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风情叫“莆田二十四景”

有一种风情叫“莆田二十四景”
一
古时莆田人的胸怀和胆识真是远大，在“中原”看来纯属边陲、蛮荒、弹丸之区区所在，居然敢自我标榜出洋洋洒洒、气象万千的“二十四景”：东山晓日、西岩晚眺、梅寺晨钟、西湖水镜、古囊列山献、木兰春涨、壶公致雨、白塘秋月、锦江春色、夹漈草堂……从修辞学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首首对仗工整的叙事抒情诗，其间凝结的是颇为别致的地方风情。

而从字面的所指看，这些景观连接起来也是一部鸿篇巨著，其所列之处，包罗万象，几乎遍及莆阳大地，有天上的、地下的、山上的、溪边的、海岸的，有写实的、写意的、虚实相间的，如梅寺晨钟、石室藏烟、湄屿潮音等等，已把景观推到了“影”和“声”的极致、人和自然山水之间的天然合一。

能将“晨钟”、“藏烟”、“潮音”诸如此类的虚幻之物列入景致，这会是一种怎样浪漫和超脱之人？
史书记载，莆田县境古属扬州域，秦属闽中郡，汉属闽越国会稽郡，晋属晋安郡，南朝的时候属南安郡，至南朝陈光大二年（568），才始置县，后又长期反复废置交替。

属扬州域是什么概念，就是莆田离属地中心有十万八千里，离真正的中原“中心”更是遥不可及，只能小棋子一般地遗落在边陲的荒山野岭之中；仅属于某郡或是建制废置又是什么概念，就是此地蛮夷、人丁不足，尚不构成县治的条件，只能是似管似不管，划划圈圈归属某个政权的版图而已。

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在远古时代，莆田这里还只是土著散居的地方，三三两两的，人烟稀少，户不相挨，村不相连，既可为朝廷命官贬职之所，也可为朝廷罪人充军之地。

如果再稍把时光往前挪一挪，我们还可以这样想象，这里曾经“沉七洲、浮莆田”，刚刚完成了一次地壳的大变迁，此时，万物在此刚刚复生，人烟正在缓慢繁衍。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烟罕至的地方，在过了若干个朝代转换之后，居然有人敢喊出了“二十四景”的名号来。

古语说，饱暖思淫欲，饥寒生盗心。

切换一下话题，要是有如此这般游山玩水、寄情山水的闲情雅致，最起码的条件是，莆田当地人已经吃饱穿暖了，有了一些小钱，手头和心情都放松了下来。

事实上，自秦汉三国以降，尤其是晋“衣冠南渡、八姓入闽”中原族群大规模南迁以来，莆田人口大增，原本蛮荒之地逐渐百业兴旺，随着政局的逐步稳定，莆田整个社会人心都安定了下来，在劳作生息之余，在战乱和政权转换之后的若干稳定时期，人们开始关注吃喝和玩乐了。

需要一提的是，在南迁的中原先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躲避战乱的士人贵族和旧朝遗臣，这些南迁的人群，带来的不单是金银财富、奇珍异宝，还有流淌在他们血液中的游山玩水、吟诗作赋的中原文化和贵族情怀。

在阅读莆田地方志、自补地方文化课的时时刻刻，我都能倾听到这种中原文化和莆田当地土著文化的碰撞融合之声，不过更多的时候，应是中原文化的引
进和对本土文化的改良，比如“来莆开学”之类蓬勃的书院授业文化，比如“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精神气度、复归仕途主流社会的念想寄望，当然还有教化土著游山玩水的闲情雅致，要不，莆田人一辈子就知道当牛做马、吃苦耐劳、省吃俭用，盖大厝、娶媳妇、生男丁。

现在看起来，当时这种游山玩水的风气似乎已经大行其道，要不，也不会有人急着要跳出来总结和命名—他的用意太明显了，他就是想对时兴的“旅游热”发布权威消息：莆田去哪里玩我是最清楚了，就去那二十四个地方吧！与此同时，他还可能要对外来的“驴友”炫耀说，我们莆田的二十四景可牛了，过来走走看看吧。

我相信，此时，这个人应该体会到了“命名”的快感和先知先觉的洋洋自得。

二
这个乐于给景点命名、有胆识的人是莆田人，他的名字叫林尧英。

关于林尧英，莆田的史书记载得极少，从“历代进士表”里看出，其为清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多个史书出处说他“在清顺治年间始定莆田风景点二十四景”，但都仅此寥寥数语而已。

莆田自唐武德三年至清光绪三十年（620—1904）间，共出进士1468人，这么多的进士，这么久的历史，要一一详细记录在案实属难事。

我从网络百度搜索后才得知稍微具体的“林尧英”，说他是莆田人，字蜚伯，号澹亭，顺治进士，曾官河南学政，性好学，工诗歌，著有《澹亭诗集》。

更为有趣的是，有一个叫“钮因干的空间”的博客网页在研究湖州吴兴钮氏家族发展史时认为，其可能就是清初当地一文字狱案件的热心“消弭”人“莆田林公”。

熟悉莆田山水、有文学涵养文化功底，又是一个热心人，这样的一个当时代的名人来给莆田的景点命名，在情理解释上是最合理不过了。

其实，在林尧英之前的近200年明天顺年间，莆田进士吴希贤已经兴致盎然地命名了莆阳四景：壶桥晴岚、乌山霁雪、绶溪待渡、宁海观澜。

大概是嫌此四景格局、气派小，不够涵盖莆田绝色景观的缘故，热爱家乡故土的林尧英才作了全面的改写。

史书上说他“遍览普阳大地”，这一点应该是无可怀疑的，古人不像现在人，他们做事情认真、专注、不含糊。

在这二十四个景点中，林尧英可以说是用心体察、全面考量了，自然景观、天文地理、名胜古迹，无所不包。

以“壶公致雨”为例说，这可是有典故和考证的：这是一座因胡姓道士居此而得名的有来历的山，一到夏时，只要发现其山头乌云压顶，莆田境内必定会“下西北雨”，也就是下雷阵雨，此时，有人叫一声，所有的晒谷场就会骚动起来，扫的扫，耙的耙，赶紧把新打的谷子送进屋里避雨；另一传闻是，比林尧英早约200年的莆田另一名儒柯潜，相传小时愚钝，见到壶公山神后，忽然“聪明花”开了，中了状元，因此，莆田人有句俗语叫“看见壶公山、聪明花会开”。

