐光启《跋二十五言》）【2】。

利玛窦不但教给徐光启教义，而且传授科技知识，并和他开始翻译活动。

他和徐光启合作翻译的最有名的书，就是根据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编著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前六卷。

梁启超对此书之译评价极高“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2】。

这本书中的许多数学译名不但在我国沿用至今，而且影响到日本、朝鲜等国。

此外利玛窦还和徐光启合译了《测量法义》等书。

《测量法义》是一部关于陆地测量方面的数学著作，中国有经纬度的精确概念当始于此。

利玛窦留居北京十年间，与京官交往最久的是李之藻。

李向利玛窦学习，利氏教授他西方数学、天文学，以及哲学、逻辑学等，与之合译了《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圜容较义》、《乾坤体义》。

《圜容较义》专论圆的内接外接，《同文算指》主要根据克拉维斯《使用算数概论》和程大位《算法统宗》编译而成，内容为西方的初等数学，从加减乘除以至开方等，并附有很多练习题，该书中所介绍的笔算技法简便可行，遂引起普遍重视，清代学者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使笔算的运用在我国重新得到普及。

此外，利玛窦还与别人合译了《欧几里德几何》第一卷等科学著作总计约20多种对中国翻译史和中国较早引进西方科学起了重要作用。

利玛窦除与中国士大夫合译西方科学著作外，还
首次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开了传译中国典籍到西方的先河。

利玛窦在华期间虽没有重要的翻译理论流传下来，但他对我国翻译的贡献却是功不可没的。

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以传译西方科学为主流的翻译活动，对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使我国有了近代科学的萌芽，自利玛窦以来，我国译出了自然科学书籍达120种之多，这些书籍对后世的影响很大，近代许多门类的自然科学在我国出现，追溯根源都可以上溯到这个时期。

同时，这时期的翻译活动，还给禁锢我国思想界达500年之久的宋代理学的统治打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冲击了它在思想界上的统治地位。

第二章科技书翻译的又一高潮
前一章已提到，我国对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始于明末。

入清以后，更为兴盛。

而至雍正初，1724年，朝廷逐渐放逐教士，始戛然而止。

至道光末年，1848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等东来，与顾尚之等讨论数学，乃又继续中断已久的科技翻译。

而首先译出的，即国外1857年出版的《几何原本》的后九卷，译者为李善兰与英人伟烈亚力。

自此以后，科技之书的翻译又起一高潮，且超过前一阶段。

第二阶段的科技翻译，与第一段有一点是相似的，即也有一些传教士参与其事；但又有两点不同，一是“虽创始于客卿，继起者则均国人”【3】，二是基本与宗教脱离关系。

这也是第二阶段胜于第一阶段的地方。

这一阶段国人参与译书者很多，但可惜的是未能留下有关译事之论述。

倒是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署名的在光绪六年（1880）发表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一文中，保留了他们当时对科技书籍“译书之理法”的见解。

这些论述也是代表和总结了李善兰等中国译者的意见的；而且，从汉语文笔之畅达来看，此文也很可能是有华人参与撰写的。

在此傅兰雅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傅氏在华任职三十余年，直接从事科技翻译工作就有二十余年。

他是基本不传教的，而且从来没有翻译过一本宗教书，可以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外国专家”。

据姚崧龄《傅兰雅译著中西名称对照一览表》，傅氏所译书籍达138种，为同时译者之最。

其中大部分为科技著作，间亦有社会科学书籍，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就有采自傅
氏1885年所译的政治书《佐治刍言》的内容。

傅氏始终关心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甚至在离华以后，仍译成科学书籍14种寄到江南制造局编译馆来出版。

在离华15年后，还赞助兴办了上海育童学堂。

因为他在华工作勤奋，清政府赏给他“三品顶戴”。

而中国人民则更不会忘记近代史上这样一位外国友人的。

傅氏的译学主张对中国的译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主要译学主张有这样几点：
(1)驳斥了汉语难译科技书德说法，指出中国也可以创造科技新词汇。

(2)最早倡导科技译名统一，并制定了译名的具体规则。

(3)论述了翻译科技书的选择方法，以及中西译者如何配合的问题。

(4)论述了中国必将靠翻译西方进步有用之书而获得新生与进步。

在译名方面傅氏不但总结了他们译名的经验，提出了重大建议，而且还曾与中国同事一起编制了好几种专业名词汇编，如《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1885）、《汽车中西名目表》（1889）、《金石中西名目表》（1883）等等。

这几种名目表，大多是我国在这方面统一译名的嚆矢，其中有不少译名沿用至今，影响深远。

傅兰雅的译论，要比明清之际的传教士们高明得多。

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对中国文化学术事业的贡献，也比那些传教士要深广的多。

中国人民会永远记得这位外国传教士友人为中国翻译事业所做的贡献。

结语
十七世纪开始的较大规模的西方天主教翻译活动，虽规模不能与早期的佛教翻译相比，但意义深远。

一是跳出了宗教翻译的藩篱，二是将翻译理论与爱国主义紧紧结合了起来。

这实际上是近代有关议论的先声。

而十八世纪的又一次翻译
高潮也同样给中国译学带来了巨大影响，不仅在规模上有所提高，而且也使翻译进一步脱离了宗教的束缚，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为后期翻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更加深厚的基础。

由西方传教士引领的这两次翻译高潮永远是中国翻译史上光辉的一页。

参考文献
[1] 陈福康．中国译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 陈福康．中国译学原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 周昌寿．译刊科学书籍考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