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会》：“天鹅之歌”与政治隐喻

2015年3月第36卷第2期
外语教学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Mar．2015
Vol．36No．2《喜福会》：“天鹅”之歌与政治隐喻
何卫华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18；德国不莱梅雅各布大学不莱梅28759）
摘要：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论述，少数文学是集体政治的重要表达。

在当下这一全球化时代，由于人生的偶然或故国的凋敝，流散成为越来越多人切实的生活体验，而德勒兹和瓜塔里意义上的少数文学也自然成为21世纪的重要文学现象。

作为一部重要的少数文学作品，谭恩美的《喜福会》讲述了四位移居异国他乡的华人母亲及各自女儿的故事。

通过对个体人生遭遇的叙述，该文本描述了四对母女在身份建构上的彷徨、努力和抉择。

由于不同缘由抛却故土来到美国，空间上的转移让母亲们得以逃脱故国的不堪。

虽都无法完全挣脱过去记忆的梦魇，但母亲们都寄希望女儿们能成功融入美国社会，完成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蜕变。

作为在美国出生的新一代，四位女儿则分别讲述了各自成长过程中的挫折。

虽存在价值观上的差异和沟通上的障碍，但在人生抉择的路口，母亲苦难的过去最终都演变为智慧的启迪和行动的力量，帮助女儿们超越自身和确立主体性，从而奏响人生的“天鹅”之歌。

以少数文学的政治为视角，本文将母女的故事分别解读为德勒兹和瓜塔里意义上的“逃逸”和共同体的重新辖域化，由此论述文本中杂糅性主体身份的欺骗性及其与美国当下文化策略的关联。

关键词：《喜福会》；移民；少数文学；共同体；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I71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44（2015）02-0070-06
Abstract：According to Deleuze and Guattari，minor literature is on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expressions of collective poli-tics．In this global age，minor literature is playing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world literature due to the fact that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eople flee and become exiles because of adversities in life or chaos in their homeland．A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minor literature，Joy Luck Club by Amy Tan traces the difficult process of assimilation of four mothers and daughters into the host culture．After suffering in their home country，the mothers are able to get away from the chaos in their home country through spatial dislocation．Though haunted by the nightmarish memory of their past，the mothers nevertheless hope that their daughters can become overachievers by assimilating themselves into the new culture successfully．As second genera-tion immigrants，the four daughters encounter various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growth．Despite communication prob-lems between mothers and daughters，the daughters finally get over their life problems and gain their own agency in America with the help of their mothers who reaped wisdom from their own sufferings back in China．Based on Deleuze and Guattari’s understanding of minor literature，this paper tries to probe into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text by interpreting these stories as allegories of flight and deterritorialization in Deleuze’s sense．
Key words：Joy Luck Club；immigrants；minor literature；community；identity
1．引言
在论述少数文学时，吉尔·德勒兹和瓜塔里曾指出：“少数文学并非产生于少数族裔的语言。

它是少数族裔在多数（major）的语言内部建构的东西。

”（吉尔·德勒兹、瓜塔里2003：111）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看来，少数文学中的任何陈述都为政治诉求所充斥，因此不可避免是政治性的，并都具有集体价值。

生活在一种不属于自己的语言之中的卡夫卡，不仅提出过少数文学的概念，而且他本人的文字也就是对少数文学这些特征的最佳演绎。

在论述第三世界文学时，理论大师詹姆逊也曾指出这些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被解读为政治寓言，因为它们在“讲述关于个人和个体经验的故事时最终包含的是对整个集体本身经验的艰难叙述。

”（詹明信1997：545）尽管德勒兹的少数文学还是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但它们在理论旨趣上可谓是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它们都指明一种现象，任何在为自己命运抗争的弱小群体的文学，都可以因为其不可避免的政治性而被解读为政治寓言。

在当今世界，对于跨越国界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少数族裔，这些文本就是典型的具有此类政治性的少数文学。

在叙述个体挫折、苦难和欲望的同时，他们的文学同时也折射出整个共同体的集体经验。

作为少数文学的代表，通过展现华人移民及华裔融入美国生活的艰难历程，谭恩美的《喜福会》成功地在美国这一移民国家引起广泛关注。

其出版后曾连续八个月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获得海湾地区图书评论
DOI:10.16362/61-1023/h.2015.02.015
奖以及联邦俱乐部金奖。

