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论文 民族精神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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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危机下邵元冲的民族精神

[摘要]邵元冲作为国民党元老，继承了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精华，主张振奋民族精神，修养个人人格。强调民族文学与民族读物在培养民族精神方面的作用。邵元冲积极推动并参与黄帝祭祀，以加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精神，影响深远，丰富了民族主义的内涵。

[关键词]邵元冲民族主义民族精神黄帝祭祀

邵元冲（1890—1936），本名骥，字翼如，浙江绍兴人。曾追随孙中山并担任秘书，孙中山逝世后，是国民党内部主张反共的右派之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邵元冲为蒋介石倚重，成为训政时期蒋介石的重要幕僚，历任国民党青年部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任等要职，“西安事变”中遇难。

邵元冲以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继承者自居，其政治思想集中体现了对三民主义的阐释与解读。既是对三民主义的继承和阐发，也源于其成长和求学的环境，蕴含了丰富的时代内容，体现了他爱国忧民的情怀，主要反映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上。他主张振奋民族精神，修养个人人格，加强民众心理建设，教育救亡，充实民族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这方面，邵氏特别重视民族文学、民族读物、历史人物在培养民族精神方面的作用，特别是提出恢复黄帝祭祀以加强民族团结，影响深远，丰富了民族主义的内涵。

邵元冲认为，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寻求民族出路，要纠正过去的错误，“中国过去和现在失败的基点，在乎缺乏民族精神的训练。”目前和以后困难的解救，“还须以恢复与发扬民族精神为前提”。如果每一个人都能认识个人和国家民族的关系，都能“牺牲个人的利益来求整个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整个民族才不致散漫薄脆，即使遇到外来的祸患，也可以万众一心，在整个组织和方针之下，表现出很坚强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表现在多个方面，在外敌当前的时局之下，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即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一致、共御外侮。“人人公尔忘私，国尔忘家，积全民族之力以抗外侮，始终不懈，百折不挠，以知耻而立志，以明耻而教战，以洗雪国耻之决心，争民族生存，扶国家之基础，以恢复中华民族历史之光，以立国于大地。”邵元冲号召国民党内部必须团结一致树立表率作用。

邵元冲认为个人人格的修养与民族生死存亡紧密相关。邵元冲主张个人之人格应该有最低之生命线，民族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一致的，“整个民族生命发生动摇，则个人绝对不能获得安全之生存，而一切所谓人民利益亦无不失其保障。”中华民族为勤劳的民族，是民族精神的体现之一，也是救亡方式的一种。邵元冲指出，救亡的要义“则在使人人各能有所致力，其致力能均平而普遍，切实而有效，蓋救亡之业，为国民人人共有之事，共有之责，则必须人人能尽其责，及砥身砺行，以从事于勤劳，以劳其身，劳其心，劳其志，劳其行始。”

邵元冲也认识到民族文学与民族读物在培养民族精神方面的作

用。“故民族之精神，必以民族之文学表显之，民族文学之中心，必存于古今来忠烈志士之文字，其辞则至壮，其意则至诚，其志则至哀，其生气凛凛，使读者如受耳提面命，奋发而不能自已，白刃可蹈，威武不屈，虽有雷霆万钧之力，刀锯斧钺之威，孰能动我方寸之毫末，则人孰得而侮之，则人孰得而亡之。”邵氏专门编辑出版了《民族正气文钞》，辑录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数十人的文章，以期起到培养民族精神的作用。同时，邵氏也非常重视学校精神教育的作用。他认为，近数年来民气消沉，思想混乱，民族意识有淡漠而归于泯灭之危险，“精神之训育，实较之物质之充实为急，而培养一般国民之中心思想，以发挥民族主义，铸造民族人格，养成民族知耻与奋发之精神者，实为推进民族复兴之总动力也。”所以，他认为学校教育中应该致力于精神之训育。精神训育包含“训练其齐整严肃之精神，守纪律之习惯，及团体生活与组织力以外，则宜倾其全力于数种培养民族性之学科之中。”并提出“至基本之教材，则以历史教育涵养其国民性，举文学、地理、伦理、公民诸科目，皆为辅助历史教育以养成其坚强健全之性者也。”

邵氏认为，智仁勇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峻的时代背景之下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民族主义在消极方面，表现牺牲奋斗的精神，就是“勇”的精神的表现。……民族主义在积极方面，就是要发挥建设的精神，建设需要知识，就是‘智’的精神；民族主义能为民族争生存，就是爱自己的民族，这种爱人的精神，也就是‘仁’的精神，这样民族精

神在消极与积极两方面的表现，就是整个智仁勇的表现。”邵氏特别强调积极的民族精神，积极的民族精神的表现就是民族主义建设性的表现。邵氏认为，民族主义建设性的表现，就是平时在基本方面的努力，“使民族基础能够稳固，民族文化能够发展，民族生活能够圆满，政治、社会一切事业能够改善与进步。”为此，就要引导大家求知，因为要建设，一定需要各种高等的专门的智识人才，这样民族的建设才有独立与发展的可能。

为激发民族精神，邵元冲积极推动和参与黄帝祭祀。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民族危机日益严峻的形势之下，黄帝祭祀无疑对凝聚民心，巩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1933年，国民政府决定修筑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至西安的黄帝陵道，使全国人民得以瞻仰民族的始祖黄帝，以巩固民族团结。1935年4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推举张继、邵元冲，国民政府邓家彦等致祭黄帝陵，并确定清明节为“民族扫墓节”，岁岁举行仪式。致祭当天，共有5000多人参加祭祀活动。此后，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每年均派代表致祭黄帝陵墓，拜谒轩辕庙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共两党也曾共同致祭黄帝陵墓，对推动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邵元冲认为要挽救民族危机首先在于重塑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主要表现为公而忘私、团结一致，勤劳勇敢等诸多方面，集中体现在国家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舍生取义，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邵

氏对民族精神的发扬，继承了传统民族精神的特质也蕴含着现代民族观念的特点，迎合了不同社会阶层对民族主义的阐释与理解，更具有可宣传性和接受性。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全集，1986.

[2]王仰清，许映湖校注.邵元冲日记（1924-193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3]《建国月刊》第8卷，第1期.

[4]董修荣.国民革命史.重庆人民出版社，1992.

[5]邵元冲.毁灭与生存.《邵元冲先生文集》上，1935.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