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代文言小说

第一节明代文言小说：准备清代的复兴

文言小说借盛唐的艺术精神和众多才人之力，一举登上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成为中国小说史的一座高峰，但随后跌入相对衰落的宋元明时代，直到清代出现《聊斋志异》，才重振旗鼓，再造辉煌，而登峰造极。宋元明在两个高点之间，成为一个低谷，但唐人的艺术经验并没有失传，魏晋志怪志人的传统也没有中断，数百年间有兴趣于此的文人墨客，或创作，或采编，或整理，留下一批佳作，更重要的是宋元特别是明代的作家和编者们，编出一批专集，元代还出现了《娇红记》这样的名篇，明代更趋活跃，而为文言小说在清代的复兴准备了丰厚的条件，为迎接蒲松龄作为杰出代表的新一代文言小说家铺平了道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而专集最有名者为蒲松龄《聊斋志异》。”说的就是清代文言小说成就与明代的准备因果相关。

明代文言小说，于传奇、志怪、轶事三类型皆有实绩，历历可数。

传奇类的代表作无疑是“三灯”，即《剪灯新话》、《剪灯馀话》、《觅灯因话》，此外还有陶甫的《花影集》、宋懋澄的《九龠别集》等。冯梦龙所编《情史》，虽非创作，但在文言小说史及婚恋类小说的发展过程中意义不可轻视。

瞿佑（1341—1427），字宗吉，号存斋，钱塘（今杭州）人。少有才名，十四岁即席和著名诗人杨维祯《香奁》八题，俊语叠出，维祯谓其父曰：“此君家千里驹也。”但怀才不遇，只在洪武间以荐历仁和、临安、宣阳训导，升周府右长史。永乐间因诗蒙祸，下诏狱，谪戍保安十年，洪熙元年（1425）赦还。卒年八十七岁。著作有《剪灯新话》、《归田诗话》、《存斋诗集》、《阅史管见》等。

《剪灯新话》四卷二十篇，作于洪武十一年（1378），为传奇小说集，学唐人笔法，委婉华艳，对明清文言小说及《聊斋志异》有一定影响。作者自序称：“好事者每以近事相闻，远不出百年，近止在数载，襞积于中，日新月盛，习气可溺，欲罢不能，乃援笔为文以纪之。其事皆可喜、可悲、可惊、可怪者。”吴植《序》则称：“其词则传奇之流，其意则子氏之寓言也。”作品多写近世动乱中奇奇怪怪的故事、烟粉灵怪与人间传奇。其中有不少作品是婚恋题材，如《金凤钗记》、《绿衣人传》、《翠翠传》，委婉深致，十分动人，而且表现了比较开放的市民婚恋观和性观念，赞美了自由深挚的爱情，思想比较进步。有的涉及政治，如《修文舍人传》以阴间冥司善用人才，反讽现实，《三山福志志》写达官显贵及各级官吏贪婪残暴，都显露作者的愤世之情。

作为明代第一部传奇小说集，《剪灯新话》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剪灯馀话》、《觅灯因话》等仿作的产生，后来日本也出现了选译和改写本，朝鲜出现了金时习的《金鳌新话》，越南出现了阮屿的汉文小说《传奇漫录》。

《金凤钗》选自《剪灯新话》卷一，写兴娘与崔生约婚襁褓，后兴哥远行，十五年不通音信，兴娘抑郁而死，崔生归来，人去楼空，兴娘魂附其妹庆娘病体，终成佳偶，歌颂了这对青年男女生死以求爱情的美好精神。艺术上文辞华美，好用骈偶。其构思受唐传奇《离魂记》影响，后又影响了凌濛初《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妹病起续前缘》（《拍案惊奇》）及沈璟传奇剧本《坠钗记》的改编创作。

《绿衣人传》选自《剪灯新话》卷四，是一篇动人的人鬼恋情故事，这一对青年男女曾是贾似道奴仆，因相恋而同被赐死，葬于西湖断桥之下，少年转世为人，而少女尚自为鬼，他们情深意长，结下人鬼姻缘。鬼女虽只能维持三年精血，但她毅然表示：“海枯石烂，此恨难消；地老天荒，此情不泯！”作品还借他们的悲欢离合，揭露了南宋权奸贾似道荒淫残暴祸国殃民的罪行，暴露了封建朝廷的黑暗，也以下层劳动者丧失人身自由和爱与生的权利的不幸遭遇，控诉和抨击了封建婚姻制度和奴婢制度。艺术方面描写细腻，人物性格鲜明，生动感人，是明代文言小说中较好的篇章。这篇小说对后世影响也比较大。明周朝俊的传奇《红梅记》、冯梦龙《古今小说》中《木绵庵郑虎臣报冤》，皆自本篇发展而成。清代地方戏也经常上演这个故事，如川剧《红梅阁》，秦腔《游西湖》。建国后，孟超据此创作昆曲《李慧娘》，至今上演不衰。

