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对良好社会风尚的消极影响

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新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摘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既是构建惩防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大预防腐败力度、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重大举措。

受传统文化的制约，中国在廉政文化建设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

因此，必须提高认识，增强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的自觉性，充分挖掘传统廉政文化资源的教化作用，加强廉政文化制度建设，建立廉政文化建设长效机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廉政教育体系。

纵观中国古代发展过程，腐败现象不绝于目。

长期的封建专制集权统治，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儒家、道家等传统思维习惯根深蒂固，人们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其糟粕也渗透于官场政治、文化之中。

近年来，虽然中国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廉政文化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得到了群众的认可，但总体来看，腐败仍处于多发、易发状态，廉政文化建设仍然存在很多不足。

比如内容陈旧、形式枯燥单一，缺乏廉政文化应有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廉政文化传播的社会氛围不够，廉政文化建设没有深入人们的价值观，流于形式；廉政文化建设立法不健全等。

同时，由于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影响，权力至上、腐败有理等思想观点甚嚣尘上，见腐不怪的麻木心态也在社会上膨胀蔓延，还有些人甚至“笑贫不笑贪”，对腐败有崇腐、羡腐心理，助长了腐败现象的滋生。

一、影响廉政文化建设的传统劣根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十分稳定的文化类型。

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过激进文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异族文化的无数次冲击，但其基本内涵被无时无刻稳定在先天规定的模式当中，从而在中国社会里形成极为深沉厚重的传统政治文化氛围，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其中，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人治”思想、“送礼文化”、“关系文化”等一些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廉政文化的发展，严重阻碍着反腐倡廉建设的深入推进。

（一）等级观念传统中国家庭强调亲情，注重和谐，但是家族的人际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而是亲亲有序、尊卑有序，甚至于性别歧视。

在宗法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家庭的等级制，并使传统社会呈现出森严的等级格局。

传统等级观念造成古代民众对官员既敬畏又惧怕的双重矛盾心理。

延续到当代中国社会，民众由于受传统等级观念影响，对管理者仍然抱着这种心态。

大多数民众很少能意识到上层管理者管理权力是民众授予的，权力意识、自身保护意识和法制意识较差，一旦遇到难以解决的事情，行贿行为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另一方面，等级观念容易助长管理者的“自傲”情绪，滋生特权思想。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成了许多贪官的人生信条，极少数党员领导干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做行使特权的资本，利用职权为自己和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以权谋私，贪赃枉法。

这些特权意识影响着党群和干群关系，破坏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成为当前腐败的重要思想根源。

（二）“官本位”思想在封建时代的各级社会结构以及官民的意识形态中，官吏是社会的主体，国家上下最具权威、最为显赫的表现力量是以官为尊、以官为准的法则。

社会活动的一切尺度都以官僚意志为衡量准绳，一切价值定位以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参照系。

人际关系笼罩着浓厚的官贵民贱、尊奉官僚的“官本位”氛围。

在这样的制度框架内，人们的价值追求在于做官，想方设法获取靠近权力或权威的资格。

当今社会，“官本位”思想仍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一部分官员手中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可以在资源的分配中凭借着手中掌握的权力为自己牟取私利。

在这种当官的利益驱动和价值观念指导之下，为官者必须一切为了保官，一切为了升官，一切为了获取当官所带来的种种隐性或显性的利益，这就必然诱导权力腐败，败坏社会风气，极大地妨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对于官本位的危害，江泽民同志就深刻指出：“当前，‘官本位’意识的要害，就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只对自己或亲属或小团体负责，其危害极大。

”（三）“人治”思想“人治”是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产物，它是按照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决定和实施国家的大政方针、管理社会公共事物的一种管理国家的方法。

从历史上讲，“人治”就是“朕即国家”、“言出法随”；从现实上讲，“人治”就是凭主观办事，以言代法。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这是对“人治”思想的否定。

但是，“人治”思想作为一种文化观念仍然活跃，“人治”现象仍然存在于政府的管理过程中，往往容易造成权力的过分集中，从而出现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和法律之上的情况，这不但损害了法律的尊严，而且会给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带来冲击。

（四）“送礼文化”中国人非常重视亲情和友情，“送礼文化”在中国有着久远的历史。

礼物作为连接亲情和友情的纽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所谓“礼轻情意重”。

送礼在中国社会中有着联系和加深感情的作用，也是中国人表达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它的存在有着自身的积极意义。

然而，由于送礼和行贿之间缺乏明确的界限，在官员公权力与私权力没有完全分开的情况下，一些怀有不良用心的人，往往会通过送礼去牟取自己的利益，而官员一旦收受了大量的礼物，肯定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所能够带来的利益作为回赠，以完成“礼尚往来”的过程。

“送礼文化”的盛行和对官员收受礼物缺乏制度上的明确规定，以及整个社会普遍认可的潜规则，严重制约着反腐败工作的深入推进，将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的后果。