采取故事讲述的形式，小说由此被赋予不可替代的现实主义色彩，其描画的生活图景也因此更具真实性。

然而本文认为，这一文本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和其对全球化时代美国文化策略的迎合是分不开的。

母亲们的故国记忆及女儿们的成长故事，实质上是美国这一新“帝国”文化政治的演绎。

换言之，《喜福会》同样无法逃避作为集体性政治寓言的命运，此类少数文学鼓噪的反本质主义的、流动的和生成的身份正是“帝国”新时期意识形态的重要元素，本文则试图结合德勒兹和瓜塔里的理论对此进行解读。

2．族群的流散与少数文学
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历史视野中，解辖域化和重新辖域化的交替构成了整个世界的历史。

少数族群和战争机器四处游牧、突围和装配，不断生成新的关联、结构和可能性，流变、逃逸、捕捉和符码化构成了不断变动中的世界史。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由于战乱、贫困、工作、学习或婚姻等各种原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跨越边界，成为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少数族群。

正是在这一全球性迁徙大潮中，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中国人逐渐增多，成为独特的少数族群共同体。

少数文学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同时同样也成为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手段。

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淘金潮和第一条横贯美国大陆铁路的修筑，吸引了大量华人进入到美国充当廉价劳动力。

这些离乡背井的华人，不仅承受着极为繁重的体力劳动，还得遭受类似如1852年的“外国矿工税”和1882年的《排华法案》等不公正的对待，后者曾被李鸿章称为“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有时甚至于在种族仇恨的大潮中惨遭屠戮。

但这些华人移民始终忍辱负重，经历一波又一波的排华风潮后，最终还是在美国扎下了根。

如果说最早的中国人形象，是那些前往中国的传教士、商人和政客为美国人所提供；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涌向美国，他们的现实在场让美国人对华人开始有了最早的直观印象，并开始以文字讲述自己身边华人的故事。

除开少数华人留学生和外交人员的记述外，这一时期大多关于华人的作品都由白人创作。

现实的低下地位，使得早期出现在美国文学中的华人大多都是以苦力、男仆和皮条客等下层人形象出现，而女性则往往被刻画为不道德的妓女或充满异国情调的性感尤物，如罗默（SaxＲohmer）笔下的傅满洲、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笔下的陈查理，以及根据英国作家梅臣（Ｒichard Mason）改编的《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等影视作品中女主人公。

这些华人的形象往往是低劣的、狡诈的、堕落的和充满肉欲的，笔调主要是嘲笑、讽刺和愚弄，以迎合当时的种族中心主义思想和不时出现的排华风潮。

在20世纪60—70年代，由于各种反文化和民权运动蓬勃发展，美国国内各种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开始为自己的地位和权利进行不懈斗争。

在这些民权运动的启示下，再加上华人生活环境和地位的逐渐改善和教育程度的提高，以一种反抗的姿态，和其他的少数族裔一道，众多华人和华裔知识分子也开始关注自己的话语、文化和政治权力，致力于在文化领域发出声音，因此华人作家在文坛大量涌现也就理所当然。

此外，全球政治经济战略和跨国公司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促使美国对自身重新定位，赋予所有人自由以及平等的抽象口号成为定义国民身份的全新原则，这也是不容忽略的重要原因（Li1998：4，203）。

对恩怨情仇、坎坷人生和世态万象的描画，这些作家向世人传达了美国的华人史。

正如有批评家指出，在这些美国移民的作品中，“移民的经历饰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边缘性和边界生活的问题，此外还不断地探讨双重文化、语言和身份抉择等相关话题”（Huntley1998：20）。

因此，历史上对华人的冷眼、偏见和排斥，以及华人在新的国度中对文化身份的寻求，在这些浸染着血泪的文字中都历历在目。

同时由于中华文化积淀非常深厚，众多美籍华人、尤其是第一代移民往往对中国文化割舍不下，这些特殊背景使得华裔少数文学有着自身的独特性。

如果说最初主要是白人在书写华人，那么随着华人教育程度的提高，华人开始自己描写自己。

在美国白人对华人的书写中，大多数白人都是以俯视的姿态，讲述着形形色色的拯救神话。

在这些文本中，华人往往被浪漫化或“妖魔化”，需要被防范、排斥和启蒙。

只有在后来，华人自己书写华人的文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文学。

在这一时期，以汤婷婷的《女勇士》为代表，赵健秀、汤婷婷、伍慧明、黄哲伦和谭恩美等华裔作家开始在文坛获得一席之地，不仅成功地发出了华人的声音，而且对美国公众产生了重大影响（Huntley1998：21-28）。

