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展览解说词

校史展览解说词

今年是我校的百年华诞，也是中国国立农业高等教育开展的一百年纪念。作为曾经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的策源地，今日中国农业高校的领头雁，农大百年沧桑，经历了晚清、北洋军阀、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四个时期，校名和校址也屡经变迁，从我们面前的这张历史沿革表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曲折的经历，坎坷的岁月，磨砺了农大坚韧顽强的精神，形成了农大情系民生的传统，也铸就了农大的世纪辉煌。

一、学基初奠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农学院（1905、12－1914、2）

中国农业大学的源头可以追溯至1905年，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的筹建。也许是巧合，也正是那一年传统中国选拔人才的科举制被废除，现代教育真正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农科大学择地建校

京师大学堂自1905年起建设分科大学。在这张珍贵的历史文献——学务大臣《奏请建设分科大学片》中，将瓦窑村地方已购土地留作建农科大学的字迹清晰可见。1908年，望海楼一带取代了瓦窑村成为学校新的落脚地，下面的两个历史文献（《奏请拨望海楼地方苇塘官地建设农科大学片》、《教育公报》）对改址的原因均有记载。

罗振玉，农大人不会忘记这个名字。他不仅是堪与梁启超、王国维比肩的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文化名人，更是农科大学的创始人。1909年，罗振玉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首任监督，他对将农科大学的创建极为重视，这份《复勘钓鱼台地亩情形报告》就是他当年亲力亲为的明证。报告意见被当局采纳以后，农科大学的校址就基本落实了，从望海楼到罗道庄，面积达1200亩，这给日后农科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从1908年算起到1958年迁校马连洼，农大在此办学达半个世纪之久。

农科大学校址的选择，严格遵循了四个原则，充分地体现了第一代高等农业教育者的良苦用心与严谨精神。

1912年11月，农科大学从马神庙京师大学堂旧址迁入北京阜成门外罗道庄（今北京玉渊潭公园）校址，石刻“农科大学”高悬于大门（第一张板的门头，回指对照1993年复制实物）。“农科大学”的大学的讲堂大楼（工字楼）和办事楼比赫赫有名的北大沙滩红楼还要早六年。尽管今日我们已无处凭吊，但在这些老照片中，我们依稀可以想像出它们当年的雄姿。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5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农科大学改称“北京大学校农科大学”。

1913年，农科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走出校门，此时距1905年建校已经有8年之久，这也折射了中国现代农业高等教育创办的不易：大学堂1904年正式招收预备科第一班学生，1909年预科班毕业后，部分学生和一些同年毕业的师范第四类学生升入大学堂农科，成为农科大学的第一批学员。1913年，在经历时局动荡影响之后，农大的第一届毕业生在12月离校。

他们(指照片)就是中国现代农业科技的星星之火！

二、风雨前行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14、2－1923、2）

1914年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以“教授高等农业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办学宗旨，将农科大学改组为独立的“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成为与北京大学同属于教育部的当时北京国立八校之一。由于其时地方割据、军阀混战，学校在此后9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用“步履维艰、风雨飘摇”8个字来形容，但仍取得了可观的办学成就，师资力量不断加强，学科体系不断完善。

民国建立初期，中国教育模式“以美为师”取代“以日为师”的趋势十分明显，这张小小的学年历就是历史的见证。1921年，在校长吴宗栻（图片见第二板）主持下，改革学制：由3学年制改为4学年制；各学科采用单位制（相当于现在的学时制）；设必修与选修课程。大家可以参看这个文献（教育部批准改革学制）。

1921年10月20日《晨报》上刊登的《添招女生广告》对我校而言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女性开始进入现代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的视野中。可惜当年响应者寥寥，并没有招到学生，直到1926年才有第一名女生入学。从第一名女生于1930年毕业算起，解放前共有71名女生从农大毕业，而今天的农大，女生的比例已接近一半。

当年的校园农场“两岸苇花一溪水，新田千顷尽嘉禾”（1916年校友诗作），当年的农大人“愿学为农意岂奢，田间风味足桑麻”。

农专时期，学校教学改革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重视学生的实地调查研究，这些老照片生动的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从1916年起，每届毕业班（三年级）都利用假期到国内各地和日本、朝鲜考察实习。第一次考察团的带领者，即这位许璇教授（指照片中的许，再回指上一页照片）。他在农大四个不同时期任职累计长达20年，并四次出任院长、校长，为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卓越成就，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做出了杰出贡献。因此，他在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上享有崇高的声望，被当年教育界誉为“罕有人物”、“一代宗师”。许璇教授1934年积劳成疾而不幸去世后，北平大学为他举行校葬，为一位教授的逝世举行校葬，在北平大学尚史无前例。