《剪灯馀话》成书于永乐十八年（1420），作者李祯（1367—1452），字昌祺，以字行世，明初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曾参与撰修《永乐大典》，擢礼部郎中，迁广西左布政使，坐事谪役。洪熙元年（1452）起故官河南，救灾恤贫，颇有政绩。以丁忧归。时河南大旱，民众怀之，遂应命复任。为官廉洁宽厚，不避豪强。晚年居家二十余年，屏迹不入公府。富于才情，撰著丰富，所作有《运甓漫稿》、《容膝轩草》、《侨庵诗馀》。《剪灯馀话》是他的文言小说集，仿《剪灯新话》而作，连卷次亦相同，四卷二十篇，与《剪灯新话》相比，题材与命意略同，思想或时嫌庸腐，但单篇篇幅加长，文字增加一倍，内容更加丰富，描写更加曲折细致，语言华美流丽，多有佳篇。《剪灯馀话》整体成就不如《剪灯新话》，好炫耀文才，喜用诗词集句，与小说文体多有不协调处，但还是有艺术上的创新。

《芙蓉屏记》选自《剪灯馀话》卷四。这是一篇公案故事又交织着夫妻感情的优秀小说，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破案的进程，以崔英夫妇的深厚感情及相关行为作为契机，推动情节生发进展，收到了感情与案情兼顾而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这个故事后来被不断改写成其它艺术形式，凌濛初的拟话本《初刻拍案惊奇》中《崔俊臣巧会芙蓉屏》、明张其礼的传奇《合屏记》、叶宪祖的杂剧《荚蓉屏》等，都是据此改编而成。

《觅灯因话》成书于万历二十年（1592），二卷八篇，作者邵景詹，号“自好子”，斋名“遥青阁”，生平不详，取“灯已灭而复举，阅《新话》而因及”1之意而命名，但更重“劝戒”，思想比较陈腐，而文思才情亦逊色于前二

1邵景詹《觅灯因话小引》。

“灯”。

宋懋澄《九龠别集》是小说史上值得重视的作品。作者字幼清，号稚源，别号九龠生，生平不详，万历四十年（1612）举人，后三试进士不第。性喜交游，尝司兵法，好议时政，因遭时忌，乃归故里专事著述。《负情侬传》写妓女杜十娘跟李生从良而终被出卖乃沉宝投江故事，塑造了一个刚烈女子的悲剧形象，思想意义也比较丰富；《珍珠衫记》写楚商之妻被卖珠老媪挑动与新安客成奸，并以珍珠衫相赠，新安客旅途与楚商邂逅而知情，楚商归家休妻，后其妻改嫁吴中进士，在命案中救了楚商性命，进士得知真相，慷慨助其重圆，并归还楚商妻改嫁时随带十六箱笼，而楚商休妻后已再娶，即新安客死后孀妇，则前妻归来反为侧室。这个故事似有因果报应的迷信观念，但楚商夫妻的行为与礼教正统多有相悖，贞操观也被突破，反映了明代市民文化观念的异动信息。冯梦龙“三言”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已经成为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性杰作，而皆系宋懋澄文言小说改编，而且除语言媒介置换和描写更加细腻周密外，情节并无太多改动，但改写作者名动天下而原作者知之者少，这似乎是有欠公平的。

明代中后期志怪小说繁荣，其成就虽难称道，但数量甚夥，其写法仍承魏晋六朝，粗陈梗概，描写简略，情节类多荒诞，命意多在劝惩。较有影响的作品是祝允明《志怪录》、《语怪四编》、陆粲《庚巳编》、闵文振《涉异志》、洪应明《仙佛奇踪》、董斯张《广博物志》等。

明代轶事类小说十分繁富，品类齐全，可称丰收，成就可观。轶事类小说与笔记杂著容易混淆，小说色彩比较浓厚的是陆客《菽园杂记》、陆奎章《香奁四友传》、梅鼎祚《青泥莲花记》、何良俊《语林》、曹臣《舌华录》等，多有生动可读的篇章。明代笑话集在中后期比较活跃的文化氛围中大量涌现，也是文言小说发展过程中一种值得注意的形态，比较有价值的是江盈科《雪涛谐史》、冯梦龙《古今谭概》、《笑府》等，其本身的阅读价值之外，这些笑话集为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多方面的艺术营养。

