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合作需要什么样的协调机制

“京津冀”合作需要什么样的协调机制

作者 : 未知

城市规划学家L?芒福德曾说过这

样一句话：“真正有效的城市规划是区域规划”。尽管环渤海经济圈的概念很早就被提出，并

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相提并论，但合作的机制并没建立起来，“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上来”。近一年来，把环渤海经济圈又进一步明确为“京津冀”概念，理论、学术界对“京津冀”

三地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呼声不绝于耳，从理论上分析合作战略给三地所带来的三赢结果是

容易的，而从实践上唱响“京津冀”区域规划和发展这台大戏并不简单。
当前，

各级、各地政府官员的思想并没有像理论界一样统一，认为只有合作才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出路，而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各自为政。在这种态势下，经济三方的优势无法互补，三方的劣势也无法克服，整个区域内出现了产业上的无序竞争和资源浪费是必然的。从

长远看，“京津冀”要从整体上形成一种合力，承担起全国第三经济引擎的重大历史责任，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北京在新的政府工作中，多次表示要突出“京津冀”联合经济

圈的概念；戴相龙谈到了天津的发展规划是与“京津冀”区域经济圈联系在一起的。“天津正

在实施三步走的政策，实行五大战略举措。到2010年，天津计划用8年时间，用280亿资金

建设现代化的港口，要用4000亿建设现代工业基地，特别是要发展电子、汽车、化学医药、

新能源等产业，今年的工业总产值4000亿元，其中电子信息产业达到1200亿。再者，天津

要花一笔钱改造市政建设，改进天津和北京、河北各个方面的交通，我们很高兴在发展计划

委员会的会议上，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人都提出支持‘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经济的合作，

这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战略举措。”天津的“三步走”是个相当宏伟的目标，按照这个

战略，到2010年，天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需达到6000美元，宏伟的蓝图意味着天津需要吸

引巨量投资。
各地的专家都从不同的角度谈到了必须在更高的层次上建立合作机制，三地的合作才可能实现。孙久文指出，“同级区域政府间的协调机制作用是有限的，必须

是高一级政府的协调，才能真正发挥影响。对首都圈来说，中央政府的协调必不可少”。薛

维君建议，“最好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出面协调。河北作为‘京津冀’三地惟一的省份，尤

