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犯罪新情况新问题研究

贿赂犯罪新情况新问题研究【摘要】现行刑法将贿赂犯罪对象仅限定为财物，但在司法实践中遇到越来越多的不以财物进行的贿赂；贿赂的手段也由以往常见的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直接发生关系，发展到通过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特定关系人进行贿赂，使得有些案件在认定行为人主观方面犯罪构成时产生困难。

由于法律不完善，此类贿赂行为成了打击的难点或盲点。

笔者认为应尽快完善立法，以适应我国的形势发展所需。

【关键词】财产性利益非财产性利益特定关系人推定近年来，司法机关加大了对腐败案件的查处力度，但贪污贿赂犯罪仍然没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尤其是贿赂犯罪，出现了较之传统犯罪手段更高明、方法更隐秘、规避法律制裁能力更强、实施犯罪安全系数更高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传统的贿赂犯罪大多是直接的权钱交易，即以金钱和物品为行为对象，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直接发生关系。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贿赂犯罪已由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权色交易，以金钱和物品以外的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为对象进行贿赂，或者通过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特定关系人进行贿赂的案件频繁发生。

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增加了司法机关对贿赂案件的调查取证和打击的难度。

下面笔者试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分析研究：一、财产性利益贿赂问题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根据上述规定，贿赂罪的犯罪对象是“财物”。

从严格意义上讲，“财物”即金钱和物品。

“金钱”即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物品”是指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可操控和管理、可用金钱数字计量的有体物和无体物，如一部汽车、一百立方米天然气等。

如果对“财物”一词稍作扩大解释，则还可包括“财产性利益”（或称“物质利益”、“有形利益”）。

所谓“财产性利益”，是指可用金钱数字计量的其他物质利益，如设定债权、免除债务、提供劳务或担保、降低贷款利息、提供免费旅游、免费装修住房、提供高消费娱乐等。

至于诸如提升职务、迁移户口、安臵工作、提供女色等，虽属利益，但很难归入“财物”范畴之内，通常称之为“非财产性利益”。

这种“非财产性利益”难以用金钱数字来计量。

①传统的贿赂犯罪大部分是以严格意义上的财物进行，即以金钱和物品为犯罪对象进行贿赂。

但不可否认，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贿赂的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尤其是以财产性利益为对象进行的贿赂越来越多，主要有：1、提供不动产和耐用消费品的使用权，如长期免费提供住房或交通工具，免费提供电冰箱、电脑、空调、电视机“试用”“试看”，实际上根本不归还或归还时原物已失去使用价值等。

2、无偿提供劳务，如免费装修住房等。

3、各种高级消费活动，如免费旅游、高级宴请、观看演出、代为购买高尔夫球场、网球场、钓鱼场会员证，代为支付桑拿、嫖娼、娱乐等费用。

4、设定债权或股权、免除债务、代为偿还行为人所负第三者的债务、代投保险、担保等。

5、以不等价交换的形式收受贿赂，如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住房或其他商品、本应有息或高息贷款而给予无息或低息贷款等。

6、以赌博为名故意输钱进行贿赂、以“讲课”、“作报告”掩人耳目超额支付报酬进行贿赂、以奖励股权的形式进行贿赂等。

7、提供各种变相的个人费用如交通费、学车费、培训费、学习费等。

8、以投资理财名义收受贿赂，等等。

我国现行刑法将贿赂犯罪对象仅限定为“财物”，即金钱和物品。

但有不少学者认为，刑法里指的财物应作适当的扩大解释，它不仅指金钱和物品，而且包括其他可用金钱数字计量的财产性利益。

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因为：（一）、将能够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可用金钱数字计量的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完全符合贿赂罪的本质特征。

贿赂罪的本质特征在于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破坏了国家机关的声誉，破坏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

因此只要贿赂行为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无论是凭借金钱物品还是其他财产性利益，都同样会给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

此外，现行刑法将“财物”确定为贿赂犯罪对象，其目的就在于为了惩治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而财产性利益贿赂与财物贿赂一样，都反映了权钱交易的本质特性。

（二）、财产性利益与财物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实际上是财物的外在表现形式。

我国刑法在受贿罪的构成中虽然没有关于“财产性利益”的表达术语，但是，财产性利益显然也属于刑法规定的“财物”范畴，因为受贿罪的处罚标准所依据的是《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中关于贪污罪的规定，而以明确的数额为不同量刑幅度的标准，这是财产性利益的固有属性。

（三）、将财产性利益作为贿赂对象，具有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

由于财产性利益可以用金钱数字计量，操作性强，它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反腐败的现实需要。

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早已不乏将财产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的判例。

如1991年，深圳中院一审判决认定了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行长高森祥收受香港永宁公司董事长陈文轩花14万港币为其办理多米尼加护照一本的犯罪事实；1999年重庆綦江发生的虹桥垮塌案，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认定原綦江县委副书记林世元接受个体工程承包人费上利提供给其女儿去美国参加夏令营活动的办证及活动费用折合人民币5万多元为受贿；2006年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法院对该区物价局干部王雅萍接受有关单位邀请出国旅游，开支4万余元，以受贿罪判处刑罚；2007年初浙江省景宁县法院审理认定丽水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温某接受由他人支付的9500元嫖娼费为受贿，等等。

