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现状分析

义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现状分析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丁媛媛

义务教育有两层含义：适龄儿童有义务享受教育；政府有义务提供学校。普九教育已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教育资源分配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一、教育资源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1.城乡差距

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中最突出的不合理现象表现在城乡之间，这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众所周知，新中国建立以来，走的是一条以牺牲农民利益来快速发展工业化国家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有一部分农村地区已经和城市一起加入到富裕的地区当中，一部分农民也率先进入富裕者行列，但其在教育投入中的比例仍然偏低，而且近来又有所下降。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教育事定统计年鉴》，1998-2000)

从表1中可以看出，农村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全国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普通中学从1997年的10．8％下降到1999年的9．4％，3年下降了1．4个百分点；小学从1997年的20．8下降到1999年的19．94％，3年下降了0．86个百分点，下降水平均高于全国(中学3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小学3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从2000年开始，全国基础教育各级学校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又有所回升，但增长幅度均不大。

2．地区差异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省、市、地区之间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资源，基础设施和文化资源配置也极不均衡，尤以东西部的差距更为明显，胡鞍钢在《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一书中指出，中国各地区知识发展相对差距十分显著，西部地区知识资源严重不足，已成为制约其发展的最大瓶颈。知识是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最重要的因素，知识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

展的最大优势资源。而西部地区是中国知识资源最贫乏的地区，也是知识发展差距量大的地区。如不改变这种状况，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不可能产生缩小的趋势，若干年以后，必将对中国综合国力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这里仅以各区预算内生均经费和校舍情况的差异为例来说明。

首先，各地区预算内生均成本差异较大。1995年，我国各地初中预算内生均经费平均值为507元，最高的是上海1590元，最低是安徽322元，前者为后者4．95倍。同期全国小学预算内生均经费最高为1248元(上诲)是最低的145元(河南)的8．61倍。

其次，各地区的学校房屋质量亦有差距。就全国而言，从校舍中的危房面积看，1997年全国普通中学的危房面积所占的比例为0．97％，小学生危房占校舍建筑面积的1.01％。就东、中，西部的区域看，东部地区普通中学的危房比例为0．78％，中部地区比例为0.91％，西部地区高达3.69％，西部是东部的近5倍。东部地区小学的危房比例为0.77％，中部地区为0．72％，而西部地区高达4．06％，西部是东部的近6倍。

3. 重点学校和薄弱学校的差距

重点学校问题，在实施义务教育的背景下，特别引人注目。同一城市中同属小学校或初中校之间得到的教育投入差距巨大。在南京46中学，每年真正能够支配使用的只有10万元；另一所中学进行教育现代化工程改造，上级就拨了1000万元。政府教育投入多年来厚此薄彼的结果，使不少中小学学校不仅校舍十分简陋，甚至连个像样的操场都没有；另一些中小学校则盖起了游泳池，有的甚至耸立起像模像样的游泳馆，每天仅规定时间向社会开放，就可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在(新西部)2001年第6期的《三人行》栏目中，西安仪表厂子弟中学副校长王飞龙在谈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享的问题时，说：现在，大学扩招得很厉害，上了高中，差不多就能有个大学上，不管是大本还是大专，公办还是民办，但高中扩招慢一些，只有一半人能升高中，升学压力就向下传，上一个什么样的初中很关键。义务教育这块。没有重点与非重点之分，却有热点与非热点学校之别。他们在名声、教学质量、教学硬件设施上是不一样的，西安市，城三区与郊三区的办公条件就不一样，难免会择校。名校更愿意招择校生，有一个收费的因素。去年，陕西提高了借读赞，小学一学期是300元，初中500元，如果只招本学区的学生，就只能收55-80元的杂费。

二、关于现状的反思

我国现在的统一高考制度，具备了形式上的公平——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由于实际录取学生采取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各省市区的录取额并不是按照考生数量平均分布的，而是按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优先照顾城市考生的准则，因此出现同一份考卷，各地录取分数线的极大差距，经济发达地区反而录取分数低，经济落后地区倒反而高出许多。2003年全国统一高考，上海文科考生460分就可以上重点分数线，四川，重庆等地文科考生却要520分以上才能上重点线!这哪里是“扶贫”?分明是“扶富”！是很大的不公平！

