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

浅谈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

——读《论自由》第二章有感读完第二章“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我将作者的主要观点总结为以下几点：一是要尊重社会中和主流观点不相一致的观点的存在，不能因为它们与主流观点相左而迫使他们保持缄默；二是在一个问题上被迫缄默的意见不可能是完全错误的，而主流意见也从不是全部的真理，只有通过自由和公开的讨论才有机会在这个问题上得到更全面的答案；三是即便是一个被公认为具有全部真理的观点，如果不容它遭受争议和批判，那大多数接受者不仅不能理性地对待这个观点，而且会被其错误所束缚进而阻扰了有效的真善的观点的提出进程。

关于第一个观点，我想到了那句著名的谚语“我不同意你所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密尔眼中，对个人和社会来说内容不受限制的思想自由显得尤为重要：“还不是单单为着或者主要为着形成伟大思想家才需要思想自由。相反，为着使一般人都能获致他们所能达到的精神力量，思想自由是同样或者甚至更加必不可少。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由此看来，思想自由能发展人的个性并最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相反，如果用一种外在的标准（教条）或通过权威的力量去限制或压制人们的各种意见，将会妨碍个人和社会的进步。密尔在书中所举的苏格拉底、加尔瓦雷被当做异端处死的例子，放在近代中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多少先进的人士被当做固有制度的反对者被处死，多少先进的思想被当做反动思想惨遭封杀。这让我体会到了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保有思想自由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仅仅盲目相信书本的某种观点而不加思索，我们很容易成为现行制度和主流观点的傀儡。相同地，如果一个党派或一个社会不能接受多种思想和观念的共同存在，而对异于自身的思想和观点强行施以暴力压制，对这个党派和社会的长远和持久的发展来说必然不是一件好事。

密尔在书中写道“所试图用权威加以压制的那个意见可能是真确的，想要压制它的人们当然否认它的真确性。但是那些人不是不可能错误的。他们没有权威去代替全体人类决定问题，并把每一个别人排拒在判断资料之外。若因他们确信一个意见为谬误而拒绝倾听那个意见，这是假定他们的确定性与绝对的确定性是一回事。凡压默讨论，都是假定了不可能错误性。”为了论证思想自由的重要性，密尔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不可能错误性”。

密尔认为，即便我们如何坚信我们的观念正确，由于人类的理性存在局限性，我们不可能得到全部的真理：“…冒认不可能错误性，是说担任代替他人判定那个问题，而没有允许他人听一听相反方面所能说出的东西。”这里，密尔指出，我们相信一件事情是一回事，这件事情本身是否正确是另一回事，假定这件事情的正确性是一回事，这件事情的绝对正确性本身是另一回事。如果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把是否相信和是否正确合在一起进行判定，就是犯了“冒认不可能错误性”的错误。无论我们经过多么严密的论证，无论我们对这个事物抱有多么充分的信心，都不能证明这件事情是绝对正确的，也不能证明他是不可能错误的。这就引出了密尔的第二个观点，即“姑且冒认任何公认意见皆系真确，若不对那些意见的真确性进行自由和公开的讨论而径加以主张是没有价值的”。

长久以来，人们常说，“真理必将战胜谬误”，对于这一点密尔是这样回应的：“至于说真理永远战胜迫害，这其实是一个乐观的伪误，人们相继加以复述，直至成为滥调，实则一切经验都反证其不然。”密尔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绝对确定的东西，即使是我们对某些事物的所谓正确的认识，也是受一定条件的限制，它只是相对的真理；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不能把握而且永远不能把握一个最终的真理；如果我们把这些相对真理绝对化，我们就走向了它的反面。这让我想起在高中政治课本上学到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虽然密尔的观点在我目前所读的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论自由》的序言中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就真理观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密尔还是带着

辩证的观点看待这一问题的，或许这也正符合了书中所说的“真理是相对的”吧。

既然真理是相对的，那追求真理有什么真正的好处？而且阻扰的人为因素那么多，真理为什么还能被提出来？关于这一点，密尔是这样说的：“真理所享有的真正优越之处乃在这里：一个意见只要是真确的，尽管可以一次再次或甚至多次被压熄下去，但在悠悠岁月的进程中一般总会不断有人把它重新发现出来，直到某一次的重现恰值情况有利，幸得逃过迫害，直至它头角崭露，能够抵住随后再试图压制它的一切努力。”在书中，密尔举的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例子，借以说明真理即便受到无数次被视为谬误的阻扰，最后也必定能以真理形式改变历史的进程。

那么一而再再而三被压制的真理给那些提出者带来了什么影响呢？密尔认为：“最大的损害乃在那些并非异端者的人，由于害怕异端之称，他们的整个精神发展被限制了，他们的理性弄得拘挛了”。我能感受到密尔对于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权利的坚持和捍卫。这与我们国家一贯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即“少数服从多数”有着很大的差别。密尔正是身处那个时代，认识到多数人暴政所带来的危害，所以才提出这样的观点。当然，当前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多数暴政，还有很多少数暴政的情况，在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就是少数当权者可以肆无忌惮地施行暴政。现在看来，我们的党和政府已经意识到防止多数暴政的重要性，制订了一系列的制度和规定，但我认为要解决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的“真理毋容置疑”问题不仅需要制度上的保证，还需要观念上的保证。

我最深的感受就是要倾听他人的不同意见，永远不要企图强制改变他人的意见和思想，接受别人对自己观点和意见的批评，欢迎任何形式的讨论，只有这样社会整体才能更加接近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