在少数文学中，作为新移入的少数族裔，相对于多数族群，他们的身份是流动的、不确定的和有待形成的。

在空间上的位移，促使他们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建构自己的新身份；跨越边界的经历，也使得他们对本质主义的种族身份和本真的文化概念都充满疑惑并不断质问。

因此，讲述正在形成中的身份是少数文学无法逃脱的梦魇，在文学创作中，少数族裔的作家们不可避免地将身份建构带入文学想象。

因此，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言，少数文学总是集体性的，是集体命运的寓言。

虽然涉及华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这些作家对身份的建构及少数族群在新的共同体中所扮演角色的表征，始终是批评界最为关注的重要主题。

作为少数族裔，从之前的领地中逃逸出来后，就必须在新的国度对新的身份和共同体进行实验和探索。

新的身份和共同体的建构，往往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而是混杂。

换言之，在重新辖域化的过程中，他们所携带的文化密码也必然会融入其中。

这往往通过记忆或乡愁意识在文学文本中表现出来，被自己抛却在背
后的故国不断地浮现，试图在主流话语中找到自己的声音。

在移民神话中，家乡是破碎的、无序的和无法忍受的，而目的地则代表着各种各样的文化和经济上的机会，代表着自由和正义。

因此，移民文学中的乡愁，是这些作家双重流亡的结果，他们一方面外在于宗主国文化，另一方面又外在于他们所追忆的本土文化。

但是，正如下文所提到的，在文化抉择上，移民作家是赞同宗主国文化的，他们对身后的本土文化总体上是持否定性态度的。

尽管谭恩美多次强调自己的作品并不能被归类于种族写作（Huntley1998：39），但这并不妨碍读者将这一部小说解读为少数族裔的寓言。

告别过去意味着失落、残缺和不完整，因此移民们的乡愁强调的不是返乡，而仅仅是重新寻访，对个人过去、自传和身份连贯性的重建，重新修正自己和过去的关联。

伴随新的身份的确立，探索、重新想象和建构新的共同体同样是少数文学的目标。

对于少数文学作家而言，当下的社会构型并没有为自己设定一个令人满意的位置，但是新的、替代性的集体主体性还不存在。

少数族裔的作家们不是去描述确定的共同体，而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意识和感受性，为通往新的共同体打开通道。

在这一文化觉醒大潮中崛起的华裔文学，对关于华人低劣形象的纠偏和树立更积极正面的华人形象毫无疑问有重要意义。

但仍需指出的是，少数文学目的并不是要去对质帝国的虚假叙事，而是要确立自己的新的身份，这同后殖民文学或者说是第三世界文学有着一定的区别。

后殖民文学企图恢复的是本真的身份，而少数文学作者们并不相信这一点，他们认为身份是流动的、建构的和非本质主义的，他们的终极目的是要形成自己在多数语言中的地位。

受到自身政治诉求的局限，这些叙事无法真正跳脱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并没有公正客观地呈现两种对话中的文化。

在思想渊源上，后结构主义中的虚无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思想更契合少数文学的气质；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文本实际上配合的是新殖民主义的步调。

《喜福会》中的主人公们最终都成功融入美国社会，成长故事昭示着新的共同体及其中的主体性的生成。

根据英国批评家威廉斯的考证，“共同体”这个英文词在14世纪就已出现，“共同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共同体）有‘直接、共同关怀’的意思；另一方面，它指各种不同形式的共同组织，而这些组织也许可能、也许不可能充分表现出这种关怀”（Wil-liams1983：76）。

然而，主体性和共同体的形成不仅涉及个体的选择、认同和诉求，同样还关涉权力和利益的博弈、排斥和收编，充满着复杂和凶险。

这一生成机制，在《喜福会》中得到了很好演绎。

3．“逃逸”与故国的“他者化”
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跨越边界的商业、政治乃至于战争，导致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开始出现众多孔洞；这些孔洞为德勒兹和瓜塔里意义上的“欲望”的逃逸、流变和生成提供了空间。

散居他乡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现实生活状态。

作为两种重要的跨越边界方式，移民和“流亡者”都“从一社会或民族群体到另一社会或民族群体，但对新的主体文化流亡者的态度是否定的，而移民的态度则是肯定的”（Jan Mohamed1992：101）。