一直以来，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盲目的观点就是认为落后的农村拖累了城市发展的后腿，甚至拖累了国家发展的后腿。但是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数字说明，结论恰恰应该是相反的，是城市拖住了农村发展的后腿，农村不但没有拖累城市的发展，反而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推进了城市的发展，从而有了今天这种“强壮

的城市，贫弱的农村”的现象。体制上的歧视和观念上的漠视压制了差不多三代农民的正常发展，直到今天，很多农民的后代还是不能和城市里的青少年一样公平地享有义务教育的权利。当今天的“城市居民”堂而皇之的开始捐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时，他们还以为自己是在行义举。当他们看到这些穷孩子感激涕零地向他们表达谢意时，他们没有丝毫的不安。他们并设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只是在“还债”。他们本来就有义务、有责任去帮助农民和他们的孩子。城市借国家之手剥夺了农民，对于这点，认识上的蒙蔽应该揭开。富裕的地区和人们在他们富裕之后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帮助贫困地区和那里的人们。这是邓小平同志设计中国改革开放之路时的初衷。如今，无论是从国家来讲还是从许多富裕的省份来讲，都已具备这样的能力去建设和扶持农村教育，解决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

重点学校本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曾经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任何政策都具有两面性，把中小学人为地划分出三、六、九等，使得原本有限的教育资源又进行了厚此薄彼有倾斜的分配，它保证了“快出人才”，但也使学校之间的差距开始扩大，尤其是普及义务教育的工程中，一些地方还没有及时转移基础教育工作的重心，为突出政绩和满足个人利益，仍热衷于搞变相的重点学校。他们时常为本地没有几所“窗口校”或“样板校”而内疚，却从不为本地有这么多破烂不堪的薄弱学校而惭愧，抓重点学校真心实意，抓薄弱学校虚张声势。而近年来，义务教育阶段的高收费更使这种学校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择校生”与学校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自然是哪所学校质量高、条件好，吸引的“择校生”就多，于是形成了义务教育阶段的“马太效应”，即加建走向“好的更好、差的更差”的两极分化。如此，处在好的一端的重点校潜力发挥得再充分，积极性调动得再高，也不会带动差的一端的非重点校质量的提高，从而造成了办好在校生不超过10％的重点学校而牺牲了拥有在校生90％左右的非重点校的现实，如果把极少数中小学比作政府精心培育的“盆景”，那么多数连基本设施都得不到保证的“大众化学校”就成为被政府放弃的大片“绿荫”。这一作法严重违反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所要求的教育公正和机会均等的原则。

任何一个国家的公办义务教育都属于公共产品。从经费来源看，这个公共产品与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根本不同，在于它靠政府的税收支撑。换句话说，政府是拿纳税人的钱配置义务教育的资源，首先必须保证的就是公平。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强调，每个人对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不管他们属于什么类型，什么阶层，只要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在教育资源配置时首先要考虑他们是否都具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国家的政策在这里就是为保证各个层次的每个公民权利的实现创造条件，强调社会阶层不分等级，都拥有基本的受教育权和接受各种教育的机会。而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为了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保证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需要，又要重点建设一批学校和学科，使之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样，教育资源就不能完全平均分配。这就要求在情况特殊和待遇要求之间寻找平衡点，做到合情合理。例如，在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投资取向和政策选择，首先是不扩大城乡教育的差距，然后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目前则特别需要增加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解决农村教育面临的严重生存性危机。在一般与重点的关系上，教育经费的分配应更多照顾普通学校的紧迫要求，帮助他们改善教育条件，提高整体办学质量，使每一所学校接近，达到或超过现在重点校的水平。这样将使大部分人成为受益者。普及义务教育，办好每一所基础学校，是全面提高国民基本素质的关键。这既体现了合理的公平，又具有较好的整体的、长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