（五）“关系文化”“关系”是一种基于利益整合起来的社会网络结构。

由于它能够在网络内部实现资源的配置，并建立起互惠互利、一损俱损机制，因而在中国不断升级泛滥，其影响不可低估。

在古代，宗族关系是中国人的主要社会关系，它以血缘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关系网，宗族中一人仕途坦荡，就会给整个家族带来荣耀，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在当今社会，宗族关系加上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使这个关系网更加庞大，往往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亲朋好友之间组成多层次、多角度、多维度的关系网。

由于“关系文化”盛行，人们在遇到问题时，往往不是想着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而是动用自己的各种社会关系去解决，并且在运用关系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利益的输送，从而达成体制外的“双赢”，也增加了贪污腐败的可能性，甚至造成集体腐败的严重后果。

二、借“文化之力”反腐腐败的滋生和蔓延，除了体制层面等原因，还有文化因素的根源。

从思想文化方面着手，以“廉政文化”取代“腐败文化”，深挖腐败的文化根源，才是反腐败的“治本”之道。

（一）文化反腐的特性文化具有历史性。

古往今来腐败的沉疴构成了文化领域中腐朽的顽疾，这些消极文化因素的遗留，决定了文化反腐不可能割断历史。

因此，文化反腐必须客观地对待历史文化的传承，批判和摒弃腐朽的历史文化遗留，挖掘和整理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

而且文化的形成也是一个长期的积淀过程，这就导致廉政文化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该规划长远、立足未来。

同时，文化的影响力在于潜移默化，在于人们的主观世界。

因此，文化反腐的要旨就在于，通过廉政文化的渲染，逐步革清消极腐败文化因素的历史遗迹，引领良好的社会风尚，促进对崇廉尚洁的思想认同，促进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充分发挥文化的约束力和教化力，广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社会风气。

（二）文化反腐的重要意义文化反腐的深层意义还在于，体现“标本兼治”的系统反腐思路。

当前，制度反腐的效力已经得到普遍认可，但是制度本身的不完整性和制度执行的人格依赖乃是其两大先天性不足，文化反腐能够弥补制度反腐的先天性不足。

在这两大缺失中，文化是制度建立和执行的基础，任何制度的建立最初来源于文化，任何制度的执行需要靠社会文化来认同和支撑。

从作用机理来看，制度反腐关注的是外在环境的约束，而文化作为一种信仰和理念，则试图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建立起一种自我约束机制。

外在约束力的发挥有赖于内在约束力的配合，文化反腐能够在心理层面形成对腐败的“零容忍”，对制度反腐提供必要的支撑和扶持。

从制度的产生来看，一定的制度都是来源于特定历史文化并为其服务的，脱离特定历史文化的制度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彰显其内在的效力。

因此，抓文化反腐与抓制度反腐同样重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总之，加强文化反腐，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入手，探求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意识习惯，建立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从而对症下药，标本兼治，改良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劣根性，在全社会倡导和形成遵纪守法、廉洁从业、依法经营、崇廉耻贪的社会风气，从而抵制腐败文化对社会成员的侵蚀，才能达到从源头上治理腐败问题的目的。

三、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推进文化反腐实践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构建反腐倡廉的文化体系，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战略举措，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

（一）继承与发展优秀的传统廉政文化一是民本思想。

孟子倡导“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唐代魏征提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君民关系；谭嗣同、章太炎等人否决君权、伸张民权。

儒家的民本思想则表现为：民心向背决定统治者得失天下，所以“得民心者得天下”；统治者必须想到人民，为了人民，关心人民的利益。

二是道德自律的清官思想。

就是以道德的自我约束为基础，在行使法定权力时，自觉抵制习惯权力的诱惑，保持出污泥而不染的名节。

宋代包拯认为“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司马光在《训俭示廉》一文中指出“有德者皆由俭来。

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

清官思想是一种道德内约力量，是中国封建社会推行儒家文化，强化纲常教化，并用道德化、伦理化的方式来约束参与权力的人的一种难得的结果。

三是注重人伦道德的自我修身。

比如“淡泊寡欲”、“以义制利”、“慎独”、“奉公尚忠”、“正人先正己”等观念，这些修身的思想和理念有利于清正自约，有利于正确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

四是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

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是儒家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文人士子所倡导、追随的核心思想。

从霍去病的“匈奴未灭，无以为家”到岳飞的“精忠报国”，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情怀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为之奋斗和献身。

这些优秀的传统廉政文化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有着巨大的影响，为当今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支持，对反腐倡廉工作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此外，传统廉政文化也为当前廉政文化建设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形式，比如格言、对联、故事、戏曲、诗歌、小说等形式，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又宣传了廉政思想，震慑了贪官污吏，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很值得研究借鉴。

（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廉政教育体系牢固占领各种文化与舆论阵地，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借助各种传播载体，使廉政文化融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潜意识中使人们抵制腐败文化的侵蚀，阻止消极、劣性思潮的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