把天时、农事和典故、人文等融为一体，这不能不说是二十四景命名中的经典之作，而如果再把话摊开来说，进士毕竟就是进士，到底是喝够了墨水，做足了学问，没有胡诌，也没有乱套鞍马，不会像如今人胡乱炒作概念。

至于为什么要命名二十四个而不是十六个、十二个，我想这里可能也有林尧英的个人感情因素在影响吧，你说一个农家子弟出身的进士怎能不熟悉和深受二十四节气的影响呢，既然这样，那就干脆整个暗合天时自然规律、用今天的行话说更接近于旅游本质的二十四景吧。

但是把话又说回来，这好像丝毫没有影响景点命名的公正性、权威性，也不存在所谓的“抢夺命名权”的意思，要不，直至现在的近400年间，再也没人给予二十四景任何的改动，莆田此后的历代子民们好像一下子都约定俗成好了，不改动了，就这样一直沿用至今，这使得二十四景成了莆田不变的风情，也使林尧英当之无愧地成了莆田的徐霞客、莆田旅游业的始祖。

到底是大文化人，更准确地说是官员加大文化人，一出口就是一言九鼎、盖棺定论，似乎比官府的红头文件都要有效用，这是好事加妙事，可是遗憾终归还是有的，沿用数百年的二十四景名堂全部完好无损，仍然闪烁着往日诗性的光芒，但是其中的数个实际景点却因后世这样那样的原因破坏了、毁灭了。

只留华丽的躯壳，光有其表而无其实，这是历史的遗憾，还是发展的遗憾？
三
如果要再说林尧英命名二十四景的个人感情因素，我想还是有的，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人性化命名而后被大众普遍认同的东西，其间的个性化，也可理解为对家乡故土风物的热爱和对某个景观的个人偏爱。

我和妻子曾于今年春节邀请厦门的朋友同游夹漈草堂。

那次是我开的车，一条差不多只有一个车道的水泥路，经常性的90度以下的大转弯，且伴着十分陡峭的爬坡，陡坡上我数次车辆熄火，那趟车开得才叫险，我甚至为此说，下次再也不敢自己开车来夹漈山了。

更令人沮丧的是，这里简陋不如一座像样的庙宇，朝圣膜拜的游客大概也没几个。

我为此曾在博客中以“‘被寂寞’的郑樵”为题写了如下一小段文字：这个与朱熹同时代而且可以同名的文化巨人太寂寞了。

生前，他隐没民间，著书《通志》；死后近850年，他依然寂寞，他著书的夹漈草堂，隐于新县深山之巅。

他似乎连潘金莲之辈都不如，没有人“抢”，也没有人“捧”。

或许，这就是读书人，一个彻底的、纯粹的读书人。

经过修葺、开发的夹漈草堂尚且如此，就更别说数百年前它是如何的偏远、荒凉和难以入景了，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山旮旯，因为有一个郑樵曾经在此寒窗苦读、著书修志，林尧英硬是将之列入了二十四景，不知到此一游的人都看到了什么景色、景致，但对于林尧英来说，他肯定是看到了，他看到了吾乡吾土莆田穷乡僻壤的历史高度，他还借此大大地宣泄了一番文人见文人惺惺相惜的个人充沛情感。

令人感到有意思的是，自从命名了二十四景后，林尧英似乎有“放炮走人”的意思，从此不再公开著文加以推介，即使是在聊以自娱的诗文片语中，也不加以有意、煽情的描摹。

有一种可
能是，他在河南的学政工作太忙了，既要大力推行教育传播圣道、启迪民智，又要费心组织科考一应事宜，另有相当的场面还要以应酬忙乎。

总的说来，他似乎像一个四处播种、埋头苦干的老农，忘记了当时在哪里播下这么一粒种子，忘记了有命名二十四景这么一档子事情，或是他从头至尾就有这么一种雄心和信心：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我不说，还是留待历史检验、后人评说吧。

历史是检验了。

莆田子民、名儒雅士郭尚先、陈池养、陈淑英、江春霖、张琴等等都顺着林尧英圈定的旅游路线走了走，赏了赏，然后诗兴大发。

郭尚先说“三紫凌云”“好是天灵生紫笋，神仙海外忆蓬莱”，陈池养赞“夹漈草堂”为“此日山房须仰止，柴门无掩远烟清”，陈淑英题“石室藏烟”说“石顶涌泉梳石发，山头锁雾着纱巾”，江春霖游“白塘秋月”盛赞“月到天心光上下，水涵山色影沉浮”之景。

就是戎马一生的近代海军名将萨镇冰在游览了“南山松柏”后也诗情豪迈，留下了《题广化寺》的诗篇。

清康熙年间莆田进士林麟焻干脆将之全部入画，留下了册页画作《莆田二十四景》。

我想，要是林尧英地下有知的话，他在吟诵这些诗篇时，一定会摇头晃脑，高兴得眉毛胡子都翘起来。

之后，他可能还会微蹙眉眼：新社会、新时代都这么多年了，怎么吾乡子民就再也没有一篇关于莆田二十四景的辉煌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