不过，在查处涉及财产性利益贿赂案件时应慎重对待，从严把握。

毕竟，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管其贿赂行为的主观恶性多大，在司法实践中都不能违背立法本意，不能将“财物”作无限制的扩大解释。

在我国现行立法下，不是所有的涉及财产性利益的案件都能按照贿赂犯罪进行惩处。

目前司法实践中能够作为犯罪处理的财产性利益，也仅限于那些可以用货币计算价值且行为人实际取得或已经享用的物质利益。

此外，由于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其定罪量刑是按照它所折算的财产性利益的数额进行处罚，因此，财产性利益在予以折算时应该有着明确的数额标准，且对该财产性利益进行折算的数额不致引起影响定罪量刑的疑义。

如果折算的数额会引起影响定罪量刑的疑义，就要本着疑罪从无的精神，按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一方进行处理。

从现实看，这种以财产性利益为对象进行的贿赂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不易被发现，其犯罪的安全系数更高，因此具有更大的诱惑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腐败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已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成为腐败的一种发展趋势，若打击不力，势必将逐步泛滥。

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明确规定了一些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财产性利益贿赂问题的处理，如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收受干股、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贿赂、以赌博形式收受贿赂等。

这一《意见》的出台，顺应了当前形势发展需要，对我们的司法实践，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然而，笔者仍然以为，“两高”的《意见》只是为应对贿赂犯罪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而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寻求对策，它没能很好地解决长期困扰司法实践中关于“财物”范围的争议问题。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以财产性利益为对象进行的贿赂远不止“两高”《意见》所规定的这几项，随着经济的发展，贿赂的方式和手段还会更加多样化。

笔者以为，对此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以立法的方法来充实贿赂的内涵，放宽贿赂犯罪成立的条件，将一切能够满足人的各种生活需要和精神欲望的财物、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全部纳入贿赂罪的对象范畴。

二、非财产性利益贿赂问题这类贿赂主要有：1、安排工作、提干、晋职提级、升学留学、迁移户口等；2、接受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明权等知识产权及其它科技成果；3、政治性利益，如出国签证、给予顾问、名誉主席、立功嘉奖、荣誉称号或给予某种政治待遇等；4、免受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经法院裁判确认的权益）；5、精神性贿赂，如性贿赂，等等。

由于非财产性利益难以用金钱数字计量，无法体现其价值，因而不属于刑法规定的“财物”范畴，在目前的刑事立法下，不能作为犯罪处理。

笔者以为，我国现行刑法把贿赂犯罪对象仅限定于财物，而将不能用金钱数字计量的非财产性利益排除在贿赂犯罪对象范畴外，与世界各国立法的普遍趋势相违背，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发展需要，不符合刑法的谦抑性，不能准确、完整地揭示贿赂罪的本质特征，不利于惩治、控制和预防贿赂犯罪，不利于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首先，惩治非财产性利益的贿赂犯罪是世界各国立法的普遍趋势。

如英国1889年《公共机构贿赂法》第1条规定：“公共机构的成员、官员或者雇员……索取、接受、或者同意接受任何礼品、贷款、酬金、报酬或者好处的，构成受贿罪。

”对于“好处”的内涵，该法第7条又规定：包括任何职位或荣誉、延缓清偿任何价金或有价之物。

在日本，非物质性利益说不仅早已成为刑法理论上的通说，而且为立法和判例广泛采用。

《美国模范刑法典》规定的贿赂是“财产的利益或利益”；意大利刑法典规定为金钱或其他利益；瑞士刑法典规定为贿赂或免费利益；德国刑法典将受贿对象规定为“利益”等，这些国家所规定的“利益”，当然包括非财产性利益。

我国香港地区《防止贿赂条例》规定“公务员索取或收受某种好处，或公众中有人向公务员提供某种好处……都属于犯罪行为”，其中的“好处”除款项外，还包括所有可以想象到的一切利益。

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121条规定：“公务员或仲裁员对于职务上之行为，要求、预约或收受贿赂或其他不正当利益，构成受贿罪。

”“其他不正当利益”指贿赂以外之一切足以供人需要或满足欲望之有形或无形的不正当利益，包括物质上之利益与非物质利益。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将贿赂规定为“不正当好处”，显然，“不正当好处”的范围要大于“财物”，其中也包括非财产性利益。

由此可见，将非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犯罪对象范畴，反映了当今世界各国打击贿赂犯罪的特点与趋势。

其次，将非财产性利益排除在贿赂罪范畴外，不利于我国反腐败的现实需要。

由于历史、社会以及法治不健全等原因，目前在我国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具有广阔的市场和极大的危害性。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腐败分子并不仅仅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越来越追求精神上的享受，贿赂犯罪由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尤其是性贿赂成为当前贿赂的一种重要形式。

在被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有不少存在着性贿赂等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的问题。

如河南省柘城县原交通局局长郭永志，将自己家雇用的漂亮小保姆送给县委一名主要领导享乐，从而顺利的当上了交通局局长。

2004年，媒体披露了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原分局长安惠君接受男警员性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