这一时期，学校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不断发展，九年时间里共有三百零五名学生从这里毕业。同时，在农专校园还成立了足球队、网球队，办起了杂志、丛刊，文化生活开展的红红火火。

五四运动中的农大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农专在“五四运动”中做出过重要贡献，是“五四运动”早期发起者之一，并始终站在运动前列(当年13院校，今天多已不存)。这是农大的光荣和骄傲，农大成为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可以说即是从“五四运动”起。

农专的师生在5月4日和其他12所院校学生一起，齐集天安门举行大会，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政府投降卖国行径的示威游行，6月3日，学生运动遭到镇压，上千学生被捕，农专学生罗家楷等亦在其中，为了支援学生运动和营救被捕学生，农专学生发动捐款，并在北京第一舞台和北大、清华、高师三校举行募捐义演（义演、捐款启事和义演的剧

目单）；1920年，农专学生会抗议日本政府就山东问题和中国政府“直接交涉”所印发传单；1920年5月，农专学生创办《醒农》半月刊，把目标朝向农民，《醒农》的发刊宗旨是：“促人民之觉悟”，“谋农业之改进，”它是“五四时期”有相当影响的刊物之一，发行国内外。

三、开拓奋进国立北京农业大学（1923、3－1928、11）

1923年3月，经过三年多时间的酝酿，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改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

章士钊在“改大”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时他刚刚从欧美考察归来，即投身农专的建设中，并成为改大后的第一任校长。1922年12月，他到农专发表演说，阐述办学方针，声称愿作改造农专的“炮手”。1923年上任之后，章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来推动农大的发展，他刊登在《晨报》上公开纳贤延聘国内外农业专家来校执教的《征聘农业专家特告》就是一例，这一举措在30年代开始显出成效。1925－1926，在他已任教育总长后仍兼任过一段时间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的校长。章士钊不仅为农大发展规划蓝图，而且在他任校长期间，将每月工资捐赠农大购置参考书籍，至今图书馆仍有遗存。

这一时期，学校不仅学科体系完善，师资力量雄厚，这份经过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批准的《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组织大纲》或可说明；学校当时拥有四个农事试验场，增添了大量试验器材和图书资料，学术活动异常活跃，农业化学学会、森林学会先后成立；而且一度经费充足，1923年学生人均经费为一千一百五十元，是当年北大学生人均经费的三倍还多。“不愧为吾国最著名之农业大学。”

这一时期农大革命组织的“萌芽”也值得我们关注。

“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积极探索救国救民之道。1921年初，在邓中夏的直接指导下，杨开智(杨开慧兄)、乐天宇、蒋文xiao（音同“孝”）三人组成了社会主义小组，这样的小组在当时北京高等学校中只此—家。半年后，根据邓中夏指示，在此基础上，建立农专第—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这也是北京高校最早建立的团支部之一。团支部的建立把农专的学生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1924年1月，根据中共北京地委的指示，农大青年团(此时已改称共青团)的全体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成立了农大历史上第—个中共支部，乐天宇为第一任支部书记。农大支部是北京高校中最早成立的中共支部之一。此后，革命运动在校内外迅猛发展，组织迅速扩大。党员人数由最初的十余人，到1926年发展到五十余人之多，最多时占在校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农大支部还在京郊农民中发展党员，进行农民教育，开展农民运动。农大党支部是大革命时期北京地区一支有战斗力的革命队，—个坚强的战斗堡垒。

那个时期还有一些事值得我们铭记。“苟且偷生生同朽骨，为国而死死亦光荣。”这是1926年6月，写给三•一八惨案中死难的农大学生林孔唐烈士的挽联，在那场发生上世纪20年代中期的反帝运动中，农大学生用鲜血写就了不能忘却的纪念。这些文献和照片真实地记录了那段历史。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北京各界掀起了反日运动。农大全体教职工和学生们立即行动起来，集会、游行、宣传、成立反日济案后援会，抗议日军的暴行。8月，为了唤起人们永不忘国耻，在校园里建起“毋忘国耻”纪念碑。“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农大校园被日军占据为兵营，纪念碑被毁。这座“毋忘国耻”纪念碑的建立，足见当年农大师生爱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