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保障职工利益

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保障职工利益

作者：相惠莲

来源：《财经》2016年第14期

在着手解决职工安置问题时，中国应当推行一系列积极的就业政策，借力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剥离国企办社会的职能来减少压力，同时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

在职工安置上，资金应该怎么花，花到什么地方？如何促进分流、转岗人员的再就业？

带着这些问题，《财经》记者专访了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他曾在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国家发改委担任要职，对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问题有深入观察。

宋晓梧提出，解决职工安置问题，中国应当推行一系列积极的就业政策，借力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剥离国企办社会的职能来减少压力，同时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

《财经》：职工安置是在去产能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在您看来，目前中国去产能面临着怎样的局面？

宋晓梧：经济进入新常态，去产能是当前面临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都与去产能密切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过剩产能有几种类型，共存、交织于当下的中国。

第一种是经济发展阶段性的产能过剩。一个国家的铁路、公路、高楼、住房等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进入平台期，再上升就很慢了。在高速上升阶段形成的钢铁、水泥、煤炭、焦炭等产能到了转折时期，就显得过剩了，这也是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的。

第二种是可能市场还有一定容量，但环境不允许再存在的产能。例如一些钢铁、水泥、煤炭企业，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造成的生态污染社会难以承受。要达到新的严格的环境排放标准，这些企业的产能不得不被淘汰。

第三种是从工业化以来一直不断出现的投资与消费不平衡造成的产能过剩。

由于分配不公平，普通生产者收入不够高，不能充分消费快速增长的产能制造的产品。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尽管有一部分人到国外消费，但是有多少农民工、普通工人、农村人能够做到？13亿人口中，有2.7亿农民工，至少6000万留守子女，5000万到6000万留守老人，将近3000万留守妇女，大约5亿人，没有多少消费水平。还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更没有多少消费能力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前阶段有大量产品可以输出，成为世界加工厂，但一旦世界经济紧缩，这种过剩就更加凸显。

《财经》：这几种产能过剩是海内外都有过的，对中国来说，是否面临着一些独特的情况？

宋晓梧：这三种产能过剩发达国家在各自的发展阶段都经历过。

如果说与其他国家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中国政府干预市场的能力要比它们大得多。特别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地方官员为了自己在执政期间三到五年内的政绩，过分追求GDP增长，以压低地价、让利让税、压低劳动力价格、牺牲生态环境等手段招商引资。政府间的互相竞争大大加剧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难免形成的产能过剩，很多产业一哄而起。

典型的例子是清洁能源，虽然有很大潜力，但任何发展都要与其他条件匹配，风电、光伏等发展都需要与电网输送能力相匹配。前几年600多个城市中300多个提出要把光伏、风电设备作为自己的支柱产业，就像前些年纷纷提出把汽车、钢铁、水泥等作为支柱产业那样。

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极大地加剧了产能过剩，这是中国的特点。上世纪80年代改革刚起步时我们就申明坚决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现在中国的污染更为严重。

我在2004年就写文章提出要防止政府政绩冲动与企业利润冲动相合流造成经济过热、产能过剩。遗憾的是这种情况没有得到制止，过去十年之中反而越来越严重。这是中国目前产能过剩的特殊背景。

《财经》：地方政府过度竞争的问题应当如何解决？

宋晓梧：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多措施，最重要的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我坚持认为地方政府的GDP考核指标应当淡化直至淡出，况且GDP指标本身就不是用来考核一个市县的。

很多人已经认识到，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单纯的、周期性的产能过剩，而是发展阶段性的、生态约束性的、分配失衡性的产能过剩。因此，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应该以严格的环境标准来限制企业，凡达不到环保标准要求的，不论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一视同仁加以限制。同时，还需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共享发展，让社会财富分配得更均衡一些。

《财经》：在去产能、安置职工的过程中，中国的国企和民营企业是否面临着不一样的局面？

宋晓梧：对国有企业而言，辞退职工更难一些。降低国有企业的劳动力成本，首要的办法是剥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

企业办社会的问题在东南沿海地区基本解决了，但在老工业地区，包括东北、西部和内地许多地方，企业办社会的问题仍大量存在，有的整个城市就是在油田、煤矿或林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企业经济效益一旦下滑，这类问题尤其突出。

参与企业办社会的就业人员相当多。当企业经营处于上行期时，这些人力成本在总成本中被摊薄了，不明显，在企业的总利润下滑、亏损的情况下，这部分人力成本就会凸显出来。

例如，东北有的企业产能利用率在2010年为110%，工人加班加点，超负荷生产，2015年产能利用率降到50%以下。订单减少，能源、原材料等流动成本大幅下降，而工资成本却难以同步下降，因而劳动力成本占比大幅上升。

一家民营企业在2010年时人工成本只占总成本的15%，现在已占到将近40%，工资成本占比大幅上升了2-3倍。只看这个数字会以为近年来工资提高太快了，实际上工资总额还减少了将近50%。劳动力成本占比提高的真实原因是生产总成本减少了80%。

因此，对过剩产能行业而言，不是工资增长过快造成劳动力成本占比上升，而是总成本下降幅度远大于工资下降幅度，由此造成劳动力成本占比上升。

在这当中，相当一部分劳动力成本是企业办社会的成本。例如对企业办的学校、医院来说，无论企业的效益好坏，教师、医生护士的工资福利都不可能大幅度减少。这种情况是国有企业去产能过程中面临的特殊问题。应该借着这轮去产能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下大力气解决企业办社会的问题。其实，这部分人员比较容易解决，医院、学校对企业来说是沉重负担，对全社会来说是紧缺资源，理顺企地关系，搞好了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财经》：对于本次的职工安置，中国过去是否有一些经验可以参考？

宋晓梧：东北、山西、河北是三个全国产能过剩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炭、装备制造等行业。现在的问题是，要大幅度地提高技术标准，钱从何来？另外，明确削减产能后，人员怎么安置？这是一个大问题。

从实际操作看，中国在1998年之后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下岗分流，涉及三四千万国有企业职工。当时，先在企业内部成立职工再就业中心，经过一段时间，逐步分流到社会上去，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