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 代 文 人 的 理 想 人 格

古代文人的理想人格-admin移-

苏轼一生沉浮于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饱经忧患，他的晚年更是被一贬再贬，直至贬到儋耳（今海南）。在当时，这是天之涯，海之角，穷乡僻壤之地，正如他自已在《与林济甫书》中所说“回望乡国，真在天末”。

而就是在流放到这样一种境地，苏轼并没有被击垮，他找到了他理想人格的第一位知己--陶渊明。“流传海外，如逃深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答程全父推官》）。在古今诗人中，也就只有陶渊明最适合于苏轼的标准了，也正因为是苏轼，陶渊明才能真正奠定了其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论及的那样，“终唐之世，陶诗并不显赫，甚至也末遭李，杜重视。直到苏轼这里，才被抬高到独一无二的在位。并从此以后，地位便巩固下来了。苏轼发现陶在极平淡的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把它看作人生的真谛，艺术的极峰” 。陶渊明的“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呔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归园田居》），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二》），以及“日入相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第二首》），他那一系列诗歌作品中所蕴涵的质朴的意境与恬淡的田园风情，是多么符合苏轼当年谪居心境。

尽管和大多数士大夫一样，苏轼在他的一生中并没有机会选择归隐，但在他内心深处，他同样追求《桃花源记》里的这种生活方式。尽管现实中的桃花源，南阳的刘子骥没有找到，其后的文人异士也没有找到，但相信在中国文人士大夫心中都有一片自己的桃花源。

就苏轼而论，在他的晚年确实是极尽赞赏陶渊明诗文淡雅高达的风格的，他大力推崇陶渊明，写有《和陶诗》一百二十首。也许他晚年谪居儋耳，尽管地处穷乡僻壤，困厄之所，他却已经把儋耳当作自己心目中的“桃花源”如此也才有了他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想法，有了“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诸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的境界。

用现在时兴的话，苏轼一生中吹捧两人，一位是陶渊明，那么另一位就是王维。

有关王维的诗画，苏轼曾作过非常恰当的评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另外，他在《青玉案，送伯固归吴中》的词中亦有“辋川图上看春墓，常记高人右丞句”之论。

无论是王维的仕宦生涯，还是他在诗画上表现出来的艺术境界，都比较符合苏轼的人生志趣，人格追求的。王维晚年先在终南山置别业，继而又得宋之问之旧宅辋川山居，并把自己对隐居的趣味带入仕宦之中，他所经历的是一种亦隐的特殊生活。尽管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隐逸文化在中国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中间并不普遍，中国也很少有像印度那样真正意义上的隐士，但以中国后来的文化发展看来，“大隐隐于朝”则是文人士大夫完善自我人格的最高境界。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除了儒家之外还有道家一脉，像“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天下欣欣焉，人乐其乐”（《庄子，有宥》）所表现的就是率性，通脱，逍遥，自得的人生境界。

另外，王维诗歌的一大特点即是在着力表现山水田园取向时所处处可见的禅意，例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居秋暝》），“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鹿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等等。禅宗讲究顿悟，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王维参禅礼佛的经历，自唐宋以来多少已成为文人士人夫生活的艺术趣味，禅宗的思想扎根于苏轼的精神深处。

作为宋朝一代文豪，苏轼的思想同样是奉儒家而出入佛老，“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学无疑，浩然不见其涯也”（《东坡先生墓志铭》）。而他人生仕途的不如意，无意识地在他的诗文里便流露出人生的空幻，虚无，像“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前赤壁赋》），“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州冷”（《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夜阑风静觳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等等，就是例证。

如此而论，禅宗的顿悟，道家的超脱，都是苏轼解脱自我心灵的一种境界，那样他才能发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这样的人生境界。在艺术当中，苏轼才真正找回了早已迷失的自我。仕途的险厄，官场的勾心斗角，对于像苏轼那样的一介文仕，原本就不合适。只有在艺术中，他才真正的找到了自我与独立的人格，也许这连苏轼自已也不知，但他毕竟找到了自已的一方田园净土。按李泽厚的话说：“他把上述中晚唐开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