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崇汉 从我的嫡传之路看现今的中医教育

卢崇汉：从我的嫡传之路看现今的中医教育内容摘录自《名老中医之路续》第411—429页作者简介：卢崇汉（1947~ ），男，生于成都，祖籍四川德阳，世代业医，祖父卢铸之师从清末着名医家郑钦安先生，临证畅扶阳理路，善以姜、桂、附起沉疴顽疾，于川中乃至全国皆享盛名，继开卢氏火神一派。

幼年即从其祖父习医学文，直至祖父去世，达十余年之久。

祖父谢世后，又继从其伯父卢永定习医。

卢永定乃卢铸之之子，卢氏火神派第二代传人，亦为川中名医。

因师从祖、父二辈，尽得心传，故19岁即其医名，时有“小火神”之称。

26岁前往江苏新医学院（南京医学院与南京中医学院合并）学习，于此期间因屡愈顽疾，声名大振，一时，其医名、医术于南京街头巷尾传为佳话。

为继承家学（时其伯父尚在），新医院毕业后即返回四川成都。

数十年来，于家学之外，不忘思求经旨，将卢氏之学术光大发扬。

擅以扶阳为本，以姜、桂、附为用，对诸多疑难病症，如肿瘤、血液病、肾病、心血管疾病、妇科疾病、儿科疾病、眼科疾病等，疗效卓着，被众多病患视若神明。

临证教学之余，近年尚应邀两广讲学，影响播于海外。

代表着作：《扶阳讲记》。

嫡传篇“扶阳学派”传至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郑钦安先生是被公认的创始人，但追溯源头，则不能不从郑氏的老师刘沅止唐先生说起。

祖师刘沅，字止唐，四川双流人，生于1767年，卒于1855年，是清代通儒，着名的经学家、思想家。

《清史稿》里有对他的相关记述。

刘氏于乾隆五十七年中举人，道光六年授湖北天门县知县，由于不愿外任而改为国子监典簿，后从成都双流县移居至成都市醇化街，因其住宅内栽有大槐树一棵，故称其为“槐轩”。

止唐先生每日均在槐轩给门人讲学，故他所创立的学说被称之为“槐轩学说”。

刘氏全面地肯定儒家学说，并能适当地接受佛道二家之学，他的儒学根底非常深厚，后来编撰群经，留下大量着作，其着作均收进《槐轩全集》，共三千万字之多，最具代表性的是《十三经恒解》和《孝经直解》，所着的医书包括《圣余医案》、《医理大概约说》、《活幼心法》等。

刘氏行医的情况之所以不见于经传，是因为他并非靠行医度日，为医固然能救人活命，但他更视行医为一种雅事，相当于票友，一些京剧的票友比很多艺术家水平还要高呢！就是这样的一位大鸿儒，培养了郑钦安先生这位一代名医――伤寒南派的代表。

太师爷郑钦安先生，名寿全，生于嘉庆九年（1804年），卒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祖籍安徽，生于四川，祖父做官来到四川，十六岁时随父在四川邛崃县定居。

郑氏自幼勤读经史，于嘉庆末年中秀才，后来弃举子业，拜止唐先生门下学医。

先生在刘氏的指导下钻研《黄帝内经》、《周易》、《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这为他日后对经典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后来说他是穷究三十余年，对经典的学习从未放松，最终才悟出了经典的精髓。

郑氏年少即学有所成，当时在成都行医，屡起沉疴，名声很快传遍川滇一带，自此一直在成都悬壶济世，讲学授徒，成为川中一代名医。

郑氏在临证上善用大剂量姜、桂、附等辛温之品，而且用量惊人，每每以两计，与一般医生有很大分别，故当时被称为“姜附先生”，甚至有人称其为“郑火神”，因此后来的人把郑氏这一门善用温热药的学派称为“火神派”。

郑氏融汇《内经》、《周易》、《伤寒论》等经旨，先后在同治八年及十三年出版了《医理真传》及《医法圆通》，提出“元气为人生阴阳之主宰”、“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万病皆损于一元阳气”、“辨证不离伤寒六经”、“治病重在扶阳”等重要观点，这些观点都是在临床上得到验证的。

