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农业投资背景分析

中国农业现代化投资背景分析

一、工业品相对过剩的时代，华西村、大邱庄的致富之路已经不可复制。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和农业的第一次大发展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但这一时期出现的农村致富典型如华西村、大邱庄以及江浙和珠三角的许多村镇，却不是靠农业本身，而是

通过农村工业化崛起的。

当时的农村工业化主要包括苏南的乡镇企业和浙江、广东的私营企业两种模式。华西村和大邱庄这些集体经济发达的典型都属于乡镇企业模式。当时我国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而国民经济整体仍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由于计划经济形成的长期物资短缺，市场仍属于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状态。由于市场自由化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发起。一方面由于巨大的市场需求，一方面还没有来自城市国有企业的竞争，沿海农村的乡镇企业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白手起家而迅速崛起。而这些乡镇企业所在的农村也通过农村工业化而富甲天下。

如今，我国整体上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各种商品的全面过剩，加上内需持续不振，基本的买方市场态势和城市大资本的强大，农村已经彻底沦为城市的附庸，这使得农村不可能凭自身力量参与市场竞争，打破目前的困境。也就是说，大邱庄、华西村当初靠农村工业化自发崛起的路径已经不可复制。农村要发展，农业要突破，必须依靠城市资本、技术和人才的

投入，必须靠城市的带动。

二、经济、政治寡头化的基本格局和趋势，注定了大部分企业不具备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

无法在现代农业投资上有所作为。

我国政治经济寡头化的格局已经成型并且还在不断强化。经济领域，除去传统垄断行业以外，政府仍在利用手中掌握的庞大的金融资本，通过国企进行资本运作，进行各种控股、兼并收购活动，从而垄断了大部分资源和市场，使的其他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难以成长壮大。而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源于以央行超发货币和政府主导投资为动力的企业数量和规模的扩张，而非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这种发展模式一方面不可持续，另一方面，使得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只能在政府和国企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只能靠尽力压低员工工资和福利来获取利润，而没有能力和动力通过产品研发和品牌经营获取产品或服务的附加值。至此，中小企业的成长空间已经非常狭窄。加上农村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农产品流通体系涉及的众多环节及其利益掣肘、农产品品牌经营需要的巨大投资及其市场风险，使得大部分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没有能力担当投资农业，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任。因此，和中国目前政治、经济寡头化的趋势一致，少数实力强大、背景深厚的大企业集团将成为今后投资农业和农村的主体，而未来的农业，将是少数几个农业大财团独领风骚，其他中小农业企业和农民的合作社、小农经济沦为配角的共存局面。其中，独领风骚的主要是有政府倾力支持的国企。不过，由于农业投资的布局尚未完成，少数具备相当实力的民企也还有

一展身手的机会。

三、通过土地集中实现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条件已经成熟，城市资本中将掀起一场

到农村圈地的热潮

农村的发展，首先要靠农业的突破。以城市资本、技术、经营管理整合农村土地资源，通过土地集中实现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通过资本和技术、智力的密集投入最大限度提高单位土地的产值和利润。在这条道路上，农业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增长空间。可以说，目前的农业和农村，正面临着一场新的革命！这次革命，将以农村土地的大规模集中、城市金融资

本和产业资本向农村的大规模投资、农业产业化、农产品品牌化以及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为

特征。

实际上，对“农业革命”的呼唤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但“农业革命”至今尚未到来。这是因为任何变革总是需要许许多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都是逐渐具备或成熟的。农业产业化的变革迟迟没有到来，一方面是因为条件尚不成熟，另一方面，这个呼唤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条件逐步成熟的过程。重庆目前的城市化运动和户籍改革，就首先催熟了变革的大部分条

件，从而让中国农业的第三次巨变呼之欲出。

这些条件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条件：土地的自由流通与大规模集中

单纯从土地流通的角度看，最有利的制度当然是土地私有制。但这种制度目前不可预期，次优的选择便是土地国有前提下的使用权流转。在这方面，国家已经开放了制度空间。特别是重庆与成都城乡统筹发展改革实验区先行先试的权力，提供了全国最优的制度条件。

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环境下，投资者要从农民手中大规模集中土地必须通过政府，而具体方式不一，包括土地转租、土地入股，还有就是重庆市现在正在进行的以农村土地换城市户口的户籍改革。这场户籍改革目前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具体的操作方式已经在媒体上炒的满城风雨。媒体的批评是从道义和法律的立场，但如果单从实用主义的立场，这种操作方式恐怕是最为快速有效的，也是最符合实际的，而其中所蕴涵的精神实质，实际上也是整个中国取

得经济奇迹的奥妙所在。

重庆目前进行的城乡统筹发展改革实验，推动了各区县政府以空前的热情招商引资，协助投资商从农民手中流转土地。据重庆市政府网站，截至2009年底，流转入城市工商企业的土地达119万亩，占到流转总面积的近20%。截至2010年第一季度，全市累计流转土地达到655.5万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33%。全市土地规模经营面积累计达到484.4万亩，农村土地规模经营集中度达24.4%。而目前以土地换户口的户籍改革，也已经开始在各地方政府手中储备未来可通过置换进一步集中的耕地。根据重庆市的规划，到2020年要让全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这意味着在10年内，将有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成为“新市民”。以重庆市农民人均耕地1亩计算，10年内可从农民手中流转出可以直接承包的耕地1000万亩左右。这种土地流转速度得益于重庆的快速工业化，是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而土地的大量流转与集中，为城市资本大规模投资农业，进行产业化经营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第二个条件：城市化

土地的大规模集中和农业产业化，必须伴随着相应的城市化以吸纳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并为农产品提供足够的市场，否则便无法进行。重庆要进行土地集中，在城市化方面的

条件是中西部任何一个城市无法望其项背的。

不过，真正为这次农业变革提供决定性条件的并非整个城市化本身，而是城市化的某些具体内容。其中第一点，便是城市化的速度与规模。农业产业化的变革要求耕地必须能够迅速、大量地向城市资本集中而不是缓慢地自然演变，这就要求城市工业与服务业的规模和规模扩大的速度必须能够为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足够的，且相对于现在的农业劳动更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