其需要有一个超越三方行政权力的协调机构，能出面协调三方的关系。这样对一些重大项目

的摆布和投资，以及区域内的分工格局，都会有一些实质性的促进”。牛文元也指出，因为

京津之间真正的合作靠京津本身是做不到的，一定要有更上层的统率来推动，推动之后就必

然牵扯到最后一条：体制上如何来适应？协调机制，经济上合作的方式，都要靠体制来解决。

吴良镛的建议更为具体，强调要加强区域内的统筹管理，建立行之有效的区域协调

合作机制。研究成立由国务院牵头，国家发改委、建设部和国土资源部等相关部委与北京、

天津、河北等组成大北京地区规划建设委员会(名称待定)，以发挥有力的、务实的区域协调

功能。
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何建坤则持不同的意见，指出在京津冀地区，这种区

域的整合，不应该是平面的整合，大家都一样，谁也整合不了谁。“在这方面，发改委实际上

是牵不了头的，最多起一个中介和推动的作用。真正做起来后，还是要靠北京主动领头来做。

三方之间肯定有竞争，特别是在吸引外资和吸引人才上会有更大的竞争，但总体来说，三方

的共同利益大于竞争。”在整合的过程中，总体来说，共同利益大于竞争。如河北的发展，就

应该以京津为中心来发展。“北京有人才的优势、技术的优势和政治上的优势，由北京牵头把

天津和河北整合，按理是能做到的。”他认为，在此过程中，北京不要避嫌，不要怕人家说北

京当头，北京应该要有比较高的视野，主动承担起这样的使命。对京津冀地区的产业规划，

要明确哪些产业能形成集群，并形成配套。珠江三角洲基本是电子业形成集群，长江三角洲

集群范围比较广泛，如纺织、服装等。
在区域合作中，“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问

题首当其冲。在北京提出要举办一届出色奥运会的目标下“新北京、新奥运”不仅仅是口号，

而且更是行动。天气干燥的北京，加之环境污染严重，曾常年笼罩在灰暗的“锅盖”下。“绿

色奥运”的目标使这里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这无疑需要北京的工业结构

调整，而北京大量企业的外迁，给河北和天津带来发展的机遇，它促进“京津冀”首都圈内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北京现有一些与首都功能不相符、特别是与首都严格的环保要求不适应的工业企业，退出北京是历史的必然。一些专家建议在秦皇岛建立隶属北京市的滨海特区，其中的工业区可以专门用来吸引北京的转移企业。这种大面积的行政区划调整所带来的问题和地方政府的抵触情绪必然不利于这一区域的合作。其实，北京如果成为这个地区的“老大”，首先要表现出宽容和大度，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北京应该主动和天津、河北协商整个地区的发展。如果北京主动一点，“京津冀”三地的经济发展就会好办得多。
首钢公司已经将一部分钢铁的生产转移到河北迁安和唐山的行动，就已经显露出端倪。但是，若要实现真正的合作，必须进行京津环渤海地区产业链的顶层设计。产业要形成链条，需要顶层设计，产业链条在地区中怎样布局才更加合理？谁是上游，谁是中游，谁是下游，谁更接近市场，谁做源头，必须要进行顶层设计。否则每个城市自己都设计一套，就无法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是产业链在一个更大的区域里面进行顶层设计，使生产力要素进行一个更高层次上的整合和优化。
首都圈的一些有条件地区，也应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有选择地接收退出北京的企业，以建立与京津等发达地区互补的产业结构，大力推动当地的工业化进程。作为一种产业互动，各区域可在共赢的条件下提高资源的共享性，包括积极推进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的共建和共享，促进跨区域性产业部门的共同发展。
北京的交通拥堵必须纳入整体规划中解决。面积广阔的北京因交通不便，常被外地人感叹“居长安大不易”。堵车成为北京挥之不去的痛，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堵车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交通问题，也是城市发展问题的集中反映。实际上，交通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它从属于城市甚至是区域的发展战略规划。吴良镛等发现，首都北京聚集了许多功能，如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交通中心、体育中心、旅游中心等等。但是目前中心城区聚集的功能太多，而且这些功能多聚焦于历史文化精华地区。同一空间中安插多种多样的功能，导致历史风貌不断丧失、交通压力与日俱增、规划绿地不断被占、环境压力日趋严峻。同时，放射道路将大量城市发展引向城市中心，加剧了城市发展的“单中心聚焦”，过于密集的环路建设不断沿线集聚，与原有城市发展连成一片，呈“摊大饼”式无序蔓延。二者不断往复，形成恶性循环。
“水多加面、面多加水，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根本办法是将单中心变成多中心，更合理地采取功能布局。”吴良镛于是提出了京津冀统一发展的战略模式，从生态、交通、管理体制、经济发展等共同协调考虑，互补互助，把小城镇发展成为中等城市。
吴良镛等人就此提出了北京城市空间发展的战略构思：旧城有机疏散，重整历史文化风貌，重塑整体的有机空间秩序；市区建成区整治，增加优美宜人的公共空间，形成焕然一新的现代化城市格局；“新城”建设，疏解中心功能，改变郊区落后现状，郊县村镇根据情况逐步向新城集中；大北京地区整体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挥“地区城市群”的整体效益。如何发展地区城市群、增强区域综合竞争力呢？吴良镛等提出策略：利用“北京湾”历史地理条件，加强京津及渤海湾、中原地区以及蒙古高原、松辽平原的联系；推进京津“城市群”发展，开发河北省三河、秦皇岛一线小城镇以缓解京津中心城压力；建设北京“新七环”城市链，缓解中心大团压力，增强城市综合实力。
吴良镛说，区域整体发展是未来北京建设成为世界城市的一个基本战略。从世界、亚洲、环太平洋、中国等不同层次审视大北京(京、津、冀)的发展，都能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寻求城市地区的整体发展，以群体合力参与国际竞争。
京津冀大城市群的功能定位需明确。河北就在北京的“家门口”，主动出击和北京“切磋”的机会却不多。河北与北京有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却没有真正建立起让双方受益的链接。是什么在妨碍北京与河北的一体化进程？
相比之下，北京、天津是中国的两个直辖市，尤其北京作为首都，更这种天然的差别，是否是导致河北与北京之间存在首都经济和地方经济差别的主要原因？
薛维君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是一针见血，“从客观上看，‘京津冀’这三个区域天然上存在一种不平等的关系，