在《医法圆通》刊行后二十年，《伤寒恒论》问世，这是郑氏为《伤寒论》所作评注，他不拘泥前人之说，而是结合临床实际，注释仲景的原文，大胆创新而不离经旨，充分发挥了仲景的扶阳思想。

郑氏这三部着作，曾多次刊印，传世的版本有三十多种，就医书来说，在当时实属罕见。

《伤寒恒论》出版后，晚年的郑氏并未停止对经典之研究，对医理的追求仍是孜孜不倦，扶阳思想在其晚年之时愈趋成熟。

我祖父卢铸之是郑氏晚年所收弟子，他继承了郑氏晚年成熟的扶阳思想，故真正要研究郑钦安完整的学术思想，就必须从我祖父卢铸之身上入手。

祖父卢铸之，字禹臣，号金寿老人。

光绪二年（1876）生于四川德阳的一个中医世家。

少年之时，跟随止唐先生的学生颜龙臣学习医文，并中秀才。

但祖父觉得八股文并不能济世救国，故弃举子业，潜心习医。

颜龙臣是我祖父的姑爷爷，是清末的举人，与郑氏又是同门师兄弟，且交往甚密。

本着易子而教的原则，颜氏把我祖父携至成都，拜当时在川中已经很有名气的郑钦安先生为师。

入师门后，郑氏要求祖父反复研读《内经》、《难经》、《金匮要略》、《伤寒论》等经典，并以《医理真传》及《医法圆通》为教材向祖父传授医理；因其时郑氏已年近九十，故《伤寒恒论》的刊行，祖父亦参与了整理工作。

这样，祖父跟师学习，与师同吃共住十一载，直至郑氏谢世。

随后，祖父遵师遗训，游历四方，足迹遍及全国二十一个省份。

充分考察了各地居民的体质、生活习惯、常见疾病、当地医生用药特点、农作物的生长环境、药物的种植与炮炙情况等等。

游历之余，尚于各地随缘行医。

三年后，于清代末年（1904年），回到成都开设“养正医馆”，正式悬壶济世。

由于祖父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很快便享誉巴蜀，当时的人都称他为“卢火神”。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医界有“南卢北萧”之称，其中“南卢”就是指祖父卢铸之，“北萧”是指北京名医萧龙友，可见当时祖父在中医界影响之大。

解放后，有关部门曾邀请他至北京中医研究院任职，但当时他已近八十，遂以年纪为由恳辞了。

1956年成都中医学院成立，曾聘他做副院长，他也以同样理由婉辞了。

这段时间，祖父就待在家中看病。

1958年，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在成都召开，鉴于中央的一些领导找祖父看病很是不便，遂命四川省将祖父安置于省委党校医院，享受卫生技术一级待遇。

这样一来，虽然各级领导看病方便了，但是普通百姓看病就不容易了。

为了这个原因，祖父便离开了党校，又重新回到了民间。

直至1963年仙逝，享年87岁。

祖父完全继承了郑钦安的学术思想，并加以发扬阐释，提出了“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的重要观点。

对于《周易》，祖父亦有很深的研究，他常以坎、离二卦解释人体的生理，指出“坎中一阳”为人生立命之根本，在此基础上揭示了阴阳学说中“阳主阴从”的重要关系，从而极大地指导了扶阳的医疗实践。

上世纪二十年代，祖父即在成都开设“扶阳讲坛”，公开讲授《内经》、《伤寒》、《金匮》、《神农本草经》以及郑氏三书。

近代有“吴附子”之称的前云南中医学院院长吴佩衡、有“祝附子”之称的上海名医祝味菊以及成都名医范中林和田八味等，年轻之时都曾在成都跟随过祖父学习扶阳思想。

祖父着述甚多，既至晚年尚着《郑钦安医书集注》和《金匮要略恒解》，惜皆未付梓即遭散失，此诚为中医界的一大损失！所幸祖父的医学思想并未失传，而由祖父的嫡传――我的大伯父卢永定完整继承下来了。

伯父卢永定，字云龙，是祖父卢铸之的长子。

少年时便随祖父习医，初攻外科针灸，继而专攻内科。

伯父承继了郑氏和卢氏的医学思想，崇尚《周易》，强调“阳主阴从”，重视“坎中一阳”，治病立法重在“以火消阴”。

伯父吸收了祖父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临床上善用大剂量的姜、桂、附等辛温扶阳之品，治愈无数疑难的病症，誉满巴蜀，跟祖父一样被称为“卢火神”。