换言之，故乡总萦绕在流亡者心头，始终挥之不去的是乡愁，有朝一日回归故里是夙愿；移民们代表的则是逃逸的欲望，有意地拥抱新的环境后，移民们对自己的原有文化、传统和身份并不留恋，他们的态度通常是批判、否认和弃绝。

《喜福会》中，很多故事直接源于谭恩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吴精美母亲的故事很多就是以谭恩美自己母亲的人生经历为原型。

在《喜福会》中，故事的讲述成功地将中美这两个不同空间进行对比，在更为立体的参照体系中从价值上将中国打入另册。

这两种不同的空间又被在线性的叙事上进行对比。

在这种进步的叙事逻辑上，东方永远是落后的，从而完成了对中国的“他者化”。

不可避免地，在移民文学建构出的中西方二元对立中，中国被表现为“原始的、迷信的、传统的和无力的”，而西方则被表现为“进步的、文明的、理性的和现代的”。

这类的二元对立是在不断地得到加强，而不是被解构。

在叙事中，故国不过是想象的精神原动力，但正如下文所述，它们在现实中则永远是应当被抛弃的对象。

故国的苦难体现在各个不同的层面，例如个人的堕落、家庭的混乱和社会的无序。

从某种意义上讲，几位母亲都从小就在破碎的家庭中成长。

这种苦难是多重的，战乱、父权式的家族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和愚昧和冷漠的国民。

正是这种种不堪，导致这些女性远涉重洋，来寻求自己的解放和主体性。

有些类似于由赛珍珠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庭院中的女人》中，不过在这里实施拯救行为的不是一位神父或者勇武有力的西方男人，而是抽象的信念、价值认同和空泛的美国梦。

在新的全球语境下，不可能去实施《庭院中的女人》中的那种拯救形式，而采取的是东方女人主动投靠的形式。

四位之前在中国都在苦难之中，只有通过前往美国才能够获得解脱，如同受难的耶稣，在苦难后才会迎来新生，完成凤凰涅槃式重生，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把控自己的命运。

毫无疑问，这是等待拯救的东方的变体而已。

在《喜福会》中，生活在中国国土上的男人永远逃不出那种猥琐、抽大烟、逛窑子和父权制的刻板形象。

这些男性形象是程式化的，他们都是冷酷、堕落和没有道德感的家长式人物。

吴青不仅三妻四妾，还强奸了许安梅的母亲。

映映·圣克莱尔的丈夫也是四处招蜂引蝶，勾三搭四，对自己妻子毫无忠诚可言，最后丧命于被自己玩弄的女佣刀下。

龚琳达恭顺地伺候自己的小丈夫天余和婆婆，天余对自己的妻子颐气指使。

在这种混乱、无序和堕落的空间中，生活着一群没有精神追求的、
品质低下的男人，他们对女性没有任何的尊重可言。

但是到了美国后则完全不一样，在美国的华人男性则呈现出另一副形象，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

吴精美的父亲在得知自己的妻子在中国还有两个孩子，虽然吃惊，但还同自己的女儿一起，陪伴她来中国寻找妻子之前遗弃的孩子。

还有龚琳达的丈夫略显滑稽的方式向她求婚，无不显示了美国华人男性的温柔、体贴和可爱。

父权制的专横和残暴，导致女性生活的艰难和地位的低下。

吴精美母亲在战乱中被迫抛弃自己的两个孩子；许安梅母亲的悲惨故事，实质上是对中国的那种父权制社会的控诉。

正如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一样，这种一夫多妻的生活图景满足的正是西方对东方的窥视癖。

对男性继承人的渴望、对媳妇的残忍和妻妾成群的家庭生活，这一切都反映了其时女性在封建时代的低下地位。

作为童养媳的龚琳达，必须忍受洪家人的种种苛责和惩罚。

最后，她利用洪家人的迷信，终于从自己的桎梏中逃脱出来。

这些女性只能慢慢地忍受，安梅认为自己是按照中国的方式培养出来的女性，正如许安梅所言，自己“是以中国生活方式长大的；我被培养成清心寡欲，吞下别人栽下的和自己种下的苦果，正所谓，打落了牙齿，连血带牙往肚里吞”（谭恩美2012：212）。

她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摆脱“东方女性的优柔寡断”，坚强地面对自己的婚姻和坚持自己的权力。

除开上述社会中种种对女性的“仇恨”，为了争宠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女人的威胁还来自女人。