第二节乡村塾师蒲松龄

远得魏晋笔记特别是唐人小说的艺术神韵，近承宋元明文言小说百家的铺垫，加上独特的人生际遇与人生感悟，清代康熙年间，一位可与世界上任何一位短篇小说巨竞美的文言短篇小说大师，从山东淄川（今淄博）的一个乡村蒲家庄走了出来。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以其斋名尊称聊斋先生，1640年（明思宗崇祯十三年）生于山东淄川，时距崇祯皇帝煤山上吊仅四年故在儿童时经历了明清易代，卒于1715年（清圣祖康熙五十四年），享年七十六岁。阅读蒲松龄的传记材料，我们不禁为传主抱屈遗憾，因为这样一位留下了《聊斋志异》奇书的文学大师，人生经历却从无际遇，孤寂一生。蒲家曾经繁荣过，其远祖蒲鲁浑、蒲居仁曾任元般阳路总管，显赫一时，后遭夷族之祸，遗孤匿居外祖杨氏家，至明初洪武间方复本姓，万历间家道复兴，“科甲相继”，复称望族，但至父亲一代又转衰落。其父蒲槃，少习举业，粗通经史，生平忠厚，但科考不顺，二十岁尚不中秀才，乃弃儒从商，养家教子。蒲松龄兄弟四人，松龄行三，自幼颖悟多才，十一岁从父读书，十九岁始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生员，一时“文名籍籍诸生间”2，并得到著名诗人山东学政放闰章的赏识，蒲松龄也因此雄心欲博科第，并立志在文学方面发展。用与同邑秀才张笃庆、李尧臣等人结“郢中诗社”，一边研习时文举业，一边诗词唱和。那时的蒲松龄曾经是朝气蓬勃，有强烈的功名心的。但诗文才高不等于青云路近，二十一、二十四岁，蒲松龄连应乡试，皆名落孙山。他鼓舞信心，寄居挚友李尧臣家刻苦攻读，“庶使一日无功，则愧，则惊”，“朝分明窗，夜分灯火，相期与以有成”3。这一段时间，他饱读文史，勤练文章，虽志在科第，但文学底蕴更趋深厚，并开始显出喜读幻怪作品的特殊爱好。《聊斋自序》说自己“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这种文学兴趣，年轻时代就已开始形成。

三十岁以前，蒲松龄的生活就是读书、应试、落第三部曲的不断重复。三十岁那年（1670），迫于生计，蒲松龄应聘为其好友江苏宝应知县孙蕙作幕宾，文牍之余，还参与了一些政事。次年秋，孙蕙调任高邮知县，蒲松龄终难耐这种为人幕宾、“代人歌哭”的无聊生活，也不能眼看自己虚度光阴，而失去了继续拼搏科举功名的机会，便辞聘还乡，准备应试。江苏这一年的作幕经历，使蒲松龄游览了东南山水，体验了官场生活，又由于孙蕙的爱好而见识了一些美丽聪慧的歌伎舞女，这都为《聊斋志异》的写作丰富了生活积累，成为以后写山写人写“鬼”的素材。也许蒲松龄此时已开始写狐鬼故事，证据是他的《南游诗草》中有这样一些诗作：《感愤》诗云：“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磊块愁。尚有孙阳怜瘦骨，欲从玄石葬荒丘。北邙芳草年年绿，碧血青磷恨不休。”又《途中》诗云：“途中寂寞姑言鬼，舟上招摇意欲仙。”这些诗作不但透露了《聊斋》已经动笔的信息，而且已经奠定了《聊斋》抒写“孤愤”的深沉基调。

南归次年（1672），蒲松龄携孙蕙荐书赴考，仍然落第，使他情绪极为低落，惆怅伤悲，恰又遭遇荒年，生活也落入困境，他不得已只好设帐师塾，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做乡村塾师长达40年，其中在本县富绅毕际有家坐馆竟至30年之外，年逾古稀，才撤帐还家。其间他仍然不断应试，考到六十多岁，但恶运随身，从无一中，直至归家后第二年才援例出贡，这年蒲松龄已经七十一岁了。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二十二日，才华超群却与功名无缘因而潦倒终生的柳泉先生抱恨离开了人间。所幸贫穷与“孤愤”成就了他的文学事业，一部《聊斋志异》已使他

2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

3蒲松龄《醒轩日课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