自五十年代始，伯父把每一病人的病历作仔细记录，并装订成册，于三十余年间，病人累计数十万人次，病历资料共五千多万字，为扶阳学派的研究留下一笔巨大财富。

我在临床上之所以有理想的治疗效果，是得到祖辈们的传授，继承了郑氏和卢氏的扶阳理念，并以其作为我临床之指导。

由于郑氏和卢氏在临床上擅用姜、桂、附一类的温热之品，而疗效卓越，故当时有“医圣”之称，其与卢氏一门并称为“火神派”，后来我提出“扶阳学派”，并且在扶阳的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实践，认为“扶阳”这个提法更为贴切。

继承篇由于我的先祖累世行医，在这个背境下，我从小就接触了中医。

我的家族是几代同堂的传统大家庭，因为我是长孙，祖父为我取名崇汉，自小便被他亲自带着不离左右，三岁之时即教我学认字、习字。

所以我的识字是从中药名称开始的，诸如桂枝、生姜、制附片、天雄片等等，通过两年这样的学习，我已可做到任意拿起一味药都知悉其原产地、栽培、炮炙以及药性。

在几代家传熏陶下，自那时起我就对中医十分向往，祖父亦每日教我读诗书典籍，逢祖父外出讲课，我亦跟随其后，在旁聆听。

十二、三岁时，始读医典，当时一般人初学中医，先由传统入门书籍始，如《汤头歌诀》、《医学三字经》、《药性赋》等，唯我在祖父指导下开端所读即是《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及《神农本草经》等经典着作。

经典是言简义深的着作，对于我这个年纪，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那段时间的学习是异常艰辛的，很多的问题自己不能解答，翻注家也常常难以满意，而祖父的原则是反对依赖注释阅读，必须看原着，于是我只好自己苦思，反复探寻其理义所在。

年纪稍长，祖辈即开始向我讲解经典内容，逐字逐句地将经典上的每一条逐一解释，并把经典的精义向我阐明。

这时我再看祖辈们在医书上的批文，就豁然开朗了。

祖父强调：不可人云亦云，要善化，要理解其意，“尽信书不如无书”等等，这时我才明了祖父的苦心。

先辈严格的治学精神一直鼓励着我在学习中医经典和临床上不断追求进取，加上后来自己再研读郑钦安的《医理真传》、《医法圆通》和《伤寒恒论》等，又有了更多的心得体会，就不会只是固守老祖宗的成法而不发展了。

总结扶阳学派的传承经过，不论是刘氏、郑氏或是卢氏，均接受了完整的师承教育，他们除了治学认真严谨，对《内经》、《难经》、《金匮》、《伤寒》等经典的学习研究一丝不苟，且皆精通《周易》，并且都以大量的临床实践，验证了他们从经典中所获的思想，绝无空谈。

如此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名医，这或许能给现代的中医教育带来一点启示。

回顾近年来各中医学院之学生能背诵《内经》或《伤寒论》者极少，有些甚至连《内经》的文字还不能看懂，这样怎能登堂入室呢？在少年时代，我不仅打下了扎实的中医理论根底，也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这就是先辈所说的悟性吧，它使我终身受益。

那个时候，除了理论的学习，我还要跟随祖父和伯父学习临床诊脉，常常坐在祖父、伯父旁边，伯父切完一个病人的脉便到我切，我们把切到的脉各自写在字条上，然后再拿出来对照。

起初自己所切到的脉跟祖父、伯父有很大差别，差别大了通常都要受罚。

后来渐渐学有长进，最后我们所切到的脉基本上都一致了，单单这个学习切脉的过程便用了两年的时间。

还有其它的望、闻、问诊也都是这样的严格训练，有关这个问题，我想在传承篇的时候还会专门讲到。

先辈对我这个嫡传后人的教育与别的弟子殊无二致，只能在老师一旁侍诊，不准抄方。

一来可以避免我照葫芦画瓢，搞机械记忆，二来强迫你在理解其辩证立法的基础上进行记忆，这样便可以杜绝学生在没有理解中医精髓的时候，就随便抄袭方药为人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