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吴青的二姨太竟然帮助自己的丈夫诱骗并强奸许安梅母亲。

龚琳达的婆婆，洪太太也是一副女酋长的架势，对儿媳妇是呼来喝去、百般挑剔和折磨。

然而到美国后，这些女人们却能够生活在为“姐妹情谊”所主导的小群体中。

吴精美的母亲过世后，为了帮助她实现遗愿，这些朋友们还出钱让吴精美回国寻找母亲在战乱时遗失的孩子。

当然，故国也并非一无是处。

在《喜福会》中，风水、五行、属相和命理等传统中国元素，赋予几位母亲神秘力量，并在文本中最终都演变为智慧启迪。

这种神秘化力量，在其他华裔少数文学作家作品中司空见惯，汤婷婷的《女勇士》中的母亲同样被赋予了某种通鬼神的神奇力量。

正是这些无法解释的力量，帮助女儿们从困局突围，完成了自己变成天鹅的梦想。

通过对故国回访的历程，帮助吴精美确定了中国元素在自己身份建构中的位置；这一确认并不会改变她是美国人的实质，或者说这只是增加了其身份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多元性，而这种后现代式身份正是美国当下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元素。

因此，这种非理性的和被浪漫化的思维方式，是西方自身需要的投射，同时也是解决自身问题的资源。

在文本中，母亲和她们的故事代表的是种族差异性，但是她们只是被检阅、消费和赏玩的奇观；或者换言之，她们是渴望融入美国多元文化中的异质性元素。

因此，母亲的存在是一种吊诡的悖论，她们既是异质性的，但又处于“生成美国人”的过程之中。

中国的在场，或者说是既往的中国经历，由此而展现出的故国智慧承担着浪漫的拯救功能，是个体文化身份形成中的催化剂和辅助性力量。

在萨伊德意义上的东方学视野中，传统的、落后和愚昧的东方可以提供精神上的启发性动力，这里的东方经验同样被西方话语体系重新编码，从而被赋予全新意义和现实功能。

空间性外在经验的对比，最后都在时间维度上被重新结构。

故国是孔洞、缺失和不在场，因此对充盈、自足自在和在场的欲望始终强健有力。

在进步主义线性时间轴上，中国因此也就陷入落后的桎梏中而无法自拔，貌似客观的对比由此也就被赋予了价值上的意义。

《喜福会》中的超越眼光，居高临下呈现出的中国形象，折射出的是作者的优越感。

堕落的男人和阴毒的女人，交织出负面的中国图景。

很显然，回忆在这里并非中性的，而是被赋予了显在的价值判断。

在价值判断的背后，这一隐讳的方式揭示出的是故国所存在的可供逃逸的孔洞；对不堪故国的表征，为的是对逃逸的行为进行合法化。

缺失是欲望的起因，欲望意味着界限的突破和跨越，这里的欲望实质上是对光明、自由和正义的欲求，这也就是德勒兹和瓜塔里意义上的解辖域化和解码。

这也是缘何在《喜福会》中，读者感受到的是主动地将自己融入到美国主流文化的冲动，是“生成美国人”的欲望的涌动。

在这一意义上，谭恩美的“记忆”不过是更高明的东方主义话语翻版，表面客观叙述背后的支撑性逻辑仍是根深蒂固的二元价值判断。

从各个方面对故国的解构，使得跨越和打破边界的欲望显得合情合理也就为逃逸行为抹上了一层亮色，对传统共同体的叛离因此成为弃暗投明的合理行为。

4．重新辖域化与身份重构
各种从旧有层级化秩序中逃逸的“流”（flow），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看来，它们将遭到各种新的国家机器的围堵、捕捉和组装，将它们固定下来或重新辖域化。

作为对各种为“冲破民族、殖民制度、帝国主义统治所划分的分界”的努力的回应，“帝国”也随之脱颖而出并演变为新的统治形式。

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启发下，哈特曾指出，帝国是“一种以建立新秩序之名而得到认可的权力观，这种新秩序将包容它认定的文明世界的每一寸土地，包容一个无边无际、四海如一的空间”（哈特2005：11）。

在既往的殖民时期，主权形式的主要任务是对他者施行压制、排斥和隔离；但“帝国”则不一样，帝国的组织原则创造出自由流动的空间，崇尚的是对他者的承认、礼赞和接纳。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哈特的“帝国”实质上就是美国的代名词，帝国的结构是对美国文化政治的极好阐释。

在帝国的视野中，对纯粹的、本质主义身份的坚持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篓